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據賈康先生2018年7月7日在北京舉辦的“新經濟與資產配置論壇”上的發言整理）
謝謝主持人！大家好！很高興能參加今天的主題論壇，我到了以後，感覺整個會場的參加者有一種朝氣蓬勃的特徵，我自己感覺就像一個有代溝的這樣一個上一代的參與者，來與大家交流。但在這方面，我自己作為研究者還是不甘心落伍，今天是想試著按照約定，和各位交流一個主題——新生代在這方面其實最有發言權，我們也在觀察，我們也在這方面從研究角度試圖總結出一些基本認識和探究相關規律，能引出有價值、有建設性的研究成果的一個題目，這個題目就是“新經濟與高質量發展”。
在我們討論這個問題的背景方面，要說一下十九大給我們整個發展中的歷史新方位所提出的“新時代”的表述。中央認為我們是面對“強起來”的現代化歷史新時代，已經走過了前面的站起來、富起來的階段，在改革開放以後高速發展階段也已經走過，我們現在於認識、適應、引領新常態這樣一個趨向下，邁向高質量發展的階段。所以，“高質量發展”可以認為是在對接強起來時代新的“兩步走”，要在全面小康以後，2035年基本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2049、2050年是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這是強起來的時代“目標導向”實質性的追求。高質量的發展一定是升級版的發展。所以，我們在看到整個發展態勢和統計上所表現的龍頭指標GDP在2010年還有兩位數的增長之後，已經一路下降，這就是高速發展的特徵不可能再延續了。2010年報出來的10.4%增長率數據，雖然說與前面三十多年我們兩位數增長概念下的高速增長一脈相承，量值上高度吻合，但是它就是中國整個高速發展中最後一輪的迴光返照。我們接著看到的，就是速度明顯回落到8以下，以後還在繼續緩慢回落。當然，最新的跡象是2015年下半年以來，這十幾個季度其實已經進入了一個波動區間很窄（6.7-6.9%很小波動區間）的平臺狀態。這個平臺已經開始中期化。我們2018年上半年，一季度報的是6.8%，可能各位也注意到，現在預測二季度可能是6.7%，仍然是在6.7-6.9%的區間，如果再落下一點，下半年6.6、6.5——也不排除這種情況，但仍然是總體的平臺特徵並沒有改變這樣一個我們以後追求的中高速，可能就在6到7之間或者6左右，爭取延續時間越長越好。平臺狀態的中高速並不是實質性追求，只要能有保障速度託底，能讓我們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最關鍵的是一定要在這個平臺上打造高質量的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靠什麼打造？就要推進到今天我們的第二個問題，接著要討論的非常重要的問題：怎麼樣面對新經濟在打造高質量發展的新階段，找到我們新的動力源。中央已經特別強調了抓全要素生產率，是西方學者在學界討論幾十年的一個概念，直接放在我們最高層的文件裡，十九大報告裡總書記再次使用這個概念。我們的理解，這個“全要素生產率”不是指的供給側要素的等量齊觀，不是講的那個意義的“全”，而是講要強調的潛力最大的供給側要素。西方學者分析到的，是科技成果應用，我們要抓住不放，而且要結合中國經濟社會的轉軌，把打開科技創新空間時必不可少的制度創新問題解決好。制度創新、科技創新結合在一起，使我們供給側要素新的組合，能夠對沖下行壓力，推進結構優化，支撐經濟發展的升級版。這就是新舊動能轉換裡我們要抓的所謂“全要素生產率”，是在各個要素組合裡要讓科技“第一生產力”和制度創新“最大紅利”來起到乘數放大的作用。這樣才能以動力體系轉型升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這樣一個認識，也直接對應著中央所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
