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是个俗人，一个女人而已，真不该闹什么事业的。人间事对我来说就像鱼和熊掌，不可兼得。如果要木耳，事业是可笑的。我是个好人，应该有好报才对。【谢烨致母亲的信】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这句话是我才华横溢的先生写的。我写不出这么美的诗，可我爱好文学，我更爱我的先生。
那年夏天，我们在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一见钟情，历经几年异地恋，我不顾母亲的反对嫁给了他。
他说我就像是他的空气和大地，他离不开我，我是他的妻子，母亲，翻译，保姆......
他是一个任性的孩子，任性地活在他的世界里，我给予了他我的一切，也容纳了他的一切。
我跟着他，来到荒芜的激流岛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我容忍他，隐忍着他对情人英儿的一往情深。
可我毕竟不是阿克琉斯，我的脚没有在冥河中浸过，我还是成不了那个在希腊神话里不会受伤的英雄。
日复一日，我对他的爱都变成了那把锋利的斧头。
他在诗中写过，那个爱她的人正在砍一棵杨树，我们边上没有杨树，他用这把锋利的斧头砍向了我。
很多人说，我的不幸是从童年就开始的。
1958年，全国上下鼓吹大跃进，我出生于北京。
1966年，全国又进入文化大革命的灾难时期，父亲成了批斗的对象。受文革的牵连，父母离异。
瘦弱的母亲想要保护我们，她要了我和弟弟两个人，给我们改名随她姓，我从张红成了谢烨。
她是部队的卫生部门的一个卫生员，领着薄薄的薪水，独自一人承担了家庭的所有苦难。
母亲没有再嫁，我们一家三口相依为命，她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和弟弟都好好活着。
多年后，我遇见了顾城，这些都成了泡沫......
13岁那年，因为母亲工作的调动，我们去了上海。
母亲含辛茹苦，我是她眼中乖巧，善解人意的孩子。
读书时的我成绩优异，是班干部，会写漂亮的文字。
毕业后，我一边在一家无线电厂做统计员，一边在徐汇区业余大学上夜校。
母亲望着我的眼神满满都是欣慰。
我想我的一生也应是平和安稳的吧，一如我后来给朋友文昕说的那样，要是没有顾城，我的人生将是：
傻乎乎地念书、挣钱、长级、嫁现实条件好的男人。
可是1979年的7月，在一辆上海开往北京的火车上，我们偏偏相遇了，还一见钟情。
很多人说，这场相遇是我劫难的开始。
1979年7月的一天，上海开往火车的火车上。
我遇见了你，一个自幼宁愿一个人看蚂蚁和鱼儿，也不爱凑热闹的朦胧派诗人。
彼时，别人坐了我的位置，我还是安静地站着，没有言语。我自幼不争不抢，总想着每个人都要过好。
你和很多人说话，你拿出笔画很多人，却没有我。
后来，你在给我的信里说，我亮得耀眼，使你的目光无法停留。你想像回避一个空间、一片清凉的树一样避开我。
宿命是场劫难，却也无法避免。
那个午夜，其他人都已入睡，我们却开始了谈话。
不爱说话的你却用北京话和我聊了很多，你给我念诗，给我说你小时候的趣事。
你在信里对我们的初遇描述得很美，你说我眼睛又大又美，深深的像是梦幻的鱼群。
早晨，明晃晃的太阳升起，火车到站，可是我们的缘分却没有消散，你掏出纸片写了地址，塞给了我。
你是世人眼里不合群的人，可是火车初遇，
你就深深地印在了我的心里，无法抹去。
分开没几天，我便拿着小纸条，沿着长长的白杨树的道路，走到了你的家门口。
睡眼惺忪的你见到我满眼放光，你我交谈甚欢。临别时，我给你留了我的地址，告诉我离开北京的时间。
离开时，你来送我，我们安静地走着，我们都知道这是开始而不是告别。
可我还是忍不住问了句你要不要给我写信，你用手比了比，说要给写很多很多的信。
我回到了上海，你的信一封又一封跟到了上海。
我们频繁通信，诉说着相思之苦。
看你的诗，和收你的信成了我最大的乐趣，你的一封封信让我看到了我们的未来。
可我们的恋情却没有得到我家人的认可，我的母亲第一个反对，她觉得诗人是活在童话里，不在生活里。
听闻母亲的反对后，你很着急，干脆来了上海。
你到了上海，在离我家很近的武夷路买下一套房子。
你形影不离地跟着我，不仅去学校接我放学，甚至还弄了一个大木箱子睡在我家门口。
我被你的痴情感动得垂泪，可母亲却还是反对，认为你偏执，精神有问题。
这一次，我不再是母亲眼里那个乖巧的孩子了，我没有和他分开，给家人一次次说着他的好。
