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級無敵小狒狒self
陳寅恪從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就成了一個文化現象，但要說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捧過頭了，這個問題要分成幾個層次來看。
首先，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貢獻是什麼？
作為歷史學家，陳寅恪的專長在於中古史，也就是魏晉隋唐這段時間的歷史，這是他研究比較用功，而且有所成就的領域。而他的貢獻是什麼，需要和同時代的那些歷史學家相比較，才能看出來。
陳寅恪曾經留學德國，又是世家公子出身，所以他的舊學功底和西學功底都是很好的。但和同時代的歷史學家相比，他既不像顧頡剛、傅斯年那些人那樣過度疑古，也不像錢穆那樣過度的吹捧中國古代，而是能夠用社會科學的方式來研究中國古代歷史。
這其中，最為今天的人所熟知的，大概要數“關隴集團”這個相當普及的說法。如果沒有社會科學視野，是很難有這樣的眼界，提煉出這個概念的。這和他生前身後的那些人相比，就要高出一大截了。
從這個角度說，陳寅恪作為歷史學家，最大的貢獻其實就是把社會科學的方法引入了中國古代歷史研究領域，讓中國古代歷史研究可以逐步擺脫純粹的政治史、帝王將相史那種敘述套路，而逐步展開政治之外的經濟、社會、制度、文化這些方面。
其次，上世紀九十年代，陳寅恪為什麼會走紅？
這個問題的答案其實非常簡單，就是那本《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這其實是一本非常典型的上世紀九十年代流行的知識分子精神史研究的書，寫得非常文人化，裡面把晚年的陳寅恪描述成了一個精神上始終生活在1949年之前的人。
更進一步的，則是陳寅恪早年為王國維所做的悼詞中所說的兩句話，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與此同時，則是對陳寅恪早年在魏晉隋唐的專業領域的研究棄之不顧，偏偏把陳寅恪晚年的《柳如是別傳》解讀為反映他晚年心境的一本主要著作。
對陳寅恪的這種理解用意當然不言自明。這其實只要看看1990年代學術界大力吹捧的胡適和各種角度全方位無死角的黑的郭沫若，就能看得很清楚了，陳寅恪不過是作為這股潮流中的一顆棋子，被他們挖掘並利用了一下而已。至於陳寅恪在歷史研究領域的貢獻，他們其實多數人並不懂，也不屑於懂。
最後，回到原來的問題，陳寅恪是不是真的被吹過頭了？
陳寅恪的貢獻和地位，要放在20世紀上半世紀整個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脈絡裡來看，才能有更加清晰的看法和定位。至少可以說，他的貢獻是巨大的，對推動中國歷史研究走出簡單的宮廷鬥爭、帝王將相的狹隘死角來說，是有非常大的貢獻的。
但同時又必須要說，1990年代流行的那種把陳寅恪、胡適吹上神壇，又要把魯迅從神壇上拉下來，還要同時否定郭沫若對現代中國學術的貢獻，這是歷史的倒退，也是中國歷史研究領域的倒退。
總結來說，陳寅恪當然是大師，但他只是他的專業領域的大師，而不是《陳寅恪的最後二十年》裡說的那個意義上的大師，他的文化意義遠遠沒有達到吹捧他的那些人的高度，更加不可能超過魯迅和郭沫若。
蕭武
作為學者和文人，陳寅恪先生不但沒有被吹捧過火，相反，就他對歷史和人文所作的貢獻，就他高貴的精神品質來說，對他的宣傳似乎還遠遠不夠。
陳寅恪有多傳奇？就出身來講，他的祖父陳寶箴，曾出任湖南巡撫，他的父親陳三立，是著名的詩人，“清末四公子”之一。就學問來講，他是歷史學家、古典文學研究專家、語言學家、詩人，與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等並稱為“清華四大國學大師”。就經歷來講，他先後在清華大學、西南聯大、廣西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等一流學府任教，人稱“公子的公子，教授之教授”。
就異秉來講，他的侄子陳封雄說：“他（陳寅恪）通曉十四五種文字。除英、法、德、日、俄、希臘、匈牙利、土耳其、阿拉伯文外還懂梵、巴利、蒙、藏、滿、波斯、突厥等文字……以及許多中亞細亞已經死亡的文字”。還有件事，抗戰爆發，陳寅恪的參考書全部焚燬於戰火，幾乎在沒有任何參考書籍的情況下，寫出了《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兩部不朽的中古史名著，《唐代政治史述論稿》一書，引用的典籍就達上千種。陳寅恪還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憑記憶創作了《柳如是別傳》和《元白詩稿證箋》等著作。所以，鄭天挺稱讚他是“教授中的教授”，傅斯年說:“陳先生的學問，近三百年來一人而已。”均給予了極高的評價。
