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小涓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以年均9.7%的高速度持續增長了30年，經濟體制和開放程度都發生了巨大變化，保持了社會總體穩定，這在世界現代化進程中是一個罕見的成功案例。 本文從總需求的角度，提出大國雙引擎增長模式，並從大國優勢、開放優勢、發展階段優勢和體制優勢四個方面，分析這種模式的特點和可持續性。
一、內需是總需求主體：大國優勢
從規模看，內需是我國經濟增長的主引擎。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需求總體上以內需為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總體上也以內需為主。這是人口眾多、國內市場巨大這個根本國情所決定的。總需求分析有規範框架，有現成數據，是一個可以實證的問題。
（一）消費、投資和淨出口：標準分析框架中的內需和外需
基於GDP支出法核算恆等式進行因素分解，是標準經濟學分析框架中估算內需外需貢獻的基準方法。支出法核算的GDP包含消費總額、資本形成總額、貨物與服務淨出口三個部分。整體的增長可以分解為各個部分增長之和，各個部分的增長佔整體增長的比重就是其對整體增長的貢獻率。
1、內需佔總需求比重超過90%
1978-2009年期間，按支出法計算，淨出口所佔比重雖然緩慢上升，但在比重最高的2007年，也僅佔8.9%。投資和消費兩項構成的國內需求佔總需求的比重始終在90%以上。表1是一些代表年份的數據。
9.7%；同期對外貿易年均增長17.4%；吸收外資年均增長17.1%；對外投資年均增長27.4%。 2007年與1985年相比，按1985年人民幣和美元不變價計算，我國國內生產總值、貿易總額、出口、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分別增長了6.7倍、15.2倍、22.1倍、18.8倍和14.4倍 （見圖1） 。二是我國名義出口依存度明顯高於其它大國在相似發展階段時外需的相應比例。上世紀80年代中期前後，日本、韓國、巴西、墨西哥、菲律賓、土耳其等增長速度較快的發展中大國，名義出口依存度大約在11-20%之間（江小涓1993），我們持續多年高出這個水平。對外開放各項指標均高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高於其它可比國家的同類指標，表明開放是我國增長的重要源泉。沒有對外開放，我國經濟不可能保持長達30年的持續快速增長。
工作往往成為就業者的優先考慮。
3、外需相對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
總體上看，我國的出口商品集中在資源節約和勞動密集型的行業和加工環節，出口最多的兩類產品為電子通訊及計算機和紡織服裝，都是勞動密集和相對節約資源、保持環境的產業。特別是加工貿易產品，絕大部分都是引進國外資源和資金密集的投入品，我們再投入大量勞動力加工出口的，符合國情。例如，與在國內經過棉花種植、紡織印染和服裝加工三個環節後再出口成衣相比，更好的選擇是以加工貿易方式從事三倍的服裝加工出口，因為這個環節主要是勞動密集，而棉花種植是土地密集，印染相對有汙染。我國出口商品中，有一些資源能源消耗高和汙染環境的產品，但所佔比重相對較小。據測算，最近幾年，6類45種高耗能高汙染和資源性產品加工貿易出口佔加工貿易出口總額的比重不到5%，出口總體上節約資源和保護環境。（江小涓，2008）。
4、進口緩解國內資源約束
