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虯髯電目，探天根兮斡地軸。扶龍興雲，四方以肅。以生民休慼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武功既成，而文治不盡其用者，蓋天也耶？抑人也耶？”次子劉璟贊其父劉伯溫畫像，可以說是非常中肯的。劉伯溫的確是“以生民休慼為憂喜，以大道晦明為榮辱”。他的人生定位是做一個謀臣，協助王者謀求救時之政，關注民生，為民謀福，建立理想社會。在《二鬼》詩裡，他描繪的理想社會是：“啟迪天下蠢蠢氓，悉蹈禮義尊父師”，“履正直，屏邪欹，引頑器，入矩規”，“雍雍熙熙，不凍不飢，避刑遠罪趨祥祺”，是一個安康、和樂、有序的社會。“關注民生、為民謀福”是劉伯溫建立理想社會和其人生定位的邏輯起點和歸宿點。劉伯溫的民生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以民生為念。劉伯溫把善為官比作善為田之農夫、牛羊之善牧者，提出“遏其人盜通其為天地之盜”這一概念，指出天地之善生，然後天地萬物才能有豐富的物質回饋於天地，“天地之生愈滋，庶民之用愈足”，君王與為官者只有關注民生，使百姓休養生息，才能有充實的物資財力回饋給社會，讓國家這一龐大的機器充分運行起來。立足於民生，便能實現當政者之德和國家的穩固。“天之德曰生”，劉伯溫認為君王代天管理，為官便是受君王所託代分職管理百姓的事，所以當權者最大的德便是在於民生，通過養民育民，達到民足國富。
第二，尊重人性民性以順應道心。從通天地人之性理角度，劉伯溫認為如同順自然之性理一樣，必須尊重人之自然性理。他在寓言故事集《郁離子》裡用較多篇幅表達了這一主張。在劉伯溫看來，順物性人性而治，種植則五穀豐登，養畜則六畜興旺，經世治國則國強，於是天地世界呈現一片安詳、和合狀態。“善治者不壅其民……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第三，養民保民，使民足國富。 “惟民食為命，王政之所先”，民以食為本，養民是為官者應該擔當起的首要責任。劉伯溫把養民之道比作“牧之道”“種植之道”“養卉之道”，既要能夠讓老百姓執天地之力獲得充實的物資，又要給予百姓以安寧之環境。“天子有民不能遍治，故託之守令，故守令謂之民牧，夫牧也者，受人之牛羊而牧之，必為之豐其水草，適其寢訛，去其瘯蠡，驅其豺狼，然後物生，遂而牧之道得矣”，“故善為官者，猶農夫之善為田也，嘉穀以為親，稂莠以為仇”，“治圃如治國，養卉如養民”。只有“豐其水草，去其蟲豸”“獲嘉谷，去稂莠”，切實防備禍患(“保民莫切於備患也”)，才能“物生”，民眾才能充滿蓬勃的生機，於是才有“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強，士多則強”。
第四，要化民為善。劉伯溫強調在富民基礎上施行教化，化民為善，只有明人倫的百姓，才有其樂融融的社會。在劉伯溫看來，教為政之本，無論其文本還是其實踐中都非常重視教育。他在元明兩朝為官時都極力推崇教育，促成了明初教育的大發展。在元朝擔任儒學副提舉期間，他為眾多的義塾題文撰記，其中鼓勵興辦義學是其鮮明的思想之一。
劉伯溫強調“以政弼教”，他認為地方首長應該擔當促進教育發展的職責。劉伯溫在《送常山縣達嚕噶齊樂九成之官序》中說：“古人以政弼教，教與政不相違，而其效都在化民為善……教者導之，政者齊之；教者陪之，政者翼之。霜飛而鍾應，雲沛而雨集，將見德禮之化。流動浹洽，而遠近皆取法矣。”劉伯溫認為，促進學校教育發展是郡縣、守令的首要職責，並且指出學校教育不應視同“文具”，而應該重在“教化”。
第五，德以進善，威以挫奸。劉伯溫一方面肯定了老百姓的衣食慾望和享受慾望的天然合理性，另一方面主張對人們的慾望不能放縱而必須疏導和有所遏制，並且對頑劣之徒“警之以威”。“民有欲而無厭者也，節以制之，猶惑逾焉。盜而或賞，利莫大焉，利之所在，民必趨焉。趨而禁之，是貳政也；趨而不禁，人盡盜矣，是鼓亂也。”所以他主張用法用刑對老百姓進行管理約束。行法管理的原則是“本之以德政，輔之以威刑”，落腳點仍是在為百姓營造安寧環境，滿足百姓的生活需要。劉伯溫認為用法用刑是實行管理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但仍希望通過管理約束起到教化作用。他在“德以進善，威以挫奸，德不可偏，威不可煩”的思想指導下，主張“明刑弼教”“刑期於無刑”，並說：“刑，威令也，其法致於殺而生人之道存焉。”這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劉伯溫對民生的關懷。
閱讀更多 貴陽孔學堂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