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是個俗人，一個女人而已，真不該鬧什麼事業的。人間事對我來說就像魚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事業是可笑的。我是個好人，應該有好報才對。【謝燁致母親的信】
黑夜給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卻用它尋找光明。
這句話是我才華橫溢的先生寫的。我寫不出這麼美的詩，可我愛好文學，我更愛我的先生。
那年夏天，我們在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一見鍾情，歷經幾年異地戀，我不顧母親的反對嫁給了他。
他說我就像是他的空氣和大地，他離不開我，我是他的妻子，母親，翻譯，保姆......
他是一個任性的孩子，任性地活在他的世界裡，我給予了他我的一切，也容納了他的一切。
我跟著他，來到荒蕪的激流島過著刀耕火種的生活，我容忍他，隱忍著他對情人英兒的一往情深。
可我畢竟不是阿克琉斯，我的腳沒有在冥河中浸過，我還是成不了那個在希臘神話裡不會受傷的英雄。
日復一日，我對他的愛都變成了那把鋒利的斧頭。
他在詩中寫過，那個愛她的人正在砍一棵楊樹，我們邊上沒有楊樹，他用這把鋒利的斧頭砍向了我。
很多人說，我的不幸是從童年就開始的。
1958年，全國上下鼓吹大躍進，我出生於北京。
1966年，全國又進入文化大革命的災難時期，父親成了批鬥的對象。受文革的牽連，父母離異。
瘦弱的母親想要保護我們，她要了我和弟弟兩個人，給我們改名隨她姓，我從張紅成了謝燁。
她是部隊的衛生部門的一個衛生員，領著薄薄的薪水，獨自一人承擔了家庭的所有苦難。
母親沒有再嫁，我們一家三口相依為命，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和弟弟都好好活著。
多年後，我遇見了顧城，這些都成了泡沫......
13歲那年，因為母親工作的調動，我們去了上海。
母親含辛茹苦，我是她眼中乖巧，善解人意的孩子。
讀書時的我成績優異，是班幹部，會寫漂亮的文字。
畢業後，我一邊在一家無線電廠做統計員，一邊在徐彙區業餘大學上夜校。
母親望著我的眼神滿滿都是欣慰。
我想我的一生也應是平和安穩的吧，一如我後來給朋友文昕說的那樣，要是沒有顧城，我的人生將是：
傻乎乎地念書、掙錢、長級、嫁現實條件好的男人。
可是1979年的7月，在一輛上海開往北京的火車上，我們偏偏相遇了，還一見鍾情。
很多人說，這場相遇是我劫難的開始。
1979年7月的一天，上海開往火車的火車上。
我遇見了你，一個自幼寧願一個人看螞蟻和魚兒，也不愛湊熱鬧的朦朧派詩人。
彼時，別人坐了我的位置，我還是安靜地站著，沒有言語。我自幼不爭不搶，總想著每個人都要過好。
你和很多人說話，你拿出筆畫很多人，卻沒有我。
後來，你在給我的信裡說，我亮得耀眼，使你的目光無法停留。你想像迴避一個空間、一片清涼的樹一樣避開我。
宿命是場劫難，卻也無法避免。
那個午夜，其他人都已入睡，我們卻開始了談話。
不愛說話的你卻用北京話和我聊了很多，你給我念詩，給我說你小時候的趣事。
你在信裡對我們的初遇描述得很美，你說我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夢幻的魚群。
早晨，明晃晃的太陽昇起，火車到站，可是我們的緣分卻沒有消散，你掏出紙片寫了地址，塞給了我。
你是世人眼裡不合群的人，可是火車初遇，
你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裡，無法抹去。
分開沒幾天，我便拿著小紙條，沿著長長的白楊樹的道路，走到了你的家門口。
睡眼惺忪的你見到我滿眼放光，你我交談甚歡。臨別時，我給你留了我的地址，告訴我離開北京的時間。
離開時，你來送我，我們安靜地走著，我們都知道這是開始而不是告別。
可我還是忍不住問了句你要不要給我寫信，你用手比了比，說要給寫很多很多的信。
我回到了上海，你的信一封又一封跟到了上海。
我們頻繁通信，訴說著相思之苦。
看你的詩，和收你的信成了我最大的樂趣，你的一封封信讓我看到了我們的未來。
可我們的戀情卻沒有得到我家人的認可，我的母親第一個反對，她覺得詩人是活在童話裡，不在生活裡。
聽聞母親的反對後，你很著急，乾脆來了上海。
你到了上海，在離我家很近的武夷路買下一套房子。
你形影不離地跟著我，不僅去學校接我放學，甚至還弄了一個大木箱子睡在我家門口。
我被你的痴情感動得垂淚，可母親卻還是反對，認為你偏執，精神有問題。
