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的“官民比”问题一直为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特别是在2004和2005年间，学术界和舆论界出现了一场关于中国政府官员规模的讨论，“官民比”也一度成为了网络政治的一个“关键词”，许多学者、官员、媒体和公众都过网络直接或者间接参与了这场讨论。从表面上来看，各方在具体的“官民比”数据上存有分歧，但实际上提出了一些需要高度关注的深层次的问题。
第一，中国的公务员是多了还是少了?现阶段中国公务员的数量有没有现实合理性，继续压缩的空间还有多大，它是否己经到了某种底线?
2008年“大部门体制”改革推动之初，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张柏林发一言时曾建议，为改革能顺利进行、平稳过渡，编制不缩减。此言论一出，立即引发了网民们的高度关注，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批评和质疑的声音，而批评主要针对的是所谓此次改革“编制不缩减”的提法。这也反映出，在中国，精简机构、裁撤人员仍是舆论关注的集中指向，基本可以说己达成了某种“共识”，也即机构改革几乎等同于精简人员。可见，某种程度上讲，在当前中国，压缩公务员规模，不仅仅是技术的和公共管理问题，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政治选择。
舆论界和普通公众认定官员规模“臃肿”不堪，其实主要是对当前行政管理成本居高不下现状很不满意，当然也与潜在的官民对立情绪有关。但是，有实证研究表明，在1978—2006年间，每次机构改革的当年或后一年，都是行政管理成本支出增长最快的年份。机构少了，公务员规模小了，行政管理成本却增加了。这也意味着，公务员数量不是行政管理成本膨胀的唯一因素。
国内公开的统计数据也显示，从1992年到2002年，公务员总量只增加了约45万，相对数量基本没有增加。当然，这与历次机构改革的“精简”努力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公开的数据似乎与公众一般的认识存在着巨大的反差。国外学者在评价90年代中国编制精简时，也认为并没有完全成功，一些地方政府的编制不仅没有缩减，反而有所增加。但不论如何似乎可以继续压缩的空间己经很小了。这也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当前中国政府维持的公务员的“数量值”(2008年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约为0.97%)有没有一定的现实合理性，它是否己经到了某种底线?进而下一步的机构改革，是要继续大幅度削减人员，还是去探讨公务员的“数量”背后更深层次的问题，以寻求正确的解决思路呢?
第二，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多少为宜，是越少越好，还是存在着一个满足基本需要的问题?客观上是否存在着一个底线性的参照比例?
在中国的“官民比”问题上，大致出现了1: 34, 1 :26, 1 : 198, 1: 18 , 1:203, 1:125等多个版本的认识，评价上更是天壤之别，处于主流地位的看法仍然是“过大”。比如，近日广州市成立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将全市3196名城管人员通过过渡的办法纳入行政执法编制，全部实行公务员管理。部分网民对广州市政府3000多行政编制从何而来提出了质疑，并认为，“应该解散城管单位，其职责由巡警担任，辞退现有所有人员”。这种看法表现出一种简单的“越少越好”的倾向，并没有充分考虑公共服务需求增加、城市管理复杂程度增加等实际需要。
事实上，任何事物的存在、发展和变化都有其客观规律性。在一个国家，公务员的数量也有一个满足基本需要的问题。公务员占总人口的比例多少为宜，肯定不是越多越好，但也不可能是越少越好，应该存在一个人员配置的底线规模。因此，中国当前“官民比”问题的核心，并不在于争论官员数量的多与少，因为多与少都是相对底线而言的，在没有确定底线的前提下做简单的判断，很难得出科学的结论。关键要努力去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即在一个国家，作为测度政府规模最为直观、直接的指标，“公务员占人口的比例” 多少为宜，是越少越好，还是客观上存在着一个可以确定政府机构和人员编制需要的底线标准。
第三，机构改革与精简人员的关系是怎样的，机构改革是否就意味着一定要精简人员，当前中国的公务员规模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近30年的机构改革，我们始终是把精简机构、裁减人员作为首要目标，甚至是改革成效大小的衡量标准。那么，机构改革是不是就一定意味着要精简人员呢?以日本为例，在1968年到1991年的24年中，中央政府连续进行了7次“定员削减”计划，但实际上编制规模最终也只减少了3.55万人，从1968年的89.87万人减少到1991的86.32万人，其中，第2次和第4次改革中，编制规模还有所增加。
反观中国的机构改革，据中编办统计数据，1998年机构改革中，从1998年到2002年10月份5年时间，全国各级党政群机关行政编制共精简115万，市县乡共清退超编人员43万人。因此，中国的历次机构改革，人员编制的压缩力度不可谓不大，但机构改革仍然没有走出精简—膨胀—再精简的“怪圈”，这也间接强化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机构改革不成功主要是人员精简没有取得实质效果。
事实上，精简人员是机构改革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它们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问题。这种在公众中认可度很高的“一般性认识”只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观点，禁不起仔细地推敲。过去我们把过多的精力集中在简单地对“数量”的评价上，而忽视了其背后的行政体制改革、政府机构改革、政府规模适度化等更深层次问题。
其实，中国的公务员规模的主要问题并不在于公务员的总量，而是其内部存在着某些结构和功能性难题函待解决。相应地，机构改革也不应该只是简单的精简压缩人员，而是用“调整结构”替代“突出精简”作为行政体制和政府机构改革的主要目标，有助于解决当前的突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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