2007年我國初級產品淨進口達到1814億美元，大大緩解了資源約束，支撐經濟較快增長和滿足社會各方面需求。通過進口資源密集產品，我們還間接進口了不可貿易的短缺資源，例如農產品進口可以看作是進口土地和淡水資源。據聯合國糧農組織的測算，以糧食貿易為載體間接交易的淡水量，相當於全球糧食生產用水的13%，日本通過農產品貿易進口的淡水量超過自身農作物灌溉用水。國內有專家研究表明，2006年我國進口大豆3150萬噸，如果在國內種植需要耕地1810萬公傾，相當於黑龍江省大豆種植面積的五倍，這些耕地資源替換出來，可用於種植其它更基礎更高效的農作物。 對外貿易緩解了我國要素稟賦約束。
5、我國獲得外需的大部分收益
這個方面誤解不少，認為我們從出口中獲益很少。理解這個問題，關鍵還是要區別出口增加值和出口額，出口獲益只能與我們新創造價值部分即增加值相比。以前面的例子，如果僅以加工貿易方式從事服裝加工環節，就不能以包含了棉花種植和紡織印染環節進口轉移價值在內的服裝出口總價格作為分母來計算我們的收益。如果以國內增加值計算的盈利率達到10%，但若以全部出口額作為分母計算，盈利水平就會被不恰當地“攤薄”為3.3%，真實獲利程度被大大低估。
實際上，“中國製造”的主要收益歸我們。按照收入法統計的國民收入，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可以分為勞動報酬、稅金、營業盈餘和折舊四部分，這幾塊分別約佔增加值的40%、20%、15%和25%，國內企業出口商品產生的增加值，這幾部分全部歸我們。即使外資企業生產的增加值，我們也獲得其中的大部分。以2007年為例，外商投資工業企業工業增加值為32129.72億元，其中利潤為7527.38億元，按中方在合資企業所有者權益中的比重估算，中方約佔有29%的投資收益，中方收益為2182.94億元，外方實際所得利潤為5344.44億元，佔工業增加值的17%，其餘83%的增加值以勞動者報酬、稅收和國內投資收益等形式主要在國內分配。外資企業還可能通過高價進口投入品、壓低出口商品價格等方式獲取利益，但這些問題主要表現為降低了國內增值率，並不體現在現有GDP的分配中。今後我們要努力提高出口商品的增加值和收益水平，但同時要考慮能夠擴大就業、提高勞動者收入、節約資源和節能環保，這是國情的長期要求。
三、繼續擴大內需外需：發展階段優勢
較長時期內，我們仍將處於工業化、城鎮化、信息化、市場化和國際化加快發展的時期，擴大內需空間較大。同時，全球化將繼續深入發展，我們的比較優勢仍然明顯，外需仍將保持增長。這些階段性特徵是我們繼續擴大總需求、保持經濟長期平穩較快增長的基本條件。
1、擴大內需有廣闊空間
從國情、發展階段和體制特點看，我們有條件繼續保持較大規模的內需，這方面我們與美國等發達國家擴大內需受到諸多制約的情況很不相同。一是有能力。我國儲蓄率高，金融體系資金充裕，財政赤字控制在GDP的3%以內，財政和貨幣兩種手段都有操作餘地。而美國金融體系是危機起源和重災區，危機之前居民已經大量負債消費，應對危機主要靠政府大量發債，預計本財年美國聯邦財政赤字佔GDP的比重將超過10%，財政貨幣兩種手段都受到限制。二是有空間。我們的資金主要進入實體經濟，促進基礎設施和新農村建設、製造業升級、服務業發展等，既能擴大當前就業和促進增長，又能形成支撐長期可持續發展的物質基礎和條件。美國政府發債主要進入金融體系，拯救金融機構和補充流動性，這些資金在金融體系內部遊蕩，隨時能進入市場推高價格，回收壓力較大。三是有意願。我國養老壓力趨大，社會保障在較長時期內以保基本為主，因此相當一部分居民希望有投資機會，為未來提供收入。從更長時期看，我們仍然處於工業化城鎮化加快發展的階段，內需增長空間很大。
2、提高開放水平繼續利用外需
