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俠盜一號》的時候採訪姜文，群訪，每個人只能問一個問題，沒聊出來什麼，當時熱門了幾天的“航空母艦”論調，就是那次採訪蹦出來的。印象更深的，是當時他汗涔涔的，光著腳，盤腿坐在椅子上，他說剛在酒店樓上蒸了個桑拿，不住地拿手捋溼漉漉的頭髮。
面對面地和他聊，不得不承認，他的氣場太強大了，那種瞬間就能抓住你的光彩，不由得讓你心生崇拜。那次群訪最後，一個小姑娘記者哭著說終於見到你了，愛了你好多年，姜文安慰她：《俠隱》的時候咱們再好好聊。看各種視頻採訪，看文字採訪，都可以感受到那種噴薄的能量。這是他的天賦，也是他的本事，個人魅力。
這種魅力讓他迥異於規規矩矩、滿嘴客套話、假大空話的中國電影人，讓影迷感慨：有這麼個人，真是中國電影之幸。而有意或無意的，許多影迷也將對姜文作為“人”的欣賞與崇拜，代入了對他的電影作品的評價中——這很明顯，也很危險。危險的是，影迷（不管水平素養高低）彷彿甘願為了他，改變對電影的評價的標準，甚至委曲自己一貫的審美品位。
用他們誇姜文的俗話來說：他的電影無法歸類，只能被稱為姜文電影。
對人的評價，與對其作品的評價，混為一談。對許多藝術家來說是不幸（me too運動正如火如荼呢），對另一些藝術家，則又是莫大的幸運，個人魅力對其作品有加成的作用。他說看電影那功夫不如喂兒子吃倆餃子，太酷了，太瀟灑了，會讓某些觀眾鼓著掌為他的電影多給一顆星。
這個趨勢，始於《讓子彈飛》（從當年看到這部片子，這幾年內又重看過幾次，真的不喜歡。）當年圍繞這部電影的“政治隱喻”，大家討論得熱火朝天，各種解析文章層出不窮，那陣勢，如今記憶猶新，大概唯一可媲美的，是關於李安《少年派》的解析。
從那部電影開始，大眾尤其是一些沒有自己創見的影評人，就開始了對姜文的塑神行動，為他越發混亂與任性的敘事尋找各種藉口。
失敗的戲謔
《讓子彈飛》的優點也很多，在此不必贅言，但著重要說的，是這部電影開啟了姜文一個很壞的兆頭：自以為是的戲謔。
戲謔，是很高級的表達手段，但姜文從《讓子彈飛》開始，就用得過度、用得彆扭、用得自我矛盾。一直到《邪不壓正》，算是達到了彆扭的巔峰。因為戲謔不管內涵多麼豐富深刻，基本的一點，是讓人發笑的，在笑之後的說道，要適中，背後的東西多了，這戲謔承載不了，少了，就只是一個笑話而已。但姜文幾乎每一次戲謔都過載了，過載的那部分，就是很多人說的“夾帶私貨”。
他的電影因此越來越人工化，缺乏自然的韻律。
觀眾笑了，但沒笑明白，正琢磨著，密集的臺詞已經將你帶入下一個戲謔了。這種雲上敷雲的法子是非常不尊重觀眾的，因為這無關智商與理解能力，而是違背了基本的生理反應。好比你一幀裡非要過三百個畫面，觀眾什麼也看不清，你卻說觀眾眼拙，誰讓眼力不行，或者近乎無賴地說，你再去看兩遍，就看清了。
他曾不無自豪地說，自己電影的容量是一般電影的三五倍。這句話本身就很有問題，感覺是將觀眾放在了創作的對立面——背對觀眾創作的理論，至少還有觀眾的存在。但感覺姜文如此做電影，是將觀眾的預設放在自己的層面，我知道這麼多，你就得知道這麼多，而且你有義務多看幾遍，以發現我的良苦用心。
這是電影創作者對觀眾的霸權主義。他的這種霸權主義，某種程度上是一些影迷瘋狂吹捧的反噬。