五六十年代流傳過一句話：“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這句話並非空穴來風。1949年，國民黨節節敗退，國民黨在廣州組織了“戰時內閣”，作為教育部長的杭立武，在這樹倒猢猻散的時刻，並未忘記那些專家學者，提出了“搶救學人計劃”，他懂陳寅恪的價值，多次派人向陳寅恪說請他去臺灣，均被陳拒絕。後又勸陳到香港，也被拒絕。
杭立武又拉著財政部長親自上門勸說，說只要陳寅恪去香港，馬上送陳一套洋房和10萬港幣，陳寅恪依然不為所動。他又請傅斯年出面做工作，傅斯年因此多次致電陳寅恪，請他去臺灣，只要答應去，馬上派飛機來接，故有“國民黨派專機要接陳寅恪去臺灣，陳寅恪堅決不去”一說，後來任廣東省委書記的陶鑄也在有關會議上證明過此說。但是，陳寅恪自始至終堅持不出國、不去臺灣。
陳寅恪先生的為人，全見於他所寫的《清華大學王觀堂先生紀念碑銘》，文中說：“（王國維）先生以一死見其獨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論於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嗚呼！樹茲石於講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節，訴真宰之茫茫。來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時而不彰。先生之學說，或有時而可商。惟此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歷千萬祀，與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帝國的臉譜
說句會招來板磚的話，陳寅恪和錢鍾書的確被吹捧得過火了。
陳寅恪的確是史學大師，他的研究在很多方面都具有開創性的研究範式，這毫無疑問是沒有錯的。但是，史學大師也畢竟是人，他也有自己的侷限，也沒有辦法脫離那個時代。以現在的觀點看，思想難免會有侷限性和片面性。
為了讓大家更能夠了解，我來分兩個方面說。
第一個，陳寅恪的時代侷限性。
陳寅恪所在的時代，中國正處在內憂外患時期。按照余英時對陳寅恪一生的劃分，陳寅恪曾有三個轉變，即從“殊族之文，塞外之史”到“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再到建國後的“心史”。
陳寅恪的第二階段，研究“中古以降民族文化史”時期，正是中國遭受日本侵略的時期。我們熟知的，被封為唐代研究的經典《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完成於1940年。陳寅恪之所以寫這部書，是希望從歷史上尋找中國不會亡的根據。
《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陳寅恪提出了“關隴集團”和“關中本位說”。
陳寅恪認為，從魏晉南北朝紛亂格局到隋唐大一統時代，決定統一因素的並不是南方的宋、齊、梁、陳等經濟發達的政權，而是處於西北部的，武力和經濟相對落後的西魏—北周政權。陳寅恪在該書中多次提到，經濟和武力是否強大固然重要，但是用文化收攏人心更是關鍵。西魏—北周之所以能夠奪得天下，“除整軍務農、力圖富強等充實物質之政策外，必應別有精神上獨立有自成一系統之文化政策，其作用既能文飾輔助其物質即整軍務農之進行，更可以維繫其關隴轄境以內之胡漢諸族之人心，使其融合成為一家，以關隴地域為本位之堅強團體”。
陳寅恪的“關隴集團”和“關中本位說”在隨後的幾十年間，都成為唐史學界顛撲不破的真理。到了二十世紀末，二十一世紀初，隨著唐史研究的不斷深化，唐史學者開始對陳寅恪的這一理論開始反思。
香港學者張樹國在《關隴武將與周隋政權》一書裡面認為，陳寅恪之所以提出“關隴集團”的觀點，立論的焦點在於唐代初年，整個政壇由出身關隴集團的文臣武將所把控。武則天當政之後，對這一格局進行了破壞。可是，唐代初年之所以用關隴士人，其原因在於隋唐的開國者皆出身於關隴集團，所以他們肯定要選用與自己關係親近的人。但這並不能證明“關隴集團”直接導致隋唐王朝的建立。學者岑仲勉、雷依群等人也認為，“關隴集團”在隋朝之前已經退出歷史舞臺，在宇文泰死後，關隴集團內部就因為權力鬥爭而土崩瓦解。由此看來，陳寅恪有擴大文化對於政治影響的傾向。
再說第二個，那就是陳寅恪過度重視文化交流，誇大了文化交流的影響。
這一點，龔鵬程曾在《清華國學院傳奇》曾進行了詳細的論述。我們都知道，陳寅恪認為華佗這個人其實並不存在，而是根據印度神話裡面的人物虛構出來的。陳寅恪給出的理由是，華佗二字，古音與印度Gada（神藥）接近，所以這個故事很有可能與佛教東傳有關。
