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我們將迎來改革開放40週年。40年是一段相當長的歷史，從時間範圍看已超過中共黨史的五分之二，將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史的五分之三。然而，改革開放仍是一段尚未完結的歷史，現在正處於一個關鍵階段。本文將簡要回顧改革開放的背景和歷程，重點梳理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發生的轉變和主要經驗，並對當前新時代面臨的挑戰作一些初步探討。
改革開放的歷史背景
對於改革開放背景的瞭解，需要較長的歷史跨度。只有對新中國成立時的基本狀況和此後的經歷有比較全面的瞭解，才能懂得中國為什麼會實行改革開放，改革開放又給中國帶來了哪些深刻的變化。
革命的勝利與新中國的任務
自20世紀以來，中國就處在不斷的變革之中。20世紀上半葉，中國經歷了一個大革命時代。1949年，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革命取得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場革命完成了兩個使命：第一，實現了中華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開國領袖毛澤東主席說：“中國人從此站立起來了！”第二，基本實現了國家統一，結束了中國一百多年來外戰、內戰不斷的局面。這兩個使命的完成為中國的發展提供了前提。同時，長期的革命經歷也造就了中國共產黨的兩個突出特點：一個是權力高度集中的體制，一個是超強的社會動員和組織能力。這兩個特點對中國的發展道路具有長遠而深刻的影響。
新中國成立時，由於連年戰爭剛剛結束，中國經濟落後，人民生活貧困。當時，中國是一個農業國，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農村。現代工業很少，主要集中在東北和上海、天津等少數大城市。1949年，全國人口大約4.5億人，國內工農業生產總值466億元人民幣，人均約100元。為了儘快改變國家一窮二白的面貌，黨中央提出了兩項基本任務：第一，使中國從落後的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第二，要在中國建立社會主義制度。此後，黨和國家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是圍繞著這兩項基本任務展開的。
新中國政治經濟體制的特點
從1949年到1956年，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建立起新的政治體制。基本政治制度有三項：人民代表大會制度、政治協商制度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普選制基礎上產生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國家最高權力機構，擁有立法權、任命權和監督權。除居於領導地位的中國共產黨之外，中國還有八個民主黨派有參政議政的權力。這套制度的核心理念是人民當家作主。在政治體制的實際運作中，中國共產黨是領導各項事業的核心力量，採取了中央高度集權的形式。在當時，這有利於維護國家的統一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與鞏固。
新中國經濟體制到1958年基本定型。這一體制有兩個特點：第一是形成了單一公有制的計劃經濟體制。單一公有制只有國營企業和集體企業，加上農村集體經濟，基本沒有個人和民營企業。國家對工業、農業和商業實行計劃管理，企業按計劃生產，國家對產品實行統一定價、統一購銷和分配。第二是在體制上固定了城鄉二元結構。農村實行人民公社制度，統一行政和生產管理，同時實行城市和農村分離的戶口制度，城鄉居民不能自由流動。國家為城市居民提供更多的生活保障。
這樣一套經濟體制的形成有複雜的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在當時中國經濟十分落後的情況下，這樣一套計劃體制可以使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基本保障，同時也使國家能夠集中資源在一些方面取得迅速發展，如重工業和國防科技等方面。不過，從長期發展來看，計劃經濟體制相對來說效率不高，人民生活水平改善不大，城鄉差別顯著。
探索符合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
新中國大規模經濟建設從1953年開始。在冷戰的國際環境下，當時中國主要依靠蘇聯的援助，學習蘇聯經驗。但蘇聯模式存在一些缺點，主要是管理死板，效率不高。1956年，毛澤東提出要探索符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包括正確處理中央和地方的關係，正確處理國家、集體和個人的關係，以及沿海和內地關係，重工業、輕工業和農業的關係等。毛澤東提出的問題至關重要，但未能找到正確答案。