面對歷史，採取戲謔的手段未嘗不可，劉別謙和懷爾德電影中的戲謔夠高級，但絕對是順暢的，臺詞不可謂不考究（懷爾德的臺詞簡直句句精道），但絕對是“好入不好出”的，論臺詞密集，伍迪·艾倫也密集，但他的臺詞更多承擔的是“氣氛功能”，打造一種神經質的喜劇氛圍，漏掉一兩句，快速過去，影響並不大。可姜文的臺詞因為過度修飾與人工化，恨不得每一句都暗含多層意思，還用力使臺詞變得“接地氣”，還喜歡用跳躍的邏輯來前後呼應，真是令人厭倦不已。
戲謔的手法在《鬼子來了》中大放異彩，尤其是花屋幻想中的那段武士片情景，堪稱神來之筆，還有太多精彩的情節，農民的驢幹太君的馬，這是頂級的戲謔。《太陽》裡也用得剋制，沒有跳戲。但從《讓子彈飛》裡那場著名的涼粉戲，到《一步之遙》的教父開場、洪晃出現的所有情節，再到《邪不壓正》裡史航出現的所有情節以及那場可怕的酒吧胡鬧戲，這種“戲謔”變得越發惡俗、下流、毫無價值，用米蘭的話說就是：真沒勁！
姜文現在變得像是一個不著調的喜劇導演。不管處理什麼題材，都要猛加喜劇的料子。不管拍什麼嚴肅的場景，總要不時搞笑一下，抖下機靈，就是不讓觀眾落入悲傷肅穆的情緒，就是不讓觀眾有正襟而坐的機會，就是不讓自己的電影變得嚴肅而偉大。——吹姜的人說，這是後現代，這是解構。
這些名詞用得對不對且不爭論，個人覺得，姜文總要自我破壞“嚴肅”，是因為他內心深處充滿了焦慮與懷疑，他習慣了疑問，死活也不肯相信。我們不想討論他為何不肯相信，因為這涉及到個人的經歷與時代的浸淫，只說這種不相信，如何越來越讓他的電影變得畸形與空洞。
國恨家仇李天然，老謀深算藍青峰，奸詐惡毒朱潛龍，神秘莫測關巧紅。除了周韻的角色，其他三個角色的處理都充滿了喜劇色彩，沒有一個角色肯深入下去，挖掘他們“笑不出來、謀不出來”的大悲傷、大落寞，姜文不肯，他要以小丑來戲謔英雄，甚至拒絕讓他們成為英雄。
但他還是露了馬腳：裝作再如何玩世不恭，他還是嚮往著“相信”。因為周韻，因為關巧紅。這個角色可以深情，這個角色可以堅決，這個角色彷彿容不得稍微過分的打趣，一個能量凝聚的角色，一個真正嚴肅的角色。這份老老實實的相信，給了周韻。
如果所有角色都按關巧紅的方向去處理，別的不敢說，這部電影會輕易地做到“蕩氣迴腸”。可惜姜文不稀罕這種英雄氣，甚至不稀罕“俠義”之道，他只在乎心裡的那一麻袋懷疑，蒐羅歷史資料來遮掩最後又是證明自己的懷疑，他就是不信，信也要偷偷地信，就是不肯讓人家看出來，哪怕笑得尷尬，遮掩得笨拙，也不肯稍微正經地流下淚，說一句：我相信。
姜文也許是個真誠的人，但他現在的電影不真誠，他還是做不到像他深愛的費里尼那般，真誠、坦率與自我反省。電影或許是欺騙的藝術，但藝術家的內心，容不得一絲自我欺騙。
看不懂是個偽命題
北洋三部曲每一部一出來，都有許多影評開始深入解析，教你如何看懂，如何抓住歷史的細節。其實對姜文的電影來說，看不懂真真切切是個偽命題。
沒什麼看不懂的。
稍微加了些高級敘事技巧的，也就《太陽照常升起》，故事也不復雜。北洋三部曲的故事都有真實歷史背景，也不復雜，從《陽光燦爛的日子》開始，還有一些夢境與現實的交融場景——在《一步之遙》與《邪不壓正》中，這種真假交融的場景都處理為嗑藥。姜文不愛複雜敘事，一個故事而已，沒什麼看不懂的。
真看不懂的，看得費勁的，是他以臺詞為核心的販賣私貨。
臺詞“前言不搭後語”的跳躍邏輯，大概始於《太陽照常升起》，但《太陽》氣質迷離誘人，這種臺詞風格反而相得益彰，並不覺得突兀或難受。《讓子彈飛》的冒險氣質，高度運動轉換的情節，也容忍了這類臺詞的不友好之處。可《一步之遙》與《邪不壓正》，節奏大幅度降低，各種嘴炮情景純粹是為了宣洩“臺詞背後的意圖”，非常累人，也著實無聊。
