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
人口是一切經濟社會活動的基礎，幾百年來，全球史詩般的人口大遷徙引發了區域興衰、產業更替和霸權更迭。人口帶來的居住需求更是房地產發展的基本需求，引發了各地區房地產市場的榮衰。美國東西海岸線城市群的繁榮映襯出東北部鐵鏽州的衰敗，中國三大城市群崛起映襯出東北的沒落。是什麼驅動了人口大遷徙？未來中國人口將歸向何處？帶來哪些機會和挑戰？
一、人口遷移的基本邏輯：
經濟-人口分佈平衡。
（1）決定一個區域人口集聚的關鍵是該區域經濟規模及該城市與本國其他地區的人均收入差距，簡單地講，就是人隨產業走。我們在2016年借鑑提出經濟-人口分佈平衡法則作為人口遷移和集聚的基本分析框架，並通過OECD和美日韓的相關數據驗證。在市場作用下，人口流動將使得區域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比值逐漸趨近1。
（2）工業發展需要集聚，所以工業化帶動城市化，人口大規模從鄉村向城市集聚。服務業發展比工業更需要集聚，所以在城市化中後期，人口主要向一二線大城市、大都市圈和區域中心城市集聚。
二、人口遷移的國際規律：從低收入地區到高收入地區，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全球人口遷移呈現兩大特點
1.跨國層面，人口從中等、低收入國家向高收入國家遷移。即從東亞、南亞、拉美、非洲、中東歐向北美、西歐、中東石油富國、澳大利亞等遷移。
雖然中國、印度等新興經濟體在快速發展，但全球經濟人口分佈仍非常不平衡、甚至較六十多年前明顯擴大，未來大規模跨國人口流動仍將持續。1960-2017年，高收入經濟體經濟份額從79%降至63.8%，人口份額從25.7%降至16.6%，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的比值從3.07升至1995年的4.5，再降至3.85。
2.城鄉層面，隨著全球城市化進入中後期，不同規模城市人口增長將從過去的齊增變為分化，人口從鄉村和中小城市向一二線大都市圈遷移，而中小城市人口增長停滯、甚至淨遷出。
1950-2015年，全球城市化率從23.6%增至53.9%，該時期所有規模城市的人口占比均有明顯上升，所有規模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均明顯超過1.7%的自然增長水平。其中，1000萬人以上城市人口占全球總人口比重從0.9%增至6.3%，30萬人以下小城市人口占比從17.8%升至22.9%，分別上升5.3、5.2個百分點。
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5年全球城市化率將達62.5%，大城市和大都市圈人口繼續快速積聚，但50萬人以下城市人口年均增速將降至1%、略高於0.9%的自然增長水平。
（2）美國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
1850-2017年，美國人口從2327萬快速增至32598萬；特別是二戰結束後，伴隨著美國成為全球經濟中心、大規模國際移民湧入，美國人口在1950-2017年增加了1.75億。美國三百多年人口遷移呈現兩個特點：
1.地區層面，從向傳統工業主導的五大湖區域集聚，到向能源、現代製造和現代服務業主導的西海岸、南海岸集聚。1850-1970年，美國“鐵鏽8州”人口從1023萬快速增至7203萬，雖然佔比從44%降至35.3%，但人口增量貢獻達34%，是美國人口聚集的核心。
1970年代開始，伴隨著西歐、日本以及後期中國的崛起，美國傳統制造逐漸衰落，鐵鏽8州GDP佔比從1970年的35.6%降至2017年的26%。與經濟衰落相對應的是，1970年以來鐵鏽8州人口增長大幅放緩，紐約州在1970-1980年、西弗吉尼亞州在1950-1970年和1980-1990年人口甚至淨減少。到2017年，鐵鏽8州人口僅增加933萬至8135萬人，人口增量貢獻降至不到8%，佔比大幅降至25%。
與此同時，以能源、先進製造和現代服務業為主的加利福尼亞州、德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州等地區逐漸成為美國人口集聚的中心。1850-1970年，加州德州佛州三州人口合計從40萬增至3794萬人，佔比從1.7%快速提高至18.6%，人口增量貢獻為20.8%、低於鐵鏽8州約13個百分點。
1970-2017年，三州GDP份額從18.1%增至27.9%，人口快速增至8883萬，人口增量貢獻高達41.7%、人口占比升至27.2%。可以發現，不管是1970年還是2017年，鐵鏽8州、加州德州佛州三州的經濟份額與人口份額均基本平衡，即經濟-人口比值基本在1附近，但人口流動狀態迥異，原因在於經濟增長差異。
2.城鄉層面，人口在城市化中後期明顯向大都會區集聚。
美國城鄉劃分標準多次調整，當前城市的基本定義為：50000人以上的城市化區域（Urbanization Areas，UAs），和2500-50000人的城市簇（Urban Clusters，UCs）。
美國城市化率在1910年達51.2%，1940年達56.5%、與中國當前接近，1970年達73.6%，2010年達80.7%。同時，基於經濟社會高度聯繫的城市功能聯繫思想，美國人口調查局於1910年開始逐漸形成都會區統計（Metropolitan Statistical Areas，最小規模為5萬人以上）。
