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摄影在中国 封面
撰文：周仰
艺术史学家巫鸿教授新近出版的《聚焦：摄影在中国》一书以个案研究的方式梳理了摄影自19世纪传入中国之后的历程，较之惯常的通史类论述，这本书的切入点细微，读起来也更为有趣。分为三个部分的10个章节既包括最初（即清末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和中国人的拍摄与观看，也有对当代中国摄影师的探讨，其中，第二部分“重访多元视觉传统”的《寻觅仙山：中国山水摄影的美学和源流》一篇是最吸引我的文章，因为我近期的个人创作以江南古典园林为研究对象，某种程度上也触及了山水和风景摄影的脉络。
《寻觅仙山》讨论了相隔半个多世纪的两位著名中国风景摄影家：生于1892年的郎静山和生于1945年的汪芜生，他们两位都以安徽黄山为重要的拍摄对象。无论是郎静山将中国绘画的原理运用于“集锦摄影”的实验之举，还是汪芜生“以富有感情色彩的黄山形象引出当代与传统的新一轮对话”［1］，这些黑白影像中的“画意”虽美，但以当代眼光来看，难免觉得有些过时。因此，为了让人们真正地理解这些影像，巫鸿教授采用了了摄影史研究中不太常见的方式——“跨越往昔与现在的常规边界，从遥远的古代开始，去发掘以山景为对象这一中国摄影主要门类的渊源和逻辑”。［2］具体来说，巫鸿教授在这里花了两个小节——“创造仙山”和“图绘仙山”——来探寻了千年以来中国艺术对于“仙山”形象的寻求和创造。
郎静山，《古阁重峦》，1936年，银盐照片
汪芜生，《黄山·W37》，1991年，银盐照片
自汉代开始，“仙山”被想象为隐藏了长生不老的秘密，而长生不老正是古往今来人类的终极渴望。早期的“仙山”是在东海和昆仑，而公元747年，安徽省东南的无名山脉得名“黄山”，为了纪念传说中曾在此修炼长生不老药得黄帝，之后，无论是在其上修建佛寺道观，还是文人的归隐或闲游登临，实际上都将黄山当作一种“人间仙境”。在巫鸿的论述中，17世纪的弘仁、石涛和梅清是三位最著名的黄山画家，也是“黄山艺术”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巅峰，之后一直到19世纪摄影术传入中国，对作为“仙境”的黄山的艺术表现才又有了新发展。
在“创造仙山”一节中，巫鸿写道，“仙境只能够在想象中存在，一旦被找到则魅力顿失。”［3］而在当代，摄影则常常作为一种祛魅的工具。理论上，作为“仙境”的黄山和摄影，这两者本该格格不入，但有意思的是，在郎静山和汪芜生的实践中，照相机恰恰成为塑造黄山仙家气韵的媒介。另外，尽管现在我们都知道了通过暗房或者数字技术操控影像的方法，但摄影那一息尚存的与真实性的连接依然可以为黄山“仙境”注入可信度——即便是郎静山利用多张底片合成而得的虚构创作，依然有着照片的物理形态，因此在仔细检视之前，我们或许直觉地期望相信那一片空灵。
石涛，《黄山册》第3幅，17世纪晚期，纸本水墨，故宫博物院藏
郎静山，《春树奇峰》，1934年，银盐照片
汪芜生，《黄山·N039》，2004年，银盐照片
汪芜生，《黄山·W16》，1984年，银盐照片
巫鸿在论述中并未表现出更倾向于两位摄影家中的哪一位，但我个人则更赞同汪芜生的主张，即“虽然好的摄影作品必须表现摄影家的印象和个性，但决不应该违背摄影术作为即时记录工具的特性”。［4］拒绝照片拼贴与合成，这种对摄影“独立性”的坚守或许显得过时，但在“寻觅仙山”的问题上却是恰当的。如果说从秦汉帝王派遣方士和军队寻找蓬莱和昆仑，到明代文人用笔墨在纸上绘制仙山，这一过程将“寻觅”转化成了“创造”，那么从郎静山的集锦摄影到汪芜生对黄山20多年的拍摄，“创造”终于回归了“寻觅”，而那座不可能被找到的仙山，终于在汪芜生的黑白影像中真切地现身了。
注释：
［1］《聚焦：摄影在中国》，巫鸿著（中国民族摄影出版社，2017.8），第236页
［2］同上，第212页
［3］同上，第213页
［4］同上，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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