聚焦：攝影在中國 封面
撰文：周仰
藝術史學家巫鴻教授新近出版的《聚焦：攝影在中國》一書以個案研究的方式梳理了攝影自19世紀傳入中國之後的歷程，較之慣常的通史類論述，這本書的切入點細微，讀起來也更為有趣。分為三個部分的10個章節既包括最初（即清末時期）西方人對中國和中國人的拍攝與觀看，也有對當代中國攝影師的探討，其中，第二部分“重訪多元視覺傳統”的《尋覓仙山：中國山水攝影的美學和源流》一篇是最吸引我的文章，因為我近期的個人創作以江南古典園林為研究對象，某種程度上也觸及了山水和風景攝影的脈絡。
《尋覓仙山》討論了相隔半個多世紀的兩位著名中國風景攝影家：生於1892年的郎靜山和生於1945年的汪蕪生，他們兩位都以安徽黃山為重要的拍攝對象。無論是郎靜山將中國繪畫的原理運用於“集錦攝影”的實驗之舉，還是汪蕪生“以富有感情色彩的黃山形象引出當代與傳統的新一輪對話”［1］，這些黑白影像中的“畫意”雖美，但以當代眼光來看，難免覺得有些過時。因此，為了讓人們真正地理解這些影像，巫鴻教授採用了了攝影史研究中不太常見的方式——“跨越往昔與現在的常規邊界，從遙遠的古代開始，去發掘以山景為對象這一中國攝影主要門類的淵源和邏輯”。［2］具體來說，巫鴻教授在這裡花了兩個小節——“創造仙山”和“圖繪仙山”——來探尋了千年以來中國藝術對於“仙山”形象的尋求和創造。
郎靜山，《古閣重巒》，1936年，銀鹽照片
汪蕪生，《黃山·W37》，1991年，銀鹽照片
自漢代開始，“仙山”被想象為隱藏了長生不老的秘密，而長生不老正是古往今來人類的終極渴望。早期的“仙山”是在東海和崑崙，而公元747年，安徽省東南的無名山脈得名“黃山”，為了紀念傳說中曾在此修煉長生不老藥得黃帝，之後，無論是在其上修建佛寺道觀，還是文人的歸隱或閒遊登臨，實際上都將黃山當作一種“人間仙境”。在巫鴻的論述中，17世紀的弘仁、石濤和梅清是三位最著名的黃山畫家，也是“黃山藝術”想像力和創造力的巔峰，之後一直到19世紀攝影術傳入中國，對作為“仙境”的黃山的藝術表現才又有了新發展。
在“創造仙山”一節中，巫鴻寫道，“仙境只能夠在想象中存在，一旦被找到則魅力頓失。”［3］而在當代，攝影則常常作為一種祛魅的工具。理論上，作為“仙境”的黃山和攝影，這兩者本該格格不入，但有意思的是，在郎靜山和汪蕪生的實踐中，照相機恰恰成為塑造黃山仙家氣韻的媒介。另外，儘管現在我們都知道了通過暗房或者數字技術操控影像的方法，但攝影那一息尚存的與真實性的連接依然可以為黃山“仙境”注入可信度——即便是郎靜山利用多張底片合成而得的虛構創作，依然有著照片的物理形態，因此在仔細檢視之前，我們或許直覺地期望相信那一片空靈。
石濤，《黃山冊》第3幅，17世紀晚期，紙本水墨，故宮博物院藏
郎靜山，《春樹奇峰》，1934年，銀鹽照片
汪蕪生，《黃山·N039》，2004年，銀鹽照片
汪蕪生，《黃山·W16》，1984年，銀鹽照片
巫鴻在論述中並未表現出更傾向於兩位攝影家中的哪一位，但我個人則更贊同汪蕪生的主張，即“雖然好的攝影作品必須表現攝影家的印象和個性，但決不應該違背攝影術作為即時記錄工具的特性”。［4］拒絕照片拼貼與合成，這種對攝影“獨立性”的堅守或許顯得過時，但在“尋覓仙山”的問題上卻是恰當的。如果說從秦漢帝王派遣方士和軍隊尋找蓬萊和崑崙，到明代文人用筆墨在紙上繪製仙山，這一過程將“尋覓”轉化成了“創造”，那麼從郎靜山的集錦攝影到汪蕪生對黃山20多年的拍攝，“創造”終於迴歸了“尋覓”，而那座不可能被找到的仙山，終於在汪蕪生的黑白影像中真切地現身了。
註釋：
［1］《聚焦：攝影在中國》，巫鴻著（中國民族攝影出版社，2017.8），第236頁
［2］同上，第212頁
［3］同上，第213頁
［4］同上，第238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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