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權”與“推責”：村莊和上級的博弈
對於村級組織來說，每一級政府都是自己的“上級”，這就意味著每一級政府重視的問題，每一個政府職能部門下發的文件，村莊都要去落實，而現實中除了一些“務虛的學習文件外”，幾乎“每一份文件都對應著一項工作”。村支書和村主任每月能拿到兩千的津貼，其他村幹部每月一千三，但村幹部們的工作時間可不是“法定工作日的八小時工作制”，而是隨時隨地隨刻待命的狀態。村級組織自身並沒有什麼強制權力，手中能分配的資源要麼“戴了帽”不能動態調整，要麼少得可憐，但是出了問題卻有許多的“通報批評”和“一票否決”。所以村支書們才會發出“錢少事多，權小責大”的抱怨。
而如果上級下文，尤其是下發賦予基層部分強制執行權力的文件後，基層幹部事實上得到了上級政府的“賦權”，而如果此項政策出了問題，出了問題，主責也是出臺政策措施的主體，追究下來，基層幹部只是依法依規執行政策而已。這就形成了既“賦權”又“推責”的最有利於村級組織的局面 。比如據我們得到的某村2017年收到的鎮政府下發的《某鎮關於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文件，其中就提到“對於查處的村莊野外用火案件，每起罰款300元……罰沒金額50%返村作為工作經費”。該村還收到一份《某鎮關於“空心房”整治行動》的文件，文件中對包括該村在內的5個村直接點名並寫明“集中力量進行強拆”。這些文件不但直接賦予了村級組織罰款等強制性權力，還以返還工作經費的方式進行獎勵，可謂既“賦權”給村又把責任攬到了鎮政府身上。村級組織當然歡迎。
這也反映出村級組織在接收和執行文件時，自身作為一個利益主體，與上級政府其實存在著博弈關係。所以有些文件村級組織既歡迎，也會不折不扣執行，比如罰款（尤其是罰款後還有獎勵返還的），比如“強制執行”的字眼；而有些既要出力又沒有配套經費的文件則會陽奉陰違，開會念一下就算“過了”，比如成立紅白理事會，抓移風易俗；還有些文件則是執行其中的一部分，“忽視”另一部分，比如讓村級組織自行完成小額項目的招投標，村級組織歡迎的是賦予村級組織“招投標”權力，但是執行的時候，其他條條框框的限制往往被漠視，而更喜歡用“特事特辦”這一條自主完成招投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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