我剛才強調了全要素生產率要在這裡面抓住最大紅利和第一生產力。這裡面我們要特別在科技創新這個視角上，看看這個“第一生產力”的前沿集成的概念，是不是就跟我們所重點討論的新經濟密不可分。我理解，對這個新經濟可以有不同的概念上的定義，有的研究者會對它作寬泛理解，有的更強調在經濟領域裡最帶頭的、最前沿的那個新生代的形態。我是願意以比較收斂的一個定義來做討論，我認為我們可以把新經濟看作以信息技術革命為代表的新技術革命時代基於前沿狀態的經濟成分，這個新技術革命也有人稱作“第三次產業革命”，整個人類社會發展的歷史，從最前面的擺脫矇昧時代以後的農業革命為第一次，到了以英國為代表的已經開始有全球化特徵時爆發的工業革命為第二次，現在第三次產業革命，是新技術革命時代裡的信息技術革命帶頭的，它所帶出來的經濟形態、前沿形態，對應是我們現在實際生活中大家越來越看重的數字化時代裡的大數據、雲計算，大數據又對應到互聯網——現在應該更加強調移動互聯，而移動互聯就帶來了在移動端現在蓬勃發展的移動商務、移動金融，移動金融裡還可以細分為移動保險、移動財富管理，還有更泛化的經濟生活滲透到文化生活的移動狀態之下的各種各樣文化和經濟的融合。大家拿著智能手機的情況下，有各種各樣的帶有文化特徵的生活體驗，對各種各樣場景的加入。
還有“共享經濟”概念，有了這樣前所未有的信息支持能力，可以使很多的有效供給變成需求方似乎無成本地獲得，以信息技術支撐就可以得到的共同參與中的大家一起共享，前所未有地把過去消費中間的所謂排它性和競爭性，變成大家一起共贏的局面。這些還是方興未艾。當然，現在最看重的是概括到“智能化”的狀態，人工智能在日新月異地發展，我們還得觀察這個發展到底什麼時候帶來一系列的突破以後，又會是一個何種前所未有的“上臺階”的新局面。
日新月異的發展，我理解就是我們所稱的必須“升級”發展的客觀背景，它以互聯網+的概念引領、滲透、融合各種各樣的創業創新，密切關聯新一代的信息技術發展概念之下我們到實體經濟層面已經在中國若干年間反覆強調的“戰略性新興產業”。國家規劃層面的戰略性新興產業裡本身就包括著新一代信息技術，美國叫信息高速公路的升級版。同時，還有其他的新材料、新能源、生物醫藥等等跟老百姓生活需要密切相關的突破。這些新經濟的具體組成部分，應該講在日新月異地深刻地改變著生產、交換、分配和消費，我們生產經營中種種的既有模式面臨挑戰、洗牌，可以稱得上競爭這個局面是波詭雲譎，也可以說波瀾壯闊。一方面給我們帶來的是一些疑惑，看不懂，另外一方面感受到它那種強烈的影響力，整個社會變化中間，人們不由自主地要努力理解它，要跟著它，追蹤這個變化的進展動態。我作為研究者試圖在這裡面把它規律性的東西能夠提煉出來，我自己感覺在實際生活中，各行各業方方面面，包括我們資本市場、財富管理所做的努力，無非就是順應這個發展的大勢，在新經濟的時代把自己所做的事情形成有效供給去對應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在業界，大家越來越用“用戶體驗”這個概念，就是一個一個社會成員，現在作為用戶，他的體驗是不是能在新經濟中如願升級，衣食住行發展到各種各樣的更高層面的要求以後，特別強調的是體驗如何，這個體驗裡、和品位、場景裡的氛圍營造、新生代更綜合的多樣化的訴求，顯然在緊密地融合和滲透。結合在一起的一些東西，表現為概念的變化，我有個體會，比如過去我們在一起聚會叫“聚餐”、“開飯局”，我指導的一些博士生、博士後他們安排聚會的時候，安排的場景叫“轟趴館”，我去了以後就感覺已不是簡單的有吃有喝、大家坐在那兒交流，是特別有意地從裝修到氛圍營造，到大家的感受，造成一種新的升級的場景，似乎是把Home和Party兩個概念合在一起，把它中國化了，叫轟趴館。