從1956年到1976年，中國進行了各種探索，如發動“大躍進”運動，對經濟管理體制實行調整；在政治上開展“階級鬥爭”、發動“文化大革命”，等等。這一時期經濟發展的歷程十分曲折，代價高昂。儘管如此，中國在經濟建設上還是取得了不小的成就，初步實現了工業化，建立了比較完整的國民經濟體系，曲折也使中國共產黨積累起豐富的經驗教訓。
從1949年新中國成立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的27年間，從經濟總量上看，人口從4.5億增長到9億。工農業生產總值按人均計算，僅從100元增加到500元左右（編者注：人均國民收入從1949年的70元增至1976年的270元）。人均收入的增長大致與二戰後世界平均水平相當，但與發展較快的國家和地區相比卻明顯落後了。
“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中國的領導人和人民群眾一致要求加快國家的現代化建設，決心改變這種差距日趨拉大的局面。有了豐富的經驗教訓，加上一定的經濟基礎，這就使中國有可能開闢一條新的道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改革開放的發展階段
歷史的發展具有連續性，然而研究歷史又常常需要劃分階段。一般來說，劃分階段所依據的是客觀形勢的變化和任務的變化。
目前，在改革開放史研究中，比較細緻的劃分是把這個歷史過程分成以下六個階段：
1、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階段（1976—1978）；
2、撥亂反正和改革開放的啟動階段（1978—1982）；
3、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階段（1982—1992）；
4、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階段（1992—2002）；
5、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初期階段（2002—2012）；
6、建設全面小康社會決勝階段（2012—2022）。
有三點需要說明：第一，改革開放是一個連續不斷的過程，而且是一段沒有完結的歷史，要做出準確合理的劃分並不容易，以後很可能會有所調整。第二，現在通常把1978年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作為歷史的轉折點和改革開放的起點，我們講改革開放四十年時並不包括上述第一階段。然而，歷史的轉折通常不是某個時點突然發生的，一般都有連續和漸進的特點，像一條拋物線。所以，講歷史轉折實際上離不開對“文革”結束後最初兩年的敘述。第三，最後兩個階段怎麼劃分，其主題如何概括和標示，還需要進一步確定。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從何時開始，目前似乎還不很明確。
如果把階段劃分得粗略一點，我們可以把上述六個階段合併為三個階段：第一段是改革開放的醞釀與啟動；第二段是改革開放的全面展開與經濟體制的轉軌；第三段是建設全面小康社會。如果劃分得再宏觀些，可以把改革開放的歷程以20世紀和21世紀之交作為分界點，分成兩大階段：2000年之前是一大階段，2000年之後是另一大階段。
從事歷史研究的人常說：歷史是凝固的現實，現實是流動的歷史。但“凝固的”與“流動的”，對觀察者和研究者來說畢竟有很大不同。本文的論述採取第三種，即最粗略的一種階段劃分，重點放在前一大階段，這一階段已經過去將近20年，經過歷史的沉澱，許多事情可以看得比較清楚。後一大階段還處於現在進行時。筆者將比較前後兩大階段的差異，由此提出一些需要思考的問題。
中國發生的變化
鄧小平和習近平總書記都說改革開放是“一場革命”，但這場革命並不是突然發生的。新中國成立後，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到上世紀70年代末實行改革開放時，中共對以往工作中的經驗和教訓，對原有政治經濟體制的優勢和弊端，已經有比較清楚的認識了。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在五個方面的轉變引導著整個潮流的發展，推動著中國現代化的進程。
指導思想的轉變
改革開放之所以能發生，是與黨的指導思想的變化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的醞釀和準備階段，最重要的事情是1978年春夏之交開始的關於真理標準的大討論，這個討論使思想解放成為潮流，使黨迴歸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隨後，當年夏秋之際召開的國務院務虛會，年底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都為黨的路線轉變做了重要的思想準備。
在改革開放的起點，即1978年年底召開的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黨提出新的政治路線，放棄“以階級鬥爭為綱”轉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這個重要的轉變意味著中共明確了作為執政黨，其主要任務是加快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儘快改變國家貧窮落後面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加上鄧小平提出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堅持改革開放”，構成中共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基本路線的核心內容。
