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學家范文瀾說，中國古代
對華、夷的區分，“最基本的涵義還是在於文化。文化高的地區即周禮地區稱為夏，文化高的人或族稱為華，華夏合起來稱為中國。對文化低即不遵守周禮的人或族稱為蠻、夷、戎、 狄。 例如杞君朝魯君， 用夷禮， 杞被貶稱為夷； 後來杞國朝魯用周禮， 杞又得稱為諸夏” 。這種觀點在儒家今文經學典籍《春秋公羊傳》中表達得很鮮明。儒家經典中的“夷夏可變” 論， 反映了華夏族與少數民族交流、 融合的發展趨勢。
孔子被後世的經學家宣傳為“尊周室， 攘夷狄” 的聖人，好像孔子對於所謂 “夷狄” 是很嚴厲的。 其實， 孔子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理智的。 孔子認為“夷狄”和“諸夏”之間存在共同的道德標準， 這與一些持狹隘的民族觀念的人大不相同。
春秋後期形勢圖
《春秋經》一書， 按照傳統說法， 是由孔子修成的， 其中對原先被視為“夷狄” 國家的楚和吳的書寫， 即與上述孔子的理智態度相照應。
楚和吳在春秋初年， 都因文化落後被稱為蠻夷之國， 但至魯宣公十二年 （前 ５９７） 及魯定公四年 （前 ５０６），《春秋經》卻都稱其為 “楚子” “吳子”， 視為與諸夏國家同樣的地位。 這些書法的不同， 用極簡略的文字， 所概括和寓含的， 卻是歷史的重大變化和極其深刻的思想觀點。
《春秋公羊傳》從文化上而不從種族上區分“夷” “夏” 的觀點， 對於促進民族間的友好交流和共同進步有極為深遠的意義
。二者成為可變的概念。“夷狄” 在文化上進步了就與 “諸夏” 無異，平等無間，鼓勵他們學習先進文化而不斷提高自己， “諸夏” 也要警省不斷進取，不然在政治上道德上倒退就被視為 “夷狄”。
城濮之戰（公元前632年），晉、楚爭奪中原霸權的首次大戰
經過 《公羊傳》 的闡釋， 從文化上區分 “諸夏” 和 “夷狄”， 就成為 《春秋》 之義。
《公羊傳》進步的民族觀， 至西漢董仲舒得到顯著的發展，他高度評價 《公羊傳》 對 “諸夏” 和 “夷狄” 的理智態度， 《春秋繁露·竹林》 篇說：
《春秋》 之常辭也， 不予夷狄而予中國為禮。 至邲之戰， 偏然反之， 何也？ 曰： 《春秋》 無通辭， 從變而移。今晉變而為夷狄，楚變而為君子， 故移其辭以從其事。
董仲舒評論 《公羊傳》 對 “諸夏” 和 “夷狄” 不劃定不可移易的界限 ， 楚變而為君子即加褒揚， 晉變而為 “夷狄” 即加貶責， 是很中肯的。
楚莊王出征
邲之戰，又稱“兩棠之役”，是春秋中期（公元前597年）當時兩個最強大的諸侯國——晉、楚爭霸中原的第二次重大較量。楚國一洗城濮之戰中失敗的恥辱，在中原爭霸鬥爭中暫時佔了上風。楚莊王也由於此役的勝利而一舉奠定了“春秋五霸”的地位。
在西漢時代，公羊學夷夏觀適應武帝時期開拓疆土、全國各民族間聯繫加強的發展趨勢，因此公羊學說大盛於世，成為一代 “顯學”。 偉大的史學家司馬遷曾向董仲舒問學， 在 《史記》這部傑作中多次顯著地表明他深受公羊學說的影響。
司馬遷高度重視民族關係和周邊各民族對祖國曆史的貢獻，對東北民族、 北方民族、 西北民族、 西南民族、 嶺南民族、 東南民族的活動都盡其所能地詳細記載， 構成視野開闊而又秩序井然的歷史圖卷， 樹立了史學上大規模設立少數民族列傳的範例。
何休(129—182年)，即何子，中國東漢時期今文經學家，儒學大師
至東漢何休撰成《春秋公羊解詁》，構建了有體系的 “據亂世—昇平世—太平世” 學說。他所闡釋的據亂—昇平—太平三個階段，不但是國家的治理越來越好，民眾的生活越來越得到改善，而且隨著國家統一局面的推進，民族關係的發展尤為極其重要的內容。
據亂世， 尚處在內其國而外 “諸夏” 階段， 未能達到統一局面； 昇平世， 推進到內 “諸夏” 而外 “夷狄” 階段， 中原地區得到統一； 到太平世， 則實現 “夷狄進至於爵， 天下遠近小大若一” 的理想， 達到空前的大一統， 而且民族之間平等、和好相處，不再有民族的歧視、 壓迫和戰爭。
