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缘 邬达克与上海
了解一些上海历史的人，应该或多或少听说过“邬达克”这个名字，虽然上海的建筑洋行众多，万国建筑比比皆是，邬达克的作品很难说有接近百分之一，但以设计师之名流传之广的可能只有他一个了。
而且，更难得的是，他毕生的绝大部分作品又都留在了上海，而其最负盛名的国际饭店大楼，自建成之后一直是上海的重要地标，因此，邬达克的建筑设计生涯与上海这座城市真是浓到化不开的缘分。
邬达克的签名照片，陈列于纪念室
（一）匈牙利人都未必知道的邬达克
笔者曾随机遇到过两大拨匈牙利人，他们都不知道邬达克。
一次在上海，彼时有一群匈牙利发明家来交流访问，作为接待团一员，我与许多匈牙利本国人以及波匈事件后迁居西欧的匈牙利人聊了会儿天，说起上海的很多建筑都是一名匈牙利设计师设计的，虽然我当时不知道邬达克的名字该如何说，但匈牙利客人惶惑的眼神似乎说明了邬达克在自己的国家都未必那么知名。
在丹麦遇见的匈牙利家族
另一次是在丹麦，我在那里遇到了一家波匈事件后逃到丹麦的匈牙利人，他们的后代已经和西班牙人、丹麦人联姻，早已归化了。有一个老爷爷对中国的东西特别感兴趣，打开谷歌地球，要我告诉他我住在上海的哪里，哪一条路，哪一幢楼。我想起可以问问他知不知道邬达克，他摇摇头，好在那里可以上多语言版本的维基百科，当我找到英文版的邬达克介绍之后，这些匈牙利人并没有豁然开朗的神情，而是说，“这个人其实是个斯洛伐克人。“
在youtube上有一段邬达克建筑的航拍图，但下面最多的评论是“邬达克不是匈牙利（马扎尔）人。”想起笔者去年看印地500赛车，日本人佐藤琢磨夺冠，在回停车场的路上，无数老美白人作出为我高兴的样子，他们向来是分不清亚洲脸。我心里却一直默念，“老子是中国人.....”
不过似乎邬达克本人对于国籍毫无在意，只是对故土有所眷恋——据说他的墓地就在他出生的地方，而他二十一岁离开故国参军打仗，就几乎再未返回。
（二） 逃跑的胡杰斯
据意大利学者彭切里尼的著作《邬达克》，这位一战期间代表奥匈帝国出战的拉斯洛·胡杰斯上尉，的确有一半斯洛伐克血统，参加的也是捷克军团，他的家乡如今也在斯洛伐克境内，但其母亲可能是匈牙利人，再加上斯洛伐克直至1992年才重新独立成为一个国家，也许这是我们中国人一直以来将其称为匈牙利人的原因。
胡杰斯的军装照
1916年，胡杰斯不幸在与沙俄军队交战中被俘，与捷克军团的战友们被押到西伯利亚。但沙俄在1917年接连爆发革命，改名苏俄，列宁为了保存布尔什维克的火种，不得已以一纸《布列斯特条约》向德奥虚与委蛇，退出了一战，并准备将俘虏的捷克军团送回欧洲前线。此时，胡杰斯作出了改变一生，乃至改变上海的一个重要决定，跳车逃跑！
（三）辗转来到上海
胡杰斯跳下西去的火车，买了本俄国假护照，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好拼读的邬达克（Hudec），偷渡进了中国。通过流亡中国的白俄的帮助，他从哈尔滨经过，一路辗转，前往当时世界上最为自由的城市——上海。上海的公共租界不仅政治上实现自治，自成一体，军事上有少量英美军队和自卫力量万国商会的保护，有严密的警察体系，理论上不受任何国家控制，是许多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也是像邬达克这样身份可疑者的避难所。
邬达克登陆上海的日子是1918年12月，也就是说今年是邬达克来到上海的整整100周年！
（四）从克利洋行的学徒到自立门户
上海的港口上每天都是熙熙攘攘的，谁也不知道这个人会在何时一夜暴富，更不知道谁会在哪里一命呜呼，这就是东洋人眼中的魔都，西洋人眼中的冒险家的乐园。邬达克没啥特别的本事，但从小就有建筑设计的爱好，还有布达佩斯理工大学（当时还不叫这个名字）的学习经历压身，因此很快就找到了在美国人罗兰·克利（Rowland Curry）手下当建筑设计师的工作。
从邬达克来到上海，到他离开上海去往瑞士小住，一共经历了三十年时光。他经历了上海最荣光的黄金十年，见证了他的巅峰之作，国际饭店，也经历了淞沪抗战的沉寂，经历了租界被日本人占领，又被中国人光复。他一生最好的时光和上海最好的时光恰巧碰在了一起。
美国花旗总会，位于福州路，河南中路路口东南侧。是邬达克在克利洋行时期的作品（天袁地访摄）
在克利洋行期间，邬达克设计了一些中规中矩的作品，最有名的当属武康大楼了。1925年后，邬达克自立门户，开了家邬达克洋行，如今在上海前后共留下了三十多幢（组）建筑。
（五）情定哥伦比亚路，以国际饭店扬名
虽然其间起起伏伏，但邬达克的建筑却大多保留了下来，其中以番(pan)禺路(即哥伦比亚路)一带、人民广场一带最为密集。
邬达克纪念室入口（天袁地访摄）
邬达克在上海最为人所知的住宅（1931-1937）位于哥伦比亚路上，原先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文艺复兴式，又带有西班牙风情的庄园别墅，但他后来将其低价转让给孙中山的公子孙科。因为时任行政院长孙科帮助其解决了，沐恩堂建造发生的一起地产商业纠纷。而自己则在哥伦比亚路的另一侧新造了一套小巧精致的都铎式房屋，也就是今天邬达克纪念室的所在地。屋前的大草坪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学校的操场。洋房入口处也造起了高大的建筑将其围困中间，显得非常逼仄，颇为遗憾。