出現經濟危機，全球化既會調整更會發展。這是因為各國危機程度不同，深度危機國家的企業難以自保，需要危機較輕國家企業的投資重組。可以預計，這次危機之後，全球化進程總體上不會逆轉，有些方面還可能加速，跨國產業重組會比“正常”時期更為密集活躍，特別是發達國家不少陷入困境的科技型企業、資源業企業正在尋求被收購兼併，這正是“好的國家和企業”加快發展的機遇。理論和實踐都表明，全球化多方共贏，推動因素多元、持續和有力。今後相當長的時期，製造全球化、服務全球化、科技全球化和知識全球化都會繼續發展，將會有更多的資金、知識、技術、信息和人力資本在全球範圍內流動，各國都在儘可能地利用這些機遇提高競爭力。我們要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從外部獲得大量優質資源，形成新的競爭能力。一要繼續擴大外需，增加出口，增加勞動者就業和提高收入。同時，要提高出口商品的資本和技術含量並相應獲得更多利益。二要引進短缺自然資源，我們這種需求長期存在，資源產出國的供給願望也會長期存在，對這方面需要有長期的制度性安排，穩定產出國對中國長期需求的預期，促使他們增加投資和吸收我們投資，不斷擴大產出和供給能力。同時要通過有效的戰略安排，努力保持價格合理穩定。三要促進更多要素跨境雙向流動，增加國內要素持有者在海外的獲利機會，增加國內企業引進來和走出去的便利性有效性。其中特別重要的是要吸納海外人力資本，我國有大量學有所成、幹有所成的海外留學生，要利用好這個特殊有利條件。
四、改革創新促進兩種需求協調發展：體制優勢
促進內需外需協調發展，體制改革創新是關鍵。以下幾個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進。
1、完善要素市場，理順價格關係
全球化條件下，各類要素特別是資金持有者可以全球市場上尋求風險扣除後回報最高的投資和發展機會。國內市場體系完善，資源配置能力強，同時要素在國內及跨境配置障礙少，是有效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促進內需外需協調增長的基本要求。市場配置資源的機制不健全，內需外需關係就會發生扭曲，不僅國內資源配置效率低，還引起商品和要素的不合理跨境流動和低效配置，不良影響超出國境。例如，如果國內金融體系效率低，國內企業就可能更多地尋求外國投資，國內資金也可能更多地到海外投資，國內市場主體、生產結構和收入分配就會發生變化；如果國內價格機制扭曲，某種資源定價過低，或者資源環境成本沒有完全體現在商品價格中時，不僅國內會過量使用，還會大量出口，導致外需不合理增長。理順資源類產品價格形成機制和完善各類要素市場，是一項難度很大又必須加快推進的改革任務。
2、加快服務業改革開放
擴大內需和外需，都要求服務業加快發展。服務業長期發展滯後，重要原因是體制機制沒有理順，許多服務行業以公益性、自然壟斷、文化傳承等特性為理由，排斥競爭，缺乏活力，大大約束了服務提供。要加快服務業改革，特別要加快那些進入障礙多、活力不夠的服務業改革，重點是放寬市場準入，引入競爭機制，降低成本和增加供給。對於具有公共和準公共產品性質的服務業，在加大政府投入的同時，要發展多種方式的服務提供組織和提供方式，在可能的領域引入競爭機制，保障和改善供給。同時還要加快開放。國內優質服務資源大量集中在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民間投資主要在低端，起補充作用。引進外資和國外人力、智力資源，能夠在醫療、教育、文化、體育等產業中很快形成中高端服務能力，增加供給和擴大消費。服務出口是我國外需新的重要增長點。筆者粗略估計過，改革開放可以使服務業的比重提高10個百分點以上。
3、積極穩妥推進城鎮化
長期持續擴大內需要求加快城鎮化進程。以往多年，城鎮化相對滯後於工業化，大批農村戶籍的勞動力支撐了工業化進程，卻不能完全進入相應的城市型消費之中，消費增長相對緩慢。加快城鎮化進程，能夠釋放出大量的社會化需求，包括大量服務消費的需求、對城市建設、房地產的需求，對科技、教育、衛生、文化服務的需求等。這是一個長期而且巨量的需求空間，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舉措和促進社會公平的根本性改革。城鎮化的推進需要良好的制度設計，使這個過程能有效節約土地和保護環境，能夠適應農村轉移勞動力的需求。例如，應該有得力措施提高現有城市容積率，目前我國城市容積率明顯低於日本、香港、我國臺灣省這些國家和地區，有很大的提升餘地。再如要選擇適當的城市規模，不同規模城市的就業機會、人均佔地、單位土地產出率、環境和交通壓力等有很大差別，要通過引導性的政策，在尊重個體選擇和保持總體合理之間保持平衡。