這一次，我不再是母親眼裡那個乖巧的孩子了，我沒有和他分開，給家人一次次說著他的好。
機會來了，1983年，顧城受邀去上海師範大學演講。
我帶著母親和弟弟去了現場，那場演講會感染了母親，她同意了我們的婚事。
同年，我們舉行了婚禮，我辭職跟著你去了北京。
他的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極差，
母親反對婚後的我放棄學業，她的唸叨換來的是顧城的勃然大怒，甚至將一碗麵條扣在母親的頭上。
事後，他給我連連道歉，說只想和我不再分離。我從小是個隱忍的孩子，對外人如此，何況是我的先生。
我選擇和他在一起，就選擇接納和容忍他。
我成了他的影子，我們也過上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我以為我們會一直這樣牽手走下去，
可是一個女人的出現，撕裂了我們的小幸福。
1986年的昌平詩會上，朦朧詩被批，有個老批評家甚至公開批評顧城。
先生就是我的神，不善與人爭吵的我也變得怒不可遏，我哭著罵了這個批評家。
那天，還有一個女孩為顧城辯護，就是李英。
我們成了朋友，我給她說著先生的習性和諸多的美好。可是我沒有想到的是，有著情人的她後來愛上了先生，還對他投其所好。
1987年顧城應邀出訪歐洲，我陪著他在法國，瑞典，英國等國家講學。
1988年顧城被聘為奧克蘭大學語言文學系研究員，我們定居新西蘭。
他的自理能力還是為零，我學了英語和駕駛，
充當了他愛人，保姆，翻譯和司機的角色。
先生寫著純真迷離的詩歌，大學的生活讓他厭倦，他如彼得潘一樣嚮往著屬於自己的永無島。
他的每一個決定，我都選擇支持。
他從大學辭職，我們搬到了新西蘭激流島居住。
謝燁，顧城，李英
我多麼希望，有一個門口。早晨，陽光照在草上。我們站著，扶著自己的門窗，門很低，但太陽是明亮的。草在結它的種子，風在搖它的葉子，我們站著，不說話，就十分美好。 【顧城】
這是一個荒蕪的小島，卻遠離塵世喧囂，
我們在島上修了房子，養雞養鴨，
終於過上了顧城想要的自給自足的生活。
我們有了兒子木耳，可先生不喜歡他，覺得影響了他的創作，我只得忍痛將孩子送給當地的酋長家寄養。
我們還和國內的李英有書信往來，她透露著也有想出國的想法。她的情人劉湛秋第一個支持她來我們這裡，覺得先生穩重可靠。
我著手促成了這件事，李英來到了激流島，卻也主動靠近先生，和他走在了一起。
我再一次選擇順從，我容忍了先生對李英的愛。
我給母親寫到：
我是真心想讓人都快活的，我從來讓人愉快。
我毫無怨言，給他們洗衣做飯，
我們在小島上開啟了三人其樂融融的生活。
我們的三人怪異的生活最終以李英的出走而結束。
1992年，受德國DAAD學術交流基金會邀請，我陪先生去柏林進行藝術創作。
我們走後，李英跟著一個澳大利亞的氣功師走了。
顧城知道後，砸了電腦大喊大叫說不想活了，
被嚇壞的鄰居報警叫來了警察，我卻拒絕了在送先生去精神病院的申請書上簽字。
李英傳話過來，說先生的死活與她無關。
先生頓時陷入絕望，他一直視英兒為能和自己身心合一的人，卻遭到了拋棄。
我安慰他，跟著他大罵英兒的無情無義。
他在我的建議下，開始寫自傳體《英兒》，我加進去了很多筆墨，可還是沒有改變書中英兒的美好形象。
我以為寫出來的會是一本懺悔錄，
可是書中處處流露的都是對英兒的無比眷念。
這本書徹底撕碎了我的最後一絲幻想，
我沒有想到，他對這段感情投入會這麼深。
先生說，李英的離去真像一把鋒利的鐵鏟鏟了他，他很痛，痛得就像手術後，被拿走了心。
他很痛，卻沒人問我是不是痛。
只是我不像在過日子，而是在過小說或者過戲劇。人如果老是在演戲，還能不累嗎？跌宕起伏、激動人心，二、三個小時行了，二、三個星期或者二、三個月還不把人折騰死嗎？ 【謝燁致母親的信】
先生說要和我牽手餘生，卻又更加喜怒無常。
我在絕望中認識了大魚，一個在德國從本科讀到博士的中國人，他勸我離開顧城，和他開始全新的生活。
我笑著說好，卻始終不願意在離婚書上簽字。
我一直愛笑，貌是一個沒心沒肺人。
沒有人知道我這一生過得有多苦，
我忽然有了錯覺，覺得自己的一生都在演戲。
可我卻入戲太深太深，也演了太久太久了。
我跟著先生遠離故土，來到偏遠的激流島，
可是我沒有等來童話般的結局。
我給了他全身心的愛，卻變成了一把鋒利的斧頭。
1993年10月8日，一臉頹廢的他提著這把鋒利的斧頭唸叨著要一起赴死走向了我。
我最後一次笑了笑，沒有任何躲閃，
人生如戲，我太累太累了，再也不想演戲了，
合上雙眼，這個世界就與我徹底無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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