1910-2010年，美國都會區人口比重從28.4%增至83.7%，其中人口向大都會區化集聚態勢明顯。
1950-2010年，5-25萬人的都會區人口比重減少0.3個百分點，25-100萬人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2.9個百分點，而100-500萬人、500萬人以上的都會區人口比重分別增加12.2、12.4 個百分點。
特別是在1970-2010年，500萬人以上都會區人口比重增加9.4個百分點，遠高於100-500萬、25-100萬、5-25萬人都會區的4.0、1、0.3個百分點。
2015年，美國5-25萬、25-100萬、100-500萬、500萬人以上都會區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0.75、0.84、1.09、1.26，高收入的大都會區依然對人口有著較大吸引力。
（3）在日本城市化進程中，人口隨著產業持續向大都市圈集聚，但在1973年左右從向東京圈、大阪圈、名古屋圈“三極”集聚轉為向東京圈“一極”集聚。
三、中國人口大遷移：
從城市化到大都市圈化。
（1）跨省人口遷移：從改革開放前的向東北集聚，到改革開放後的孔雀東南飛，再到2010年以來部分迴流中西部。2013年開始，東北三省人口先後陷入負增長。
（2）從分線城市看，人口流動整體放緩，但向一二線城市和大都市圈集聚更為明顯。
根據GDP、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城市政治地位等，將公佈常住人口數據的338個地級及以上單位劃分為一二三四城市，其中存在公開數據的有309個。其中，一線城市為北上廣深4個，2016年GDP在1.9萬億以上；二線城市為多數省會城市、計劃單列市及少數發達地級單位共32個，GDP多在6000億以上，三線城市主要為GDP在2000億元以上的弱小省會城市和相關地級單位共74個，四線城市主要為GDP在2000億元以下的其餘地級單位共199個。此外，還有29個地級單位因未常住人口缺失未納入分析，主要為新疆、西藏、吉林等省區的三四線城市。
1.在全域層面，一線、二線城市人口持續流入，三線城市流入流出基本平衡，四線城市持續流出。但與一般三四線城市明顯不同，發達城市群的三四線城市人口仍稍有流入。2016年，一線、二線、三線、四線城市經濟-人口比值分別為2.4、1.6、1.1、0.6。
2.在市轄區層面，一二三四線城市市轄區人口增速均有所下滑，三四線城市市轄區總體仍保持人口流入，但集聚程度已比較微弱，特別是四線城市市轄區；並且，發達地區三四線市轄區與其他城市無明顯差別。
（3）人口在更加向少數地區、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在2017年19個地區數據缺失的情況下，估計2011-2017年全國至少有225個地區人口淨流出，較2001-2010年的192個明顯上升，人口淨流出地區的數量佔比53.6%增至62.8%；而人口淨流入地區數量從166個降至113個，表明人口在更加向少數地區、向大城市大都市圈集聚。
四、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去向何方？
（1）2億新增城鎮人口並非全部來自鄉城遷移
1978-2017年，中國城鎮常住人口從1.7億快速增至8.1億，城市化率從17.9%提升至58.5%。過去四十年城鎮人口淨增6.4億，深刻地改變了中國經濟社會格局。當然，這其中存在2.2億的農民工及家屬子女未能市民化，2017年中國戶籍人口城市化率僅為42.3%。目前，中國58.5%的城市化率稍高於54.8%的世界平均水平，但明顯低於高收入經濟體的81.3%和中高收入經濟體的65.8%，這意味著中國城市化還有較大的空間。
根據聯合國預測，到2030年中國城市化率將達約70%，對應城鎮人口為10.2億，比2017年增加約2億；到2047年城鎮人口達峰值時將增加約2.76億。
（2）簡單按當前趨勢推算，未來2億新增城鎮人口有約50%、即1億人來自鄉城遷移，其他則將是自然增長和行政區劃變動貢獻。
（3）到2030年2億新增城鎮人口的約80%將分佈在19個城市群，約60%在七大城市群
19大城市群以1/4土地集聚74%人口，創造90%GDP，其中城鎮人口占比77%。到2030年2億新增城鎮人口大約80%將分佈在19個城市群，約60%將分佈在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成渝、中原、山東半島等七大城市群。
從區位、資源稟賦和近期增長看，成渝、長江中游未來有望成為中國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城市群的發展代表。中國未來有望形成長三角、京津冀、長江中游、山東半島、成渝等5個人口億級城市群，10個以上1000萬級城市，12個左右2000萬級大都市圈。
※風險提示：官方非普查年份常住人口統計存在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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