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歲，家長們為我選擇外地一所糧食學校。姐姐把她的舊衣服裝滿了一箱給我，興高采烈地告訴我，老媽再給她買新的。暑假回來，媽媽給我一件嶄新的牛仔外套，這是我第一次收到媽媽的禮物，心情不言而喻。我姐一句話就將我從雲端拽了下來：“咱媽給我買的，我不喜歡。”我沒說話，只是收斂了臉上的笑容，晚上躲在被窩裡捂著嘴巴偷偷哭了一場。
18歲，我畢業去了湖南一家企業做出納，工作忙碌是其次，心理壓力巨大。國家財務制度規定農副產品收購採用現金，我每天手中出入的現金流少則上百萬，多的時候八九百萬都是有的，保險櫃比我還高，我睡覺都抱著鑰匙。後來，合同到期，我聽從安排回了家。本來說好的工作突然泡湯，我整個夏天呆在家。
爸爸嫌我笨，說“人才市場那麼大，自己怎麼不去找工作”。
我很惶恐，以最快速度去找了工作。
但是，每天下班以後，晚飯上桌，爸媽的數落也開始砸下來。
“你跟你姐不能比，不在一個起跑線，一個是天一個是地。”
嗯，於是，我追尋姐姐的足跡，每天見縫插針地學習，參見對口高職考試去了山東大學。姐姐學醫，工作的時候通過姑父去了一家不錯的醫院。我畢業的時候剛好趕上擴招第一波兒人畢業，自己應聘去了一家合資企業。但是，問題永遠不斷，姐姐工作穩定，我的工作太動盪;姐姐收入高，我收入太低;姐姐機靈善談，我蠢笨木訥……我追來追去，最後發現，我永遠趕不上，永遠都是缺點不斷。
如今回頭去看那一段時間的我，那些場景，那時的心情，那種受到一眾親戚長輩照顧的自卑，在他們的說教和指揮裡小心翼翼企圖得到誇獎得到認可的焦慮，不管我怎麼做，做什麼，總感覺背後都存在著一種被打擊的疼痛感，我至今也忘不掉。我承認，在那段時間裡，我用力過度，我害怕失去僅有的全部的珍而重之的東西。
2013年9月，媽媽體檢查出甲狀腺異樣。一週之後，姐姐打電話過來，媽媽的穿刺結果確診為惡性。
手術中取樣化驗的結果確診為乳頭狀甲狀腺癌，醫生為媽媽做了甲狀腺切除並清掃了疑似區域。幸運的是，這場手術很成功，唯一的不幸就是媽媽從此以後要終生服用左甲狀腺素鈉片替代甲狀腺功能。
白天我陪著媽媽簡單地活動然後按摩身體，中午掐好時間去買飯菜以便姐姐下班過來飯菜還是熱的，晚上媽媽躺在床上看電視，我就拎著水壺去接水，兌一盆熱水給媽媽泡腳。病房鄰床的李奶奶看著我們姐弟三個忙忙碌碌，直誇媽媽命好。
許是災難讓人脆弱，大家在逐漸熟悉之後，媽媽居然聊起了我。她跟李奶奶說：“這孩子以前被我們送人又要了回來，一直跟著她外婆生活。幸好沒跟我們在一起，也算享福。”
我聽到這句話心裡一窒，眼淚差點奪眶而出，原來到現在，媽媽還是這麼嫌棄我，不在他們身邊大家才是幸福的。
我沉默地坐著，媽媽看了我一眼，便轉過頭繼續跟李奶奶聊了起來。
“孩子還小的時候，他爸爸查出腦部腫瘤壓迫了視覺神經，單位派人陪他去了上海的醫院檢查，專家會診說腦瘤的位置不太好，手術成功率很低。她爸爸絕望地要跳黃浦江，幾個人又扯又抱才把他從橋上拽下來。”
“他爸爸得了病以後，脾氣很差，我們喘氣都不敢大聲，她姐姐就這麼早早地學會了察言觀色。她不在我們身邊，也沒有遭這個罪。”
“二閨女這兩年過得辛苦，她爸爸天天跟我急眼，讓我勸她別拼命，若是錢不夠花就每月給她送生活費也不能熬夜。”
我聽到這裡，再也忍不住心酸，找了個藉口便匆匆跑出了病房。我佇立在無人的樓梯口，思緒翩翩。直到此刻，我才知道，面目可憎的事實背後還有令人悲傷的側面。
媽媽出院那天，我們娘仨坐在餐桌旁邊吃飯邊聊天。姐姐抱怨生活艱辛，工作太忙，瑣事太多，婆媳矛盾，孩子調皮……我靜靜地聽著，感慨人人只要接著地氣兒活著，就會有煩惱。
我第一次跟她們說了我的想法，也意外地得到了支持。媽媽在姐姐家休養，而我選擇了北京。
我在這裡找了一份與財務會計相差甚遠的職業，每天上班之前下班之後我都會堅持完成一千次跳繩，放鬆大腦抵抗抑鬱。累了我就睡覺，餓了我就做飯，閒了我就看書，鬱悶了我就做手工。
我和爸媽姐弟之間的某些隔膜也不會再被清零，因為我們有十幾年零交集的空白時間是消除不掉的。但是，沒有關係，時間也讓我們改變了時間裡的自己，我們在努力地適應彼此的存在，在認真地關心彼此，也學會站在自己的對立面去理解對方，已是足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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