這種很具體的事情給我的感受，是新時代的新經濟對應的用戶體驗，一定是在求新的方面，大家都在比拼誰能更好地適應現在需求主體日趨新穎化、個性化、定製化的要求，到了很多高科技領域裡，高科技化對應的所謂智能化和便利化，一定是對應著個性化和定製化的出新。現在線上線下很多購物越來越有定製化特徵，後面是社會化大生產，前面的需求則可以儘可能個性化地滿足。線上線下的結合使原來的“電商”概念已經模糊了，由於線上線下結合推進新模式新體驗，阿里的盒馬鮮生和京東系的7FRESH在這方面已經開始拉開，消費者自己看中的活的海鮮，給你撈起來，上面附有個小金屬片，一掃碼，最開始在哪個地方養殖、捕撈，操作者是誰，有名有姓，什麼時間把它運到這邊，什麼時候到此店的，整個信息都顯示在你手機屏幕上，具體情況最詳盡地給你提供相關信息之後，你按自己的意願，怎麼烹調，當場有各種各樣的選擇。線下體驗結合了在線上提供的服務，以後你在手機上下單，這個商場三公里之內的範圍，保證30分鐘之內貨送到你家裡。社會化的生產經營對應出定制化的東西，對應一個一個的用戶體驗訴求，企業力求把所做的事情做到極致，這樣來提升用戶體驗，來擴大自己的市場份額。
這是小的例子。具體說到高質量發展，還有帶有核心競爭力意義的核心技術方面的例子：在實際生活中如果看現在幾乎人人都談的美中貿易戰，就是一個前些年懵懵懂懂，沒有感受到外部壓力和挑戰性，現在突然一下的矛盾升級。中興芯片方面，看到的中興公司最需要的一個供給品，我們過去認為合作中不成問題的來源成了問題，跨國公司中興，芯片被人家一劍封喉，馬上陷入了危機局面。這當然從一個案例的角度提醒我們，我們這個高質量發展升級版，雖然現在已經開始滲透到微觀的各個領域裡，有各種各樣新的用戶體驗，但是整個國家的發展方面，對我們的短板一定要進一步認識，在發展過程中必須找到好的機制，能夠彌補短板，能夠延續中國在現代化方向上的追趕這個過程。追趕最後的戰略目標，我們也不必諱言，鄧小平說的“三步走”，現在中央所說的“強起來”，就是要實現偉大民族復興，後來居上。但是這個追趕的過程，在未來發展的三十幾年的時間段內，還有一系列的嚴峻挑戰和考驗。我們現在看新技術革命支撐高質量發展在產業全局、供應鏈全面方面不斷帶來民眾福祉，是解決中央所說的我們社會的主要矛盾是滿足人民群眾美好生活需要裡制約我們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問題，矛盾的主要方面是不平衡帶出來的不充分，強調的是結構方面的失衡。這個“不平衡”一定講的是結構，而結構一定是發生在供給側。我們抓住供給側這個主要矛盾方面來化解矛盾，控制風險，要形成包容性可持續的現代化經濟，為人民帶來獲得感、幸福感，這是現在的認識框架裡從現實感受說到全局，以新經濟支持高質量發展的基本背景。
實現這種高質量的升級發展，當然我們必須承認金融的作用是非常關鍵的，但是特別要強調金融它的出發點和歸宿，要落在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能夠如願地來形成整個中國現代化發展。只有以實體經濟的升級發展為支撐，我們這個總體的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升級，才能按照戰略意圖一步一步走到基本現代化和現代化強國。金融和財富管理在這裡面要為實體經濟發展作出更多的呼應，雙方會得到相得益彰的發展。當然，從原理上來說，一方面要強調金融，如鄧小平所說是現代經濟的核心，另外一方面又必須強調對核心的理解可比喻為經濟的心血管系統，這個心血管系統它當然非常重要，但是它無論如何重要，一定是要服務於整個生命機體的健康可持續發展。所以，這個比喻和鄧小平的話語內容的闡釋，還是要落到金融也好，財富管理也好，順應社會需要，最後要落在可以通過資源配置優化支持實體經濟升級發展，支持我們今天討論高質量發展。
這樣一個關係，在實際生活中可能還要進一步地、不斷地反覆體驗：為什麼這兩年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十九大以後，特別強調控制金融系統的風險是三大攻堅戰之一，也就是可以理解，中央認為在金融系統中現在存在著不可忽視的風險，這個風險裡，包括金融有一種脫實向虛自我循環的偏向，必須糾正這個偏向，必須防範這方面的風險。這也是我們討論的從金融的視角，財富管理的視角，要特別加以關注的。