在改革開放啟動之際，一個重要方面是政治、思想和組織上的撥亂反正，而這是與總結歷史經驗教訓密切相連的。1981年6月召開的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了《關於建國以來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主要內容有三點：一是對毛澤東的歷史地位作出評價；二是對毛澤東思想作了全面闡述；三是對建國以來的歷史作了鄭重的總結，特別是徹底否定“文化大革命”。決議認為，建國以後的教訓主要有三條：第一，革命勝利後，黨沒有把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建設上，仍然把開展階級鬥爭作為主要任務，致使政治運動不斷，黨的民主集中制度和國家的法律制度遭到嚴重破壞；第二，中國的計劃經濟體制缺乏效率，同時黨在經濟建設中急於求成，不重視經濟規律，多次出現嚴重失誤，導致經濟發展大起大落；第三，國家長期處於封閉狀態，沒有跟上世界的發展步伐。這個決議的通過，標誌著撥亂反正的完成。對歷史經驗的總結非常重要，中國的改革是以問題為導向，是針對原有體制的弊端進行改革，而不是把基本制度推翻。
1982年9月，中共召開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鄧小平在這次大會上提出了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一概念強調，中國的現代化建設不能照搬外國的經驗，而必須根據本國國情，走自己的路。會議決定全面實行改革開放政策，包括政治、經濟、文化、軍事等各個方面。在經濟方面，當時提出的目標是，到20世紀末國民經濟總量“翻兩番”，人均GDP達到800美元，使人民生活達到小康水平。以後又提出到21世紀中葉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改革開放就有了一個基本的藍圖。
政治環境的轉變
中國的改革從一開始就包括經濟和政治兩個方面，兩者幾乎是同時啟動的。當時，人們首先感到的是政治氛圍的變化。政治方面逐步推行的措施包括：
（1）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大規模調整黨內關係和社會關係。如平反冤假錯案、為地富反壞右“摘帽”等。這就打破了原先按照階級、家庭出身和政治表現把人們分成不同等次的做法，使每個人獲得平等的公民權。
（2）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體制，當時要解決的主要是權力過分集中、領導人兼職過多的問題，恢復黨的民主作風，建立有活力、有效率的體制。
（3）取消“文化大革命”時期建立的革命委員會、恢復各級人民政府。
（4）取消“大躍進”時期建立的人民公社制度，恢復鄉、鎮設置，逐步實行基層自治。進入21世紀後，基層自治制度正式成為中國的一項基本政治制度。
（5）建立老幹部退休制度，按照“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這四條標準啟用大批年輕人，形成新老幹部有序交替。
（6）改進和健全各級人大和政協制度，賦予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更大的立法權。
（7）加快制訂各項法律，包括憲法及與憲法相關法、刑法、經濟法、訴訟法、民商法等等。行政法、社會保障法、環境保護法等出臺則比較晚。
上述一系列變化使得國家的治理朝著民主法制的方向發展。事實上，政治方面的改革內容廣泛，並起到為經濟方面的改革清掃道路、創造條件的作用。後來，由於經濟體制方面的改革成效顯著，更引人注目，當初政治方面的改革所起的重要作用往往被忽視。
在政治氛圍改變的同時，一些經濟和其他方面的改革的措施也開始試行，社會生活隨之發生變化。從親歷者的感受來說，上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不僅是黨和國家命運的轉折，也是許許多多中國人個人命運的轉折。感受最直接的可能是三個群體：第一是農民，實行家庭承包制，有了生產自主權，可以吃飽肚子了；第二是平反冤假錯案，解決歷史遺留問題，使上億人恢復了名譽和尊嚴；第三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可以回城，可以參加高考。今天看來，這些都是再平常不過的事情，而在此前對許多人來說卻是無法實現的夢想。
經濟體制的轉變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最突出的特點是採取漸進方式，先易後難，逐步推進，並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調整思路。一個十分有趣的現象是，這方面的改革從一開始就有明確的對象，即改革現行的計劃體制，要更多地發揮企業競爭機制的作用，給企業更多的自主權等；而經濟改革最終的目標則是在改革過程中逐步清晰的。