机会来了，1983年，顾城受邀去上海师范大学演讲。
我带着母亲和弟弟去了现场，那场演讲会感染了母亲，她同意了我们的婚事。
同年，我们举行了婚礼，我辞职跟着你去了北京。
他的自理能力和自控能力都极差，
母亲反对婚后的我放弃学业，她的念叨换来的是顾城的勃然大怒，甚至将一碗面条扣在母亲的头上。
事后，他给我连连道歉，说只想和我不再分离。我从小是个隐忍的孩子，对外人如此，何况是我的先生。
我选择和他在一起，就选择接纳和容忍他。
我成了他的影子，我们也过上了一段甜蜜的日子。
我以为我们会一直这样牵手走下去，
可是一个女人的出现，撕裂了我们的小幸福。
1986年的昌平诗会上，朦胧诗被批，有个老批评家甚至公开批评顾城。
先生就是我的神，不善与人争吵的我也变得怒不可遏，我哭着骂了这个批评家。
那天，还有一个女孩为顾城辩护，就是李英。
我们成了朋友，我给她说着先生的习性和诸多的美好。可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有着情人的她后来爱上了先生，还对他投其所好。
1987年顾城应邀出访欧洲，我陪着他在法国，瑞典，英国等国家讲学。
1988年顾城被聘为奥克兰大学语言文学系研究员，我们定居新西兰。
他的自理能力还是为零，我学了英语和驾驶，
充当了他爱人，保姆，翻译和司机的角色。
先生写着纯真迷离的诗歌，大学的生活让他厌倦，他如彼得潘一样向往着属于自己的永无岛。
他的每一个决定，我都选择支持。
他从大学辞职，我们搬到了新西兰激流岛居住。
谢烨，顾城，李英
我多么希望，有一个门口。早晨，阳光照在草上。我们站着，扶着自己的门窗，门很低，但太阳是明亮的。草在结它的种子，风在摇它的叶子，我们站着，不说话，就十分美好。 【顾城】
这是一个荒芜的小岛，却远离尘世喧嚣，
我们在岛上修了房子，养鸡养鸭，
终于过上了顾城想要的自给自足的生活。
我们有了儿子木耳，可先生不喜欢他，觉得影响了他的创作，我只得忍痛将孩子送给当地的酋长家寄养。
我们还和国内的李英有书信往来，她透露着也有想出国的想法。她的情人刘湛秋第一个支持她来我们这里，觉得先生稳重可靠。
我着手促成了这件事，李英来到了激流岛，却也主动靠近先生，和他走在了一起。
我再一次选择顺从，我容忍了先生对李英的爱。
我给母亲写到：
我是真心想让人都快活的，我从来让人愉快。
我毫无怨言，给他们洗衣做饭，
我们在小岛上开启了三人其乐融融的生活。
我们的三人怪异的生活最终以李英的出走而结束。
1992年，受德国DAAD学术交流基金会邀请，我陪先生去柏林进行艺术创作。
我们走后，李英跟着一个澳大利亚的气功师走了。
顾城知道后，砸了电脑大喊大叫说不想活了，
被吓坏的邻居报警叫来了警察，我却拒绝了在送先生去精神病院的申请书上签字。
李英传话过来，说先生的死活与她无关。
先生顿时陷入绝望，他一直视英儿为能和自己身心合一的人，却遭到了抛弃。
我安慰他，跟着他大骂英儿的无情无义。
他在我的建议下，开始写自传体《英儿》，我加进去了很多笔墨，可还是没有改变书中英儿的美好形象。
我以为写出来的会是一本忏悔录，
可是书中处处流露的都是对英儿的无比眷念。
这本书彻底撕碎了我的最后一丝幻想，
我没有想到，他对这段感情投入会这么深。
先生说，李英的离去真像一把锋利的铁铲铲了他，他很痛，痛得就像手术后，被拿走了心。
他很痛，却没人问我是不是痛。
只是我不像在过日子，而是在过小说或者过戏剧。人如果老是在演戏，还能不累吗？跌宕起伏、激动人心，二、三个小时行了，二、三个星期或者二、三个月还不把人折腾死吗？ 【谢烨致母亲的信】
先生说要和我牵手余生，却又更加喜怒无常。
我在绝望中认识了大鱼，一个在德国从本科读到博士的中国人，他劝我离开顾城，和他开始全新的生活。
我笑着说好，却始终不愿意在离婚书上签字。
我一直爱笑，貌是一个没心没肺人。
没有人知道我这一生过得有多苦，
我忽然有了错觉，觉得自己的一生都在演戏。
可我却入戏太深太深，也演了太久太久了。
我跟着先生远离故土，来到偏远的激流岛，
可是我没有等来童话般的结局。
我给了他全身心的爱，却变成了一把锋利的斧头。
1993年10月8日，一脸颓废的他提着这把锋利的斧头念叨着要一起赴死走向了我。
我最后一次笑了笑，没有任何躲闪，
人生如戏，我太累太累了，再也不想演戏了，
合上双眼，这个世界就与我彻底无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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