另外，在通盤的視野下，我還想強調另外一個視角：前面已經強調了科技的作用，高科技日新月異的發展，蓬勃的發展中間，同時還要看到要補短板的問題，而必須同時考慮的，還有一個“科技第一生產力”和“最大紅利”的結合。這個如何得到最大紅利的問題，是以改革攻堅克難支持科技創新。現在實際生活中問題導向之下，要解決什麼問題？我們必須在發生中興芯片事件、被外部一劍封喉之後，做更正面的討論。其實在我們歷史上，就已經有學者提出一個“李約瑟之迷”，到最近，現代氛圍之內幾年之間，我們又不得不不斷地提及“錢學森之問”。科技這方面，古代中國有很多值得肯定的影響重大的創造發明，但是為什麼到了最近這幾百年，它沒有形成像樣的科學技術體系？李約瑟他提出這個問題，已有很多的討論和解釋，到了錢學森之問，是說科學體系創新的領軍人物，在中國本土上怎麼就遲遲不能如願培養出來？我們這些年發展科技、教育都是國策，是重點支持的領域，財政近來不遺餘力地投入資金，但是錢學森自己作為一個非常有影響的科學家代表，他跟國家領導人說，我們為什麼就是遲遲這麼多年不能培養出真正有領軍水平的高端科技人才？這是什麼問題呢？不能講這是純粹的偶然性，一定在很長一段時間裡相關的制度因素，不可排除地成為我們重要的觀察視角。
我現在特別強調的，是從“李約瑟之迷”到“錢學森之問”，一定要看到中國相關的制度供給方面，一定有從歷史上沿襲下來的不利於現代科學，以及現代技術創新發展的阻礙因素、惰性因素。這些持續到當下，制度的惰性因素其實又聯繫著我們所說的文化因素，十分有必要進行深刻的反思。中國的文化在過去確實積澱了很多的精華，但我們不可否定的是它還積累了不少的糟粕，中國在形成大一統格局以後，被國際的學界稱為“東方專制主義”延續兩千多年的過程，到現代中國，過去我們黨的決策層在反思為什麼會發生文革，為什麼會在中國共產黨這一先進政黨的領導中，走這麼大的彎路？是出現封建主義問題。所謂封建主義，講的還是官本位主義，不講學術民主和創新自由的科研規律，這種官本位滲透到實際生活中所帶來的副作用，和制度相關，和文化相關，可以對應到這幾年國家一方面特別強調走創新型國家道路，鼓勵科技創新，鼓勵政產學研在一線上結合著發展孵化器，通過科研團隊，通過各種各樣課題的展開，去力求創新突破；另外一方面，很多的知識分子、學科帶頭人、課題主持人，實際生活中本來應該更積極地去做課題研究的這些科研人員，遇到了很多的苦惱。
就在這兩天，國務院常務會上李克強總理特別強調在科研創新方面要給自主權，這是延續了前面兩年國辦、中辦下的文件的精神，已有中央一系列督促指導下，關於對知識分子創業創新怎麼對接合理的激勵等等相關文件，延續中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是這幾年在特定製度環境之下，方方面面都非常高調的創新活動，實際生活中的展開卻面臨著一系列的苦惱，在“八項規定”作為非常有影響的一個反腐倡廉的綱領性的指導出臺以後，出現了俞正聲主席當年提醒過的那樣一種偏差，本來應該約束官員行為的八項規定，卻非常積極地套用到約束知識分子頭上去了。2014年，俞正聲主席就提出這樣的警示，不幸而言中了。2015年、2016年，曾經出現了非常普遍的相關管理部門似乎不約而同地在科研創新領域裡來落實八項規定、加強管理的熱潮，結果後來出現的情況，是克強總理多次強調的要消除科研領域的繁文縟節，到北大清華座談的時候直接就說，你們這都是什麼規定？科學家、學術帶頭人沒有行政上的司局級待遇，坐高鐵連一等座都不能坐，更不要說商務座，只能坐二等座，坐飛機只能坐經濟艙，這都是什麼規定？在場的官員一個個噤若寒蟬不敢做回應，但回去以後，仍然沒能解決這個問題。這是好幾個部門在我們所說的種種制度環境之下，他們認為只能是按這種辦法處理的，他們能夠對應的就是官本位行政化的制度安排體系。什麼叫科研規律，怎麼順應科研規律？這方面實際生活中的制度環境和文化結合在一起，往往是和創新型國家建設反向而行的。而且執行中還要往前追溯，讓那些學術帶頭人，我們創新的一線的人士，非常苦惱地退賠，前些年哪些超了標，限時退賠。在所有的高校、科研機構裡，按照官本位行政化對應的規定，只要是系主任以上的人，都是處以上領導幹部的身份，前幾年擔任獨立董事的薪酬要退還，等等，這些事情帶來的苦惱，是學術、科研帶頭人說我乾脆不做課題了，涉及的是一個“知識分子政策”概念下創新者人格尊嚴的問題了，是他們自己只有內心認同才能在做科研中激發出的活力的問題。現在克強總理所說的科研自主權，是延續這樣一個思路在解決問題。解決問題的細則，遺憾地說現在還並沒有很好到位，還在解決的過程中。