邬达克建筑生涯最有名的建筑莫过于1934年设计的国际饭店。这幢楼在很长的时间内都被称为远东第一高楼。关于邬达克国际饭店的故事，我们将在下期探访部分着重论述。
国际饭店正面。国际饭店可以说是邬达克在上海最有名的一件作品。（天袁地访摄）
邬达克建筑并没有一个所谓的统一风格，那是因为早期的邬达克是忠实的新古典主义建筑风格的信徒，以典雅庄重为主，建筑也以朴实。但后来，可能是技艺越发娴熟，加之西方流行元素的流入变得更迅速，因此他的风格以1935年的大光明电影院为一转折，变得充满现代主义风格，直至后来的吴同文住宅，也就是绿房子，简直充满了时髦的意味。
2014年曾短期对外开放的绿房子（吴同文住宅，邬达克设计的最具现代感的建筑）
，如今只能从城市设计院一侧的停车场远观了。（天袁地访摄）
（六）辉煌过后
一切伟大都有落幕时刻，一切辉煌都会归于平淡。
据邬达克的女儿回忆，父亲邬达克因为是匈牙利人而饱受在上海占主流地位的英国设计师的歧视，不过似乎这些歧视邬达克的英国人却没被人记住他们的名字。而正因为邬达克谨慎小心，以顾客需求为重，并且没有老牌资本主义国家设计师的傲慢无礼，他在中国的顾客缘非常不错，正是这样才让他在战前连续不断的接到订单，在上海的许多角落留下了他的名字。
位于西藏中路，汉口路，九江路之间的慕尔堂（沐恩堂）也是邬达克的作品，平安夜参与圣诞弥撒竟然还要排队
更具反讽意味的是，正因为匈牙利在二战期间与法西斯轴心国站在一边，而邬达克原先拥有的捷克斯洛伐克国籍因为遭德国吞并自动取消，不得不改持匈牙利护照的邬达克一家，反倒躲过了被关进同盟国侨民集中营（关于这一些集中营，可点击查看我们之前的一篇文章：【沪说】天山路上有一座二战集中营？林肯路集中营探究）的厄运。
邬达克曾经接受过匈牙利驻上海荣誉领事的职位，以保护在沪匈牙利侨民的利益，虽然时间并不长，但是他顶住匈牙利纳粹傀儡当局的压力，为许多犹太人获得免遭日本侵略者迫害的匈牙利护照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2016年6月中旬的大光明电影院（马丁摄）
但是，自1938年之后，邬达克就很少有生意找上门。可他非常热爱上海，尽管听说上海已经沦为孤岛，在外考察访问的他还是坐船回到了上海，尽管他在上海的最后岁月几乎没有任何作品——因为就像邬达克的女儿所说，在战争中，建筑设计师是很难找到工作的。
笔者2016年夏天无心拍下的辣斐大戏院（即原长城电影院）近照，同样也是邬达克作品（马丁摄）
（七）离开与消逝
1947年，中国的政治形势已经非常不利于邬达克继续留下来。而他原本打算在匈牙利置业，而在此卸甲归田的愿望，也因为匈牙利加入苏东阵营，土地收归国有而化为泡影。
他决定离开上海去往欧洲小住，但这几乎就是诀别。邬达克最终去了美国，定居在北加州伯克利，在UC Berkeley教书，据说教的还不是建筑学，而是基督教哲学，而且他也开始醉心于“神学考古”，热衷于发现圣彼得的骨灰，似乎已经忘却了上海，忘记了国际饭店，忘记了那个时代。此时的他除了给新家做一些设计，或者帮着设计教堂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设计作品了。
晚年邬达克与夫人，似在美国
1958年，邬达克罹患严重的心肌梗塞，离开人世，其65年短暂人生，从一个奥匈帝国士兵，变成俄国人的战俘，流亡上海，又因为回家奔丧而成为捷克斯洛伐克人，经历了再次亡国之痛之余，又成为匈牙利人，最终死在了美国，不能不说是传奇一生。
而以他第二生命延续下来的那些上海建筑也并没有一一挨过岁月的侵袭，德国新福音教堂在文革中被毁，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院）因商业开发被拆，方西马大楼因延安路高架被拆......这些名字已经在人们的记忆中模糊了，直至最近爆出他在巨鹿路的一处克利洋行时期的建筑作品——万国储蓄会22座住宅，在挂上历史优秀建筑的免拆金牌之后，竟然也被私人拆了重建，而恢复原状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
文革中被毁的德国新福音教堂
卡尔登大戏院（长江剧场）也已经被拆除
也许，按照自然规律，邬达克的痕迹只会越来越少，但如今呼吁保护历史遗迹的声音也越来越有力，更关键的是人们的保护历史，传承文化意识也越来越强，越来越多的人关注这些优秀历史建筑，多去看看他，拍（照）拍他，说说他，那么这种意识就会慢慢在社会上推广出去，而我们公众号也正是想为这种力量添砖加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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