前緣 鄔達克與上海

瞭解一些上海歷史的人，應該或多或少聽說過“鄔達克”這個名字，雖然上海的建築洋行眾多，萬國建築比比皆是，鄔達克的作品很難說有接近百分之一，但以設計師之名流傳之廣的可能只有他一個了。

而且，更難得的是，他畢生的絕大部分作品又都留在了上海，而其最負盛名的國際飯店大樓，自建成之後一直是上海的重要地標，因此，鄔達克的建築設計生涯與上海這座城市真是濃到化不開的緣分。

鄔達克的簽名照片，陳列於紀念室

（一）匈牙利人都未必知道的鄔達克

筆者曾隨機遇到過兩大撥匈牙利人，他們都不知道鄔達克。

一次在上海，彼時有一群匈牙利發明家來交流訪問，作為接待團一員，我與許多匈牙利本國人以及波匈事件後遷居西歐的匈牙利人聊了會兒天，說起上海的很多建築都是一名匈牙利設計師設計的，雖然我當時不知道鄔達克的名字該如何說，但匈牙利客人惶惑的眼神似乎說明了鄔達克在自己的國家都未必那麼知名。

在丹麥遇見的匈牙利家族

另一次是在丹麥，我在那裡遇到了一家波匈事件後逃到丹麥的匈牙利人，他們的後代已經和西班牙人、丹麥人聯姻，早已歸化了。有一個老爺爺對中國的東西特別感興趣，打開谷歌地球，要我告訴他我住在上海的哪裡，哪一條路，哪一幢樓。我想起可以問問他知不知道鄔達克，他搖搖頭，好在那裡可以上多語言版本的維基百科，當我找到英文版的鄔達克介紹之後，這些匈牙利人並沒有豁然開朗的神情，而是說，“這個人其實是個斯洛伐克人。“

在youtube上有一段鄔達克建築的航拍圖，但下面最多的評論是“鄔達克不是匈牙利（馬扎爾）人。”想起筆者去年看印地500賽車，日本人佐藤琢磨奪冠，在回停車場的路上，無數老美白人作出為我高興的樣子，他們向來是分不清亞洲臉。我心裡卻一直默唸，“老子是中國人.....”

不過似乎鄔達克本人對於國籍毫無在意，只是對故土有所眷戀——據說他的墓地就在他出生的地方，而他二十一歲離開故國參軍打仗，就幾乎再未返回。

（二） 逃跑的胡杰斯

據意大利學者彭切里尼的著作《鄔達克》，這位一戰期間代表奧匈帝國出戰的拉斯洛·胡杰斯上尉，的確有一半斯洛伐克血統，參加的也是捷克軍團，他的家鄉如今也在斯洛伐克境內，但其母親可能是匈牙利人，再加上斯洛伐克直至1992年才重新獨立成為一個國家，也許這是我們中國人一直以來將其稱為匈牙利人的原因。

胡杰斯的軍裝照

1916年，胡杰斯不幸在與沙俄軍隊交戰中被俘，與捷克軍團的戰友們被押到西伯利亞。但沙俄在1917年接連爆發革命，改名蘇俄，列寧為了保存布爾什維克的火種，不得已以一紙《佈列斯特條約》向德奧虛與委蛇，退出了一戰，並準備將俘虜的捷克軍團送回歐洲前線。此時，胡杰斯作出了改變一生，乃至改變上海的一個重要決定，跳車逃跑！

（三）輾轉來到上海

胡杰斯跳下西去的火車，買了本俄國假護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好拼讀的鄔達克（Hudec），偷渡進了中國。通過流亡中國的白俄的幫助，他從哈爾濱經過，一路輾轉，前往當時世界上最為自由的城市——上海。上海的公共租界不僅政治上實現自治，自成一體，軍事上有少量英美軍隊和自衛力量萬國商會的保護，有嚴密的警察體系，理論上不受任何國家控制，是許多無家可歸者的收容所，也是像鄔達克這樣身份可疑者的避難所。

鄔達克登陸上海的日子是1918年12月，也就是說今年是鄔達克來到上海的整整100週年！

（四）從克利洋行的學徒到自立門戶

上海的港口上每天都是熙熙攘攘的，誰也不知道這個人會在何時一夜暴富，更不知道誰會在哪裡一命嗚呼，這就是東洋人眼中的魔都，西洋人眼中的冒險家的樂園。鄔達克沒啥特別的本事，但從小就有建築設計的愛好，還有布達佩斯理工大學（當時還不叫這個名字）的學習經歷壓身，因此很快就找到了在美國人羅蘭·克利（Rowland Curry）手下當建築設計師的工作。

從鄔達克來到上海，到他離開上海去往瑞士小住，一共經歷了三十年時光。他經歷了上海最榮光的黃金十年，見證了他的巔峰之作，國際飯店，也經歷了淞滬抗戰的沉寂，經歷了租界被日本人佔領，又被中國人光復。他一生最好的時光和上海最好的時光恰巧碰在了一起。

美國花旗總會，位於福州路，河南中路路口東南側。是鄔達克在克利洋行時期的作品（天袁地訪攝）

在克利洋行期間，鄔達克設計了一些中規中矩的作品，最有名的當屬武康大樓了。1925年後，鄔達克自立門戶，開了家鄔達克洋行，如今在上海前後共留下了三十多幢（組）建築。