不知大家注意到沒有，姜文電影中的隱喻，很少是“物”的，很少是某個場景某個道具的隱喻，更多的是以臺詞為載體，通過“說”來暗示。也正是從《讓子彈飛》開始，他電影的臺詞變得極為密集，容量極大，而且許多兩人以上的對話，對話邏輯活蹦亂跳，就是不會按常理出牌。
藍青峰要去買醋，華北第一影評人借改錐，連這種小細節都要使勁給你彆扭著說，跳著說，餃子隱喻什麼？醋又隱喻什麼？即便真有隱喻，這隱喻的使用也是失敗的。把本來該自然無形的東西，綁一截紅綢子，使勁在別人跟前搖晃：看，這是隱喻。
所以很懷念《鬼子來了》裡的臺詞風格，有勁，漂亮。懷念“王八操的，我一手一個，掐巴死倆。”懷念“借一還八”，懷念馬大三打驢“你媽了個逼，你媽了個逼”。那才是正經的好臺詞。在天賦的力量面前，隱喻算是什麼蝦兵蟹將。
從《鬼子來了》開始，姜文就愛上了集體編劇的工作方式，有的潤色臺詞有的架構情節有的打磨角色，這種工作方式創造了《鬼子來了》這樣的神品，也導致之後的作品變得氣韻滯澀、內容雜而不精、角色前後矛盾等等許多問題，而且也流露出非常愚蠢的苗頭：刻意追求金句。每個編劇都想表達自我，上面又有一個最大的自我在把控，一群自我湊出來的東西，不自大才是奇怪了。
但姜文並不接受“自我”之虛假、之無能，他還是覺得“自我”是天底下頭等重要的事，不論他在節目上如何說，自個兒的作品不騙人。他的北洋三部曲就是畸形自我的萬花筒拼貼，他不想給觀眾老老實實地講故事，他不屑這種“技術”，他覺得重要的，是他自個兒內心深處的“仨瓜倆棗”：懷疑，以及懷疑的各種表現方式。
姜文的才華，被他的懷疑毒害得千瘡百孔了。
《陽光燦爛的日子》懷疑，是懷疑回憶的真實性，是懷疑官方歷史的權威，但往事的每一幕都帶著相信的意願，那是美好的。《鬼子來了》也強烈懷疑，但最後馬大三繃著臉，拿著刀衝進日軍戰俘營時，那是相信的力量，那股力量震撼力太強了、太偉大了，讓人五體投地。《太陽》也懷疑，但有周韻在，有火車道上的兒子在，那也是相信。
那之後，只有懷疑，沒有相信的痕跡了。
想對他說：“阿廖沙，不要怕。”
他的愛人周韻喊出的這句話，是他最後一次相信的流露，之後不斷地隱藏與遮掩，具體的心路歷程，他自己知道。
我們哪有資格對姜文的電影之路指手畫腳呵，只是看不慣某些盲目崇拜與吹捧的人，隨便聊一聊對姜文的看法。從《一步之遙》開始，他就明顯慌了，開始想著要照顧觀眾的感受了，可惜那次的不成功還沒有真正刺激到他，這次《邪不壓正》除了找了個偶像主角賣肉，似乎也看不到什麼反思與進步。
別提什麼歷史細節了，任何一個有才華的導演，肯下功夫，都能做到。歷史資料是死的，在那擺著，費勁就能蒐羅到。但對資料的使用與剪裁，才是導演分高下的地方。姜文的剪裁，是真假難辨的，剪裁出的形狀，是一個問號。
像《讓子彈飛》裡用槍打出來的那個問號一樣。
個人覺得，姜文的電影不會有什麼改觀了，其人如此，文如其人。除非——雖然這種可能微乎其微——他意識到一個超自然的存在，不論如何自大自負，也大不過那個存在，再聰明，於那個存在也是小智，再狂妄，於那個存在也是可笑，再懷疑，也有對那個存在的信仰而託底。
那個存在，或許是李安所說的那位“電影之神”，或許是宗教式的，又或者只是一份對藝術的信仰。姜文不缺懷疑，他就是太懷疑了，他缺的是相信。有個相信為他兜底，他才不會如此迷茫地下去。那一代被紅色中國浸淫過的，懷疑成了天性，越年老，越墜往深淵。這是個時代的論題，能力有限，談不來，點到即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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