所以，今天講新技術發展，從制度環境裡，我們要追溯到錢學森之問，這些潛在地要形成領軍人物的科研人才，怎麼讓他們施展手腳？他們怎麼樣得到一個比較好的人文關懷？我們可以簡單地作個比照：比如我們大家都認為要學硅谷、追硅谷，那我們要問一下，硅谷崛起看起來政府不是很重要的，在它整個創新區域裡看不出來政府在那邊怎麼加強管理，當然有它寬鬆的稅收政策，實際上政府很好地實現了產權保護。但是到了中國，我們努力學硅谷，北京在打造中關村，很快還有武漢光谷，上海有張江高科，我們這麼起勁的同時，政府公權在手的管理人員馬上可在這裡按官本位的管理體制施加管理，這就是明顯的系統化的區別，這就是高下之分，這就是關於科研規律在實際生活中是順應還是逆反的非常鮮明的實際情況。
所以，我借這個機會說一下，在轉軌過程中，中國所說到的新經濟的發展，支持高科技的發展，這裡面全要素生產率的兩條，在中國的轉軌過程中，一定意義上講“制度高於技術”，沒有對制度環境的比較像樣的改造，沒有制度環境給出的人文關懷，我們技術上的追求，技術創新引領移動互聯時代的大數據、雲計算等支持中國的追趕，有進展，但是可能就是不能如願地最後對接趕超，因為我們整個的錢學森之問，李約瑟之迷，還沒有得到真正的破解。
制度創新上總書記多次說過，要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公權在手的這些部門自己都有自己管理的範圍，都要體現自己加強管理的政績，而且這些管理跟它的考核，跟它的手上的實權連在一起，他們認為這是很得心應手的，實際上可以無視科研規律所要求的順應經濟發展，去做什麼實質性的改造。我們卻必須形成合力，方方面面促進在國務院領導明確的意向下，期待各個部門必須做的一系列與創新相關的細則，爭取處理得好一些。我們只有以改革取得決定性成果，來打造這個通盤的創新環境，公平競爭，保護產權，順應科研規律，調動一切潛力活力，我們才能保證創新成功，來衝過“行百里者半九十”的中國現代化“歷史三峽”。
實話實說，2020年實現全面小康，我們的速度現在算6%以上足夠了，可使2020年人均GDP比2010年再翻一番，同時現在脫貧是各地立軍令狀的方式，幾千萬貧困人口必須脫貧，沒有達到精準扶貧的脫貧目標，地方領導幹部第一不許調動，第二不許提拔，這是保證2020年全面小康兌現承諾。但是後面通過歷史三峽，必須經受的巨大的歷史挑戰，是怎麼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然後在2035基本建成現代化。原來規劃“中國製造2025”包含的內容是什麼？是中國製造業方面經過努力2025年能夠跨到製造業強國的門檻上，2035年再努力達到製造業強國的中等水平。我們現宣傳上不提倡多講這個，但實際上不能不考慮如何達到這樣一個目標的實現，這是支撐最後建成現代化強國必須有我們的制度創新和技術創新的結合，這個結合必不可少的，是我們在座最有發言權的如何建立公平競爭、健康可持續的資本市場，這個資本市場所帶來的資源流動優化配置、是支持新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必要條件，而且應該講是中國面臨的歷史性考驗之一。資本市場怎麼樣全面的法治化，充分的陽光化，有效地遏制內幕交易和大鱷、內鬼興風作浪，發揮要素流動、資源配置優化和支持創業創新升級發展的機制化平臺作用，是我們的共同願景。這方面我的發言權不多，但是在我們大的環境下，按鄧小平所說到的韜光養晦，有所作為，要掌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守正出奇，遵循、尊重市場規律的同時，我們還要追求超常規發展中間的出奇制勝。在定製化的供給側改革方案的實施過程中，對各個行業，各個市場主體而言，其實都是考驗。我的這些想法簡單彙報出來請各位批評指正。謝謝大家！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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