（五）情定哥倫比亞路，以國際飯店揚名

雖然其間起起伏伏，但鄔達克的建築卻大多保留了下來，其中以番(pan)禺路(即哥倫比亞路)一帶、人民廣場一帶最為密集。

鄔達克紀念室入口（天袁地訪攝）

鄔達克在上海最為人所知的住宅（1931-1937）位於哥倫比亞路上，原先他為自己設計了一套文藝復興式，又帶有西班牙風情的莊園別墅，但他後來將其低價轉讓給孫中山的公子孫科。因為時任行政院長孫科幫助其解決了，沐恩堂建造發生的一起地產商業糾紛。而自己則在哥倫比亞路的另一側新造了一套小巧精緻的都鐸式房屋，也就是今天鄔達克紀念室的所在地。屋前的大草坪因為種種原因，變成了學校的操場。洋房入口處也造起了高大的建築將其圍困中間，顯得非常逼仄，頗為遺憾。

鄔達克建築生涯最有名的建築莫過於1934年設計的國際飯店。這幢樓在很長的時間內都被稱為遠東第一高樓。關於鄔達克國際飯店的故事，我們將在下期探訪部分著重論述。

國際飯店正面。國際飯店可以說是鄔達克在上海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天袁地訪攝）

鄔達克建築並沒有一個所謂的統一風格，那是因為早期的鄔達克是忠實的新古典主義建築風格的信徒，以典雅莊重為主，建築也以樸實。但後來，可能是技藝越發嫻熟，加之西方流行元素的流入變得更迅速，因此他的風格以1935年的大光明電影院為一轉折，變得充滿現代主義風格，直至後來的吳同文住宅，也就是綠房子，簡直充滿了時髦的意味。

2014年曾短期對外開放的綠房子（吳同文住宅，鄔達克設計的最具現代感的建築）

，如今只能從城市設計院一側的停車場遠觀了。（天袁地訪攝）

（六）輝煌過後

一切偉大都有落幕時刻，一切輝煌都會歸於平淡。

據鄔達克的女兒回憶，父親鄔達克因為是匈牙利人而飽受在上海佔主流地位的英國設計師的歧視，不過似乎這些歧視鄔達克的英國人卻沒被人記住他們的名字。而正因為鄔達克謹慎小心，以顧客需求為重，並且沒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設計師的傲慢無禮，他在中國的顧客緣非常不錯，正是這樣才讓他在戰前連續不斷的接到訂單，在上海的許多角落留下了他的名字。

位於西藏中路，漢口路，九江路之間的慕爾堂（沐恩堂）也是鄔達克的作品，平安夜參與聖誕彌撒竟然還要排隊

更具反諷意味的是，正因為匈牙利在二戰期間與法西斯軸心國站在一邊，而鄔達克原先擁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國籍因為遭德國吞併自動取消，不得不改持匈牙利護照的鄔達克一家，反倒躲過了被關進同盟國僑民集中營（關於這一些集中營，可點擊查看我們之前的一篇文章：【滬說】天山路上有一座二戰集中營？林肯路集中營探究）的厄運。

鄔達克曾經接受過匈牙利駐上海榮譽領事的職位，以保護在滬匈牙利僑民的利益，雖然時間並不長，但是他頂住匈牙利納粹傀儡當局的壓力，為許多猶太人獲得免遭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匈牙利護照作出了很大的貢獻。

2016年6月中旬的大光明電影院（馬丁攝）

但是，自1938年之後，鄔達克就很少有生意找上門。可他非常熱愛上海，儘管聽說上海已經淪為孤島，在外考察訪問的他還是坐船回到了上海，儘管他在上海的最後歲月幾乎沒有任何作品——因為就像鄔達克的女兒所說，在戰爭中，建築設計師是很難找到工作的。

（七）離開與消逝

1947年，中國的政治形勢已經非常不利於鄔達克繼續留下來。而他原本打算在匈牙利置業，而在此卸甲歸田的願望，也因為匈牙利加入蘇東陣營，土地收歸國有而化為泡影。

他決定離開上海去往歐洲小住，但這幾乎就是訣別。鄔達克最終去了美國，定居在北加州伯克利，在UC Berkeley教書，據說教的還不是建築學，而是基督教哲學，而且他也開始醉心於“神學考古”，熱衷於發現聖彼得的骨灰，似乎已經忘卻了上海，忘記了國際飯店，忘記了那個時代。此時的他除了給新家做一些設計，或者幫著設計教堂之外，沒有任何其他的設計作品了。

晚年鄔達克與夫人，似在美國

1958年，鄔達克罹患嚴重的心肌梗塞，離開人世，其65年短暫人生，從一個奧匈帝國士兵，變成俄國人的戰俘，流亡上海，又因為回家奔喪而成為捷克斯洛伐克人，經歷了再次亡國之痛之餘，又成為匈牙利人，最終死在了美國，不能不說是傳奇一生。

而以他第二生命延續下來的那些上海建築也並沒有一一捱過歲月的侵襲，德國新福音教堂在文革中被毀，卡爾登大戲院（長江劇院）因商業開發被拆，方西馬大樓因延安路高架被拆......這些名字已經在人們的記憶中模糊了，直至最近爆出他在鉅鹿路的一處克利洋行時期的建築作品——萬國儲蓄會22座住宅，在掛上歷史優秀建築的免拆金牌之後，竟然也被私人拆了重建，而恢復原狀的可能性已經微乎其微。

文革中被毀的德國新福音教堂

卡爾登大戲院（長江劇場）也已經被拆除

也許，按照自然規律，鄔達克的痕跡只會越來越少，但如今呼籲保護歷史遺蹟的聲音也越來越有力，更關鍵的是人們的保護歷史，傳承文化意識也越來越強，越來越多的人關注這些優秀歷史建築，多去看看他，拍（照）拍他，說說他，那麼這種意識就會慢慢在社會上推廣出去，而我們公眾號也正是想為這種力量添磚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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