在改革開放啟動時，中國的基本經濟方針是“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改革並不是一下就全面展開的。當時，經濟改革的思路是“對內搞活”、“對外開放”。改革要解決的是國內經濟體制效率不高，缺乏活力的問題；開放則為了打破長期形成的封閉狀態，發展對外經濟、貿易關係，開展科技、文化國際交流。那時，“改革”和“開放”多少是作為兩個領域被分別考慮的。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總體設想是“以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事實上，改革開放作為一個完整的概念，是到1983年才出現在報紙和中央文件上的。
事實上，中國經濟體制的改革首先從城市著手，但出人意料地率先從農村取得突破。這是因為城市的計劃體制很嚴密，不易改變；而計劃體制對農村的控制不那麼有效。農村改革的主要方法是給農民自主權，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提高了，農產品的數量和品種都增加了。同時，農村的小工業開始發展，城市的供應也得到改善。整個經濟開始活躍起來。
改革開放的另一個重要措施是在沿海建立經濟特區，引進外國先進的技術和管理經驗、引進外資等等。這是對外開放的第一步。最成功的特區是深圳，其意義不僅開闢了對外開放的窗口，更重要的是在一個特定的區域探索了從計劃體制轉向市場體制的路徑，從而具有示範作用。以後，對外開放逐步擴大，從沿海到沿江，再到內陸邊界口岸。
中國的實踐表明，對內的改革與對外開放是難以分開的。農村改革是純粹的中國特色，而城市改革則更多地與對外開放聯繫在一起。一系列改革的結果使中國的經濟體制發生了重大變化。上世紀80年代中期，中國企業的所有制狀況已不同以往，原來只存在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的情況被打破，開始出現了外資企業、合資企業、民營企業、大集體企業和股份制企業等，計劃體制也因此受到衝擊，計劃的範圍逐漸縮小。此後幾年，中國的改革實際採取了體制外先行的戰略，即讓那些不受國家計劃約束的企業優先發展。
20世紀80年代後期至90年代初期，中國經濟改革探討的兩個主要問題是，如何與世界經濟接軌，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應以什麼為目標。在幾經爭執之後，1992年，中共十四大確定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這標誌著中國最終放棄了計劃經濟體制。到20世紀末，中國基本完成了經濟體制的轉軌。中國政府的職能也有所調整，以適應經濟體制的變動。2001年，中國成為世界貿易組織的正式成員國。
考察這一過程，可以看到經濟政策的調整和體制轉變，與中國經濟的增長和中國參與經濟全球化是互相促進的。上世紀80年代、90年代、21世紀前十年，中國經濟上了三個臺階，這都與中國經濟體制的變化、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關聯度的提高分不開。
對外政策的轉變
中國的改革開放能夠順利展開，一個重要條件是有利的外部環境。而外部環境的變化和中國外交政策的調整是分不開的。在改革開放啟動之後，鄧小平確立的對外戰略和政策主要有四點：
（1）明確了外交工作的主要任務是為國家現代化建設營造有利的外部環境。改革開放前夕，兩個具有重大意義的外交事件是簽訂中日和平友好條約和完成中美建交。
（2）對國際形勢作出新的判斷，和平與發展是世界面臨的兩大主題。事實上，這一新判斷是逐步形成的。從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經過幾年觀察，至1985年做出定論。
（3）放棄“一條線”戰略，向“全方位”發展。改革開放之初，中國仍延續了“文革”後期毛澤東提出的聯合美歐日等國反對蘇聯擴張主義的“一條線”戰略；但著眼點已不限於國家安全，而更多考慮有利於國家現代化。由於中美建交後，美國國會通過《與臺灣關係法》，80年代初中國即有意識地拉開與美國的距離，有步驟地使對外關係格局朝“全方位”發展。
（4）重新闡釋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其實，早在1955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就將中國的基本外交政策概括為“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文革”結束之後，中國外交經過一系列調整，於1987年將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歸納為十個方面。這意味著與改革開放相配合的外交政策形成體系。
