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这种教育在我看来正是工具理性的教育，代表其实就是杜威先生的实用主义教育。
工具理性的教育特点就是：
其一，人类主体是“我思”的主体。这个自我意识是一切未经经验实证的东西都可以怀疑的。这个主体容易导致对一切价值的质疑，权威的质疑。因而对传统对所有价值宗教艺术的东西都持有怀疑否定的倾向。所以这种宣传教育下的人，往往容易成为一种无根的个人主义者，往往只有消极的破坏，而无积极的建立，导致结果就是拆毁一切，冲破一切，所以这些人常常都是桀骜不驯的个人。所以我们常常批评西方道德沦丧，如性泛滥等等，虽然并非就是实情，但是至少反映这种教育的一个潜在的问题，就是并不容易将价值容纳进来。这种教育并非就是错误的，但不是人类教育的全体。
人类还可以有一种实践理性而来的教育，这种教育是可立可破的。实践理性而来的主体就是道德主体，他本身要求人类可以排斥一切经验的牵连，单单自己为自己立法，这里同样要求人类要剥落外在一切的影响，彰显自我主体。但是这个主体同样是一种感受绝对命令的主体，告知大家要戒慎恐惧，不要妄为的主体。这个主体同样通过宗教，上帝。我曾说这是一种现象学的教育理念。既正面肯定人类的价值，超越的追寻（如存在），又认为人类被遮蔽住，要解蔽，所以要去除添加在我们绝对意识上面的种种东西。
这种教育同样是宗教教育的本质，既肯定上帝的存在，又告知我们不要受尘世所有事物的影响，单单聆听上帝的旨意。我们传统的教育几乎都是这种教育。这是信仰与怀疑的统一，是对圣人价值尊崇与怀疑的统一。所以这种教育的人往往都有高远的理想，超拔的志气又有谦卑的心灵。耶稣，佛陀，孔子都同样有这种特质。
其二工具理性教育过分强调思辨理性归纳推演的作用，这里夹杂科学的成功，从而加深人类的错觉，认为价值，制度，人类发展的规律等等都可以通过我们工具理性完全的弄清楚明白。
因而我们最终坚信人类理性可以设计出最完美的制度，为了达到完美的社会，即便过程有恶，亦是正义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里已经反省很多。很多知识分子当时转向共产主义亦是因为看到二次大战西方出现的种种问题。这里典型代表人物，罗伯斯庇尔，苏联古巴，柬埔寨，我们等等都曾发生过，就不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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