自東漢以後，經歷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和宋遼西夏金時期兩次民族重新大組合，經歷過隋、 唐、 元、 明、 清國家統一局面的重建和擴展， 在此曲折複雜的歷史過程中， 雖因各民族之間的衝突、 戰爭而付出了極其巨大的代價， 但其結果， 終於促使中國境內各民族的關係大大密切了。
在分裂時期， 割據勢力往往把自己說成是中原皇朝 “正統” 的繼承者。 如南北朝時期， 北朝說南朝是 “島夷”， 南朝說北朝是 “索虜”。
夷夏觀念的變遷也是複雜變化的。一方面，歷代不少有識見的政治家、思想家強調民族間的和好，強調樹立“天下一家” 的意識， 強調維護各民族間共同的利益，發揮了促進民族關係發展的積極作用； 另一方面， 也有人一再大力鼓吹 “尊王攘夷”， “嚴夷夏之大防”， 當宋與遼、 金對峙， 國勢衰弱之時， 持論者尤眾。
至清初，許多漢族士人視明清鼎革為天崩地解的大事變，又紛紛倡言 “華夷之辨”， 寄託故國之思。對於清初士人懷有的反滿意識， 我們應依當時的歷史條件， 恰當地肯定其具有反抗滿族統治者對漢族民眾實行殘酷壓迫的意義 ，恰當地肯定漢族民族意識有其歷史價值。
但與此同時，我們更應當肯定清朝的建立和鞏固，實現了全中國空前規模的大統一，各民族間的關係進一步加強；從國家和全國各民族共同利益的前途著眼，應當推進這種統一局面，推進各民族間的文化認同。
明清鼎革之際，大部分士人節操不如秦淮八豔
在清朝前期，雍正皇帝寫了一篇“上諭”， 其中重要的宗旨， 便是闡發夷夏之分在文化而不在種族的觀點， 批駁清初士人堅持 “華夷之辨” 進行反清活動的思想主張。 他引用儒家經典 《論語》 作了解釋： “孔子曰： ‘夷狄之有君， 不如諸夏之亡也。’ 是夷狄之有君， 即為聖賢之流； 諸夏之亡君， 即為禽獸之類， 寧在地之內外哉。”
他又具體地分析了夷夏觀念在歷史上的變化，尤其強調清朝建立而形成的中外一體的新局面，說： “自我朝入主中土， 君臨天下， 並蒙古極邊諸部落俱歸版圖， 是中國之疆土開拓廣遠，乃中國臣民之大幸， 何得尚有華夷中外之分論哉。”
雍正帝的言論充滿封建帝王的專制思想，但他闡釋不以種族而以文化區分“華夷”，則是於理有據而且淵源深遠 的，他所強調的清朝入主中原，已經由夷變夏， 並使得蒙古等邊疆少數民族也都由夷變夏，故而全中國範圍內各民族都成為“中國臣民”， 更是確切的事實和清朝建立以來的巨大變化。
內藤湖南（1866—1934年），本名虎次郎，字炳卿，號湖南。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之一
在《支那論》中，內藤認為中國乃是蚯蚓式的國家：“例如小笠原島假若被外國佔領了，日本國民肯定全體激憤。然而支那的情況卻與日本不同，支那恰似蚯蚓這種低級動物，把一段身子給切斷了，其他部分能沒有感覺，仍然能夠繼續活著……”
公羊學派進步的夷夏觀在近代影響至為顯著。龔自珍讚頌清代實現“中外一家” 的新局面， 尖銳地批駁 “宋明山林偏僻士，多言夷、 夏之防， 比附 《春秋》， 不知 《春秋》 者也” 。 魏源跨過中西文化巨大差異的界限， 認識到西方文明的先進性， 倡導國民對外之觀念。
梁啟超作為晚清今文經學運動的重要人物，在 ２０世紀初相繼著成 《春秋載記》 《戰國載記》 《中國歷史上民族之研究》 等名文。 由於深諳公羊學說樸素進化觀和進步夷夏觀的理論精華， 他站在中西文化交流的時代潮流前頭， 成功地吸收並運用西方新學理 ， 形成了具有近代科學理論色彩的民族觀點， 以大量確鑿的證據， 論證中華民族 “多元結合” “諸夏一體”， 經歷數千年而形成複雜而穩固的民族， 其研究成果對近代民族理論體系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動作用。
作者陳其泰受教陳寅恪弟子劉節先生、師從史學大家白壽彝先生。
八旬長者士人風範薪火相傳，三十餘年治學菁華今朝問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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