在新的外交政策思想中，有三個方面需要具體說明：和平就是隻要不發生新的世界大戰、不發生大規模的外敵入侵，中國就要堅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堅持改革開放。向全方位發展，就是爭取建立比較均衡的對外關係格局，包括大國關係、周邊關係、同第三世界國家關係和多邊外交四個方面的均衡，也包括各方面內部的均衡。不過，均衡並非沒有重點，對美外交始終是全局的戰略重點。在基本外交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在處理內政與外交的關係時，堅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堅持自主決定改革開放的步驟與速度，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總體來看，這個階段的中國外交不僅為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營造了十分有利的外部環境，而且經住了國內政治風波和國際格局大變動的嚴峻考驗，取得巨大的成功。世紀之交，中國建立起全方位、多層次的對外關係格局。
中國社會結構和思想觀念發生巨大變化
改革開放之後，中國的社會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中國出現了許多新的階層，城鄉人口可以自由流動，城市居民也不再附屬於單位。與此同時，在與世界的聯繫日趨緊密、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人們的思想觀念也明顯改變，思想不再簡單一致。這兩方面的變化十分複雜，不是預先設定的，也難以簡單評價；但它們是伴隨著經濟增長和現代化進程必然會發生的，影響也更深刻更長遠。
現在年過半百的人們，在中國發生大轉變的階段不僅是親歷者，也是參與者。改革開放為中國人發揮聰明才智、發揮創造力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和空間。無論在中央、地方，還是基層，人們的一個共同感受是，中國發展速度之快，變化之大，超乎所有人的想象。
改革開放順利推進的經驗
從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改革開放是相當成功的，但並非一帆風順，一直處於不斷的探索之中，其推進的過程就是直面問題，尋求解決辦法，不斷克服困難的過程。
關於改革開放的經驗已有很多總結，最根本的一條是堅持黨的領導。這一條之所以成立且重要，是因為黨在長期社會主義建設中積累起深刻的經驗教訓，有經驗豐富、眼光遠大、富於智慧的領導集體，制定了正確的改革戰略，以及評判改革成效的“三個有利於”的標準。
筆者對改革開放史的研究中，有以下五點感觸很深。
第一， 看準方向，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
在上個世紀改革開放中，有兩段時間遇到的困難最為突出。
第一次是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當時，中國面臨的問題是多方面的，既要解決十年“文革”造成的種種問題，又要探索新路，很不容易。最初的成功突出表現在：一面撥亂反正，一面啟動改革開放，結束過去，開闢未來，走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第二次是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面臨的問題既有內部經濟、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外部環境變化產生的衝擊和壓力。中央明確提出“堅持改革開放不動搖”、“一心一意做好自己的事”。對內，在穩定政局之後，採取進一步改革措施，如大力改善黨的領導、開發浦東、建立證券市場等，最重要的是確定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對外，一方面處理好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的關係，既頂住壓力，又努力恢復和改善關係，打破制裁；另一方面積極發展與周邊國家和第三世界國家的關係。內外兩方面措施都收到超出預期的良好效果。克服這些困難有內外兩方面的基礎。在國內，主要是改革開放使大多數人受益；親歷“文革”的廣大幹部群眾對那十年記憶猶新，不願國家再次陷於動亂。在國際，中國的改革開放已使許多國家、特別是發達國家受益，它們也不願中國倒退和閉關，而堅持制裁只會使中外雙方的利益都受到損害。上述種種因素構成的合力，使中國在較短時間內扭轉了局面，成功地把改革開放推進到21世紀。
第二，有凝聚人心和共識的口號，有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戰略。
“改革開放”、“翻兩番”和“小康”這三個口號不僅是口號或概念，而且有深刻內涵。“改革開放”提出了實現變革的道路和國策，“翻兩番”和“小康”提出了中期和長期的奮鬥目標。鄧小平提出的“小康”標準，不僅指導我國制訂現代化戰略規劃，也把國家的現代化目標與普通百姓的生活直接聯繫在一起，從而調動起廣大人民群眾的積極性。
第一階段形成了一套各方面相互配合的改革戰略。其突出特點是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改革從經濟體制入手；同時圍繞加快經濟發展的需要，形成政治、外交、軍事、文化，以及按“一國兩制”方針推動國家統一大業等各方面的戰略配合。各方面戰略能夠協同一致的關鍵，在於準確判斷國際形勢，妥善處理內政和外交的關係，堅持首先做好自己的事，堅定不移地走和平發展道路。
