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权”与“推责”：村庄和上级的博弈
对于村级组织来说，每一级政府都是自己的“上级”，这就意味着每一级政府重视的问题，每一个政府职能部门下发的文件，村庄都要去落实，而现实中除了一些“务虚的学习文件外”，几乎“每一份文件都对应着一项工作”。村支书和村主任每月能拿到两千的津贴，其他村干部每月一千三，但村干部们的工作时间可不是“法定工作日的八小时工作制”，而是随时随地随刻待命的状态。村级组织自身并没有什么强制权力，手中能分配的资源要么“戴了帽”不能动态调整，要么少得可怜，但是出了问题却有许多的“通报批评”和“一票否决”。所以村支书们才会发出“钱少事多，权小责大”的抱怨。
而如果上级下文，尤其是下发赋予基层部分强制执行权力的文件后，基层干部事实上得到了上级政府的“赋权”，而如果此项政策出了问题，出了问题，主责也是出台政策措施的主体，追究下来，基层干部只是依法依规执行政策而已。这就形成了既“赋权”又“推责”的最有利于村级组织的局面 。比如据我们得到的某村2017年收到的镇政府下发的《某镇关于做好森林防火工作》的文件，其中就提到“对于查处的村庄野外用火案件，每起罚款300元……罚没金额50%返村作为工作经费”。该村还收到一份《某镇关于“空心房”整治行动》的文件，文件中对包括该村在内的5个村直接点名并写明“集中力量进行强拆”。这些文件不但直接赋予了村级组织罚款等强制性权力，还以返还工作经费的方式进行奖励，可谓既“赋权”给村又把责任揽到了镇政府身上。村级组织当然欢迎。
这也反映出村级组织在接收和执行文件时，自身作为一个利益主体，与上级政府其实存在着博弈关系。所以有些文件村级组织既欢迎，也会不折不扣执行，比如罚款（尤其是罚款后还有奖励返还的），比如“强制执行”的字眼；而有些既要出力又没有配套经费的文件则会阳奉阴违，开会念一下就算“过了”，比如成立红白理事会，抓移风易俗；还有些文件则是执行其中的一部分，“忽视”另一部分，比如让村级组织自行完成小额项目的招投标，村级组织欢迎的是赋予村级组织“招投标”权力，但是执行的时候，其他条条框框的限制往往被漠视，而更喜欢用“特事特办”这一条自主完成招投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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