4、深化企業改革
未來較長時期，保持適度投資規模仍然是擴大內需的重要內容。企業治理結構不合理，風險約束機制不健全，會導致投資行為的高風險，形成大批競爭能力不強的過剩產能，擴大內需難以持續。“走出去”企業的高風險行為會蔓延到全球市場，而此時相應的獲益方在國外，不是利益國內再分配，而是淨流失。例如，以往出現過國有企業的經營者在合資轉制中想方設法壓低國有資產價格的行為，在投資經營中重擴張輕風險、導致企業大量虧損的行為，隨著我國企業海外投資的增加，這種風險會伴隨出海。要加快企業改革，平衡“動力”和“約束”機制，使企業行為建立在市場約束的基礎上，使內需外需擴張都能夠建立在有效控制風險和可持續的基礎上。
5、有效使用兩種調控手段
內需外需都有重要作用，因此無論內需還是外需出現突發性嚴重波動時，都需要政府採取措施加以干預，維護宏觀經濟的穩定性。但是，在開放的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合理干預經濟的能力是有限的，因此在“正常”時期，應該讓市場機制發揮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這是促進內需外需結構符合國情特點、符合我國經濟競爭力的基本要求。內需外需都很重要、各有特點又不能相互替代，因此應該“中性”對待兩種需求，對商品、服務和要素的雙向流動都給予平等地位，對面向國內和麵向出口的兩類企業，對擴大內需的進口和擴大外需的出口，對吸收外資和對外投資，都應該平等對待，慎用偏向某一方面的支持或限制政策。市場機制在基礎面上發揮作用，內需外需結構基本合理，政府有限的干預能力就可以集中在戰略領域和非常時期。
總之，內需外需協調拉動經濟增長，是由國情、發展階段和全球化深入發展這些國內國際基本條件決定的。繼續擴大內需和外需，改善結構，促進兩種需求可持續和協調發展，是長期的戰略任務。
主要參考文獻
[1] 沈利生、吳振宇，2003：《出口對中國GDP增長的貢獻——基於投入產出表的實證分析》，經濟研究，2003年第11期。
[2] Lau, L. J.、陳錫康等，2007：《非競爭型投入佔用產出模型及其應用——中美貿易順差透視》，中國社會科學，2007年第5期。
[3] 王直，2007：《中美貿易利益格局》，長安講壇，總第129期。
[4] 國家統計局，2010：《2009年三大需求對GDP增長的貢獻》，http://www.stats.gov.cn/tjfx/jdfx/t20100202_402619049.htm 。
[5] 陳錫康，2001：《中國1995 年對外貿易投入產出表及其應用》，載於許憲春, 劉起運主編《2001年中國投入產出理論與實踐》，中國統計出版社，2002。
[6] 林毅夫、李永軍，2001：《必要的修正——對外貿易與經濟增長關係的再考察》，國際貿易，2001年第9期。
[7] 劉亞軍，2010：《外貿對經濟增長貢獻的計算方法初探》，統計與信息論壇，第25卷第1期，2010年1月。
[8] 隆國強，2000：《如何看待我國的外貿依存度？》，國際貿易問題，2000年第11期。
[9] 王子先，2009：《關於外部危機下我國經濟模式轉型問題的理性思考》，國際貿易，2009年第7期。
[10] 常清（2008）：（我國農業對外開放與國際農產品產業重新分工），載於江小涓，2008。
[11] 江小涓，1993：《中國工業發展與對外經濟貿易關係的研究》，經濟管理出版社。
[12] 江小涓，2006：《理解對外開放與增長》，《比較》26輯，中信出版社。
[13] 江小涓，2008：《中國對外開放30年：增長、結構與體制變遷》，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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