第三，改革採取漸進方式，以增量改革的方法實現由量變到質變。
漸進式的改革，最引人注目的是在經濟體制方面，但事實上各方面的改革都是如此。例如,政治方面，廢除領導幹部終身制就以建立顧問委員會為過渡；對外開放，從特區開始，由沿海到沿江，再到內陸；其他如科技、文教、醫療等方面的改革也是逐步推開的。
漸進式改革有三個突出特點：一是先易後難，先清掃外圍，最後攻堅；二是以點帶面，先試點，再推開；三是以“雙軌制”過渡，逐步完成新舊體制的交替。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改革的典型。在直接對計劃體制進行改革困難重重的情況下，採取了體制外先行的策略，即通過為新興經濟體，包括個體企業、鄉鎮企業、大集體企業、民營企業、外資企業、合資企業等計劃外企業，提供優先發展的條件，形成局部的市場經濟，並不斷將其做大，在這一過程中推進國企攻堅改革，以此實現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軌。這種方法也被經濟學家稱為“增量改革”。這種做法的突出優點是極大地減少了改革的阻力和改革可能帶來的社會震盪，有序實現從舊體制向新體制的轉軌。
第四，在改革開放的過程中實現了中央、地方和基層的良性互動。
在改革過程中，中央、地方和基層之間的良性互動，是一個突出的現象，也是一條重要的經驗。例如，家庭承包制的出現、經濟特區的建立、股份制和證券市場的形成等等，都是上、中、下層之間互動的結果。這種互動的突出特點是，中央的決策與各地、各部門和基層群眾的首創精神前所未有地緊密結合在一起。沒有中央正確的決心和決策，中、下層的首創精神將無以發揮或將脫離正確軌道；而沒有來自各地區、部門和基層其中的首創精神和實踐，中央將難以形成正確的決心和決策，即使形成了也難以貫徹落實。還需特別指出，大量專家、學者的參與是促成這種互動的一個重要因素，並在上、中、下層之間傳遞信息，為中央和地方的決策提供諮詢，參與各層次改革方案的制訂和實施。
第五，較好地處理了改革、發展、穩定三者之間的關係。
從實踐看，改革、發展、穩定這三者的關係是辯證與動態的。改革的目的是為了加快發展，而改革與發展又需要有一個相對穩定的環境；同時，改革自身帶有風險，改革與發展也勢必會打破原有的平衡，產生不穩定因素；但是，如果把穩定置於首位，阻礙改革與發展，最終將會導致更大的不穩定。
從這個階段的經驗看，處理這三者關係的基本邏輯是，通過改革帶動發展，當因改革和發展導致新的不穩定因素出現時，必須及時通過進一步的改革措施加以消除。例如，國企改革造成了大批職工下崗，為解決這一問題又促成加快建立社會保障體系。事實上，改革和發展帶來的不穩定，主要是由於利益格局產生變化；因此，處理好這三者關係的核心在於如何能使人民大眾共享改革成果。在改革初期，人們對分享改革成果的關注主要在經濟方面；而隨著改革的深入，對改革成果的分享將不僅限於經濟方面，還必然包括平等享有各方面的權利，實現社會的公平與公正。
中國面對新挑戰
進入21世紀，中國的改革開放進入建設全面小康社會的階段。這個新階段雖然與前一階段是連續不斷的過程，但它們面臨的問題和任務卻有很大不同。
改革開放兩大階段的差異
簡單說，20世紀後期的改革開放是在新中國30年形成的政治經濟制度和建設成就的基礎上進行的。那時所面對和需要解決的問題，無論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也是在前30年積累起來的。
進入21世紀，中國保持了強勁的發展勢頭，到2010年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與此同時，中國也面臨著一系列新的挑戰。我們面臨的已不是改革開放之初所面對的問題，而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所帶來的新問題。這些問題或是新體制不完善、不健全所造成的，或是此前的改革尚涉及不多的，或是經濟現代化“起飛”階段過後才會出現的。
國內經濟社會發展面對的挑戰
從中國內部的情況看，這一挑戰主要來自五個方面：
第一，改革要解決的問題在很大程度上已不是舊的計劃經濟體制帶來的問題，而是在經濟體制轉軌後，如何使新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儘快健全和完善的問題。
第二，中國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階段已經轉入平穩增長階段。從世界各國的經驗看，這兩個階段的轉換是個重要環節，如能在後一階段實現經濟的適度增長，就能比較順利地完成現代化；否則，就可能掉入所謂的“拉美陷阱”。
第三，在經濟發展起來後，財富的掌握和分配問題日益突出。社會貧富分化的加劇、利益集團的出現和腐敗的滋生，使得這一問題更趨敏感。可以說，這既是個新問題，也是個老問題。說其是新問題，因為它是在中國實行市場經濟後出現的，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普遍面臨的；說其是老問題，因為它是中國曆朝歷代都未能解決的。今天解決這一難題，需要的不僅是反腐的決心和力度，更重要的是要在抑制腐敗和保證社會公平方面有符合國情的制度創新。
第四，在經濟高速發展的過程中積累的一系列問題亟待解決，諸如環境資源問題、產業結構問題、城市化問題、就業問題、人口老齡化問題等。這些問題是發達國家在歷史上也曾遇到過的，但它們現代化的過程比較長，這些問題是遞次出現的。而在中國，由於現代化的高速發展，這些問題被擠壓到一起，增加了解決的難度和緊迫性。
最後，在利益多元化的情況下，統籌協調各方、凝聚改革共識、實現有效治理，要比以往復雜得多。
上述這五個方面的挑戰，意味著從治國理政的角度看，黨和政府要集中精力，從謀求經濟的高速發展轉變為引領經濟社會的協調發展。由此黨的十九大提出：必須認識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判斷。四十年來，我國的一條基本經驗是，在改革和發展中遇到的問題，只能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和發展來解決。成功應對挑戰需要一個過程，我國的應對是積極的，並正在取得成效。
外部形勢變化帶來的挑戰
改革開放帶來的最重要變化之一就是中國與世界被前所未有地緊密聯繫在一起了。這既有有利的一方面，又有被制約的一方面。近些年來，由於種種原因，中國的外部環境出現了一些令人警覺的變化。筆者僅就中國應對這些變化時應注意的問題談四點看法：
第一，我們現在的確面臨一個國際環境趨緊的態勢。形象地說，當前中國正處在一個安全瓶頸之中。中國強大了，但面臨的環境更為複雜。歷史地看，外部安全環境趨緊是一個大國成長的必經階段。現實地看，這是由雙重因素引起的：一方面，冷戰結束後國際政治經濟體系正經歷廣泛而深刻的變動；另一方面，中國改革進入關鍵階段，內部矛盾和困難凸顯。這種內外因素的重合，加之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時代的到來，使中國與世界的關係處在一個敏感時期。在此期間，外部世界會高度重視中國內政和外交動向，做出應對，中國承受的外部壓力會逐步增大。這種狀況始自上世紀90年代，至少還將持續二、三十年。在這個階段，中國在外交方面面臨的挑戰就是如何平穩地通過安全瓶頸區，為全面深化改革創造有利的外環境特別是周邊環境，鞏固新興大國地位，如期建成全面小康社會，到本世紀中葉基本實現現代化，並最終完成國家統一。
第二，在這個比較敏感的階段，我們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必須注意目標、實力和手段的平衡。特別是要對自身的長處和短處有清醒的認識。中國當前經濟總量已達到世界第二，但其他許多方面與發達國家還有不小的差距，要成為一個成熟的大國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中國的短板有幾點：（1）現代化還沒有完成，人均GDP和人均資源佔有率很低，在重要領域掌握的核心技術有限；（2）國家統一還沒有完成；（3）我國奉行不結盟政策，在處理國際事務時可藉助或調動的國際力量和手段有限，在制訂國際規則方面話語權還不多；（4）作為後來者參與大國博弈的經驗還有待積累等。最後，在當今世界大國之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是最為獨特的。
第三，隨著綜合國力的大幅增長，中國已成為當今國際形勢發展中最重要、最引人關注的變量。以往，在分析國際形勢和制訂外交政策時，我們的思維習慣於先國際再國內；而現在，世界各國判斷形勢，不能不先看看中國如何，再決定本國的政策。把自己作為國際形勢發展中一個重要的變量，我們對此還很不適應。
第四，在今後一個較長時期，中國最大的機遇就是國際格局尚未定型，國際形勢趨於動盪，美國面臨的問題很多，而中國參與國際事務的能力大大增強了。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必須保持謙虛謹慎的態度，增加自身的透明度和親和力，爭取廣泛的國際合作。此時，最應避免的是自負的大國主義，它將對中國有百害而無一利。
兩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
還有兩個需要關注和思考的問題：一是如何建立節約型的現代化社會，二是如何通過進一步的改革實現制度穩定。
中國人口眾多，從發展的角度看不僅需要創新生產方式，還需要創新生活方式。儉樸是中國的傳統美德，而全球資源的有限性已決定了西方的現代化生活方式不具普遍性。中國如能依靠有限的資源、在可持續發展的基礎上使眾多人口過上現代化生活，將是中華民族對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大貢獻，因為美好生活方式是人們最樂意仿效的。
完善和穩定經濟政治制度是中國改革大課題中必不可少的內容，也是在基本實現現代化時所要達到的既定目標之一。從系統論的角度看，這意味著制度體系的大系統已基本穩定，而各子系統遇到問題時具有自動調節功能。而我國現在的改革還處於一動往往須從上到下全動的狀態。改革開放進行到現階段，頂層設計必須更多地考慮這方面的問題。從世界歷史經驗看，一個政黨對一個民族和國家的最大貢獻，莫過於為本民族和國家創造一個穩定的、有利經濟、社會持續發展的政治制度。
¨ 本文是2018年4月18日“中信大講堂·中國道路系列講座”第三十九期暨薊門法治金融論壇第52講《改革開放與中國的變遷》主題講座的摘編。
* 章百家，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副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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