還有，就是有關《西遊記》故事的演變。陳寅恪認為，大鬧天宮的故事與印度《頂生王昇天因緣》很相似，“孫悟空則來自印度記事詩中巧猿Nala造橋渡海，直抵楞伽之故事。至於豬八戒在高老莊招親，陳寅恪也疑心那是從牛臣苾芻而驚犯宮女的故事衍變來的”。
有人說，孫悟空源自印度的“哈奴曼”
龔鵬程認為，這其實有一點牽強附會。即使華佗真的子虛烏有，我們自己為什麼不能創造出這樣的故事呢?而且，假如華佗故事源自印度，那麼，當時佛教對中國的影響肯定會非常深的，但是陳壽在寫《三國志》的時候，明顯佛教還沒有在中國普及開來，只是開始影響士大夫階層。由此可見，陳寅恪的理由並不成立。
再說《西遊記》中的孫悟空和豬八戒。其實，它只是與印度故事相似而已，並不能由此推論出影響。龔鵬程用了很恰當的比喻：“彷彿是某甲吃飯，我也吃飯，陳先生便出來考證道：原來某甲之吃飯，乃是受我影響使然。”這顯然也沒有邏輯關係。
不該熱的卻熱了起來
最後，我想稍微談一下“陳寅恪熱”。陳寅恪和錢鍾書一樣，他們的世俗名聲來自於上世紀90年代。易中天曾在一篇文章《勸君免談陳寅恪》中說，陳寅恪是“最不該熱的熱了起來”。
電視劇《水木清華》陳寅恪劇照
陳寅恪熱的導火索其實是因為《陳寅恪最後二十年》這本書。這本書主要寫了陳寅恪晚年的經歷。其實，人們關注陳寅恪，一個是關注他的才能（比如他究竟會多少種外語，一直到現在還被人們津津樂道），另一個則是關注他的遭遇。人們關注前者，是因為大家沒有陳寅恪的水平，所以會有仰慕先賢的姿態。關注後者，其實更多的是獵奇，或者為陳寅恪的遭遇感到扼腕嘆息。
相反，陳寅恪人雖然一直熱但他的學問卻始終熱不起來。為什麼？因為學術性太強，沒有幾個人愛看。
兮兮說事兒
陳寅恪先生是一面旗幟，一面中國讀書人心中最後的尊嚴旗幟，題目問的太籠統。公允的說在當今中國，有一個非常出名的文人，在這個物慾橫流的時代，怎麼宣傳都不過分。很多人都感慨世風日下，人心不古，或許當年陳寅恪為王國維的自殺寫下那著名輓聯的時候，一切在冥冥之中自由定數。獨立之精神，自由之靈魂，他最看重的最後卻成了他最需要的東西，身處在不自由的時代，用僅有的一點能力維持著讀書人最後的尊嚴。文化名人，從來沒有被吹捧的太高，學問從來做不得假，作假的最終也是身敗名裂，陳寅恪先生的學識，是經得起考驗的。
名師出高徒，高徒出名師，這本就是一個相互促進的過程，說白了很多人只是嫉妒陳先生而已。
名人的好處有很多，只可惜陳先生的著作很多人都沒有讀過，因為太專業。就連那本《柳如是別傳》，讀過的人也是少之又少，不是不出名，很多人買了之後，我相信連前二十頁都看不下去，現代人的水平已經是連這種非專業讀物已經讀不懂了，當然能讀下去的肯定有，只不過是比例微乎其微了。
昭烈名臣
陳寅恪是中國現當代歷史上著名的歷史學家，享有崇高的威望，可以說，當下的魏晉隋唐史研究領域，沒有受到陳寅恪先生影響的學者，是找不出來的。
陳寅恪教授出身名門，乃維新變法時期著名的湖南巡撫陳寶箴之後，在學習過程中，前往哈佛大學等國外著名高校求學。他因為不想耽誤自己的學習，甚至不寫博士學位論文，而未獲得學位。這樣一種精神，已經遠非我輩所能達到。當清華大學成立國學院時，校方因其無畢業證，而顯得頗為躊躇時，著名的學者梁啟超仗義執言，終於成就此事，他們也一併成為清華大學國學院的四大導師之一。陳寅恪教授曾受聘英國著名高校，但因眼睛問題未能成行。僅此一項，也足以說明他的學術成就受到國際學術界的高度重視。
尤其令人讚歎的是，晚年的陳寅恪教授身體已經不太好，但仍在雙目失明的情況下，憑高超的記憶寫出了《柳如是別傳》，絕非常人所能做到。
當然，今天大家紀念陳寅恪教授，可能更多的是在他的魏晉隋唐史研究領域之外的其他因素。其一，他提出的學術研究原則，“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為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這就是所謂的學術研究有入流或未入流之說。
其二，他總結了王國維之學術道，將其提升為二重證據法，“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這也是對學術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的論斷。
其三，關於他提出的學術研究之自由思想，獨立精神，更是不必多說了。
總之，我認為他並不是被捧過火。
倪說歷史
先不說是否捧的過火，所謂大師首先要有大家的認同，包括國際學術界認同。陳在民國早期即為四大國學大師(陳寅恪，趙元任，王國維，梁啟超)，而不是某些官僚層的認同。陳教授上課時提出三點:一，書上有的我不講。二，前人講過的我不講。三，我講過的我不講。即使放在當前，有人敢這麼說嗎？陳教授受牛津大學邀請講學(當前有幾人有此榮譽)，途經香港因日寇佔領未成。寧願受難，歷經磨難回國統區。為人為師不愧一代大師。怎麼評價也不為過。如果從知識廣度深度來講，是大師中的大師，教授中的教授。一生崇倡:獨立之精神，自由之人格的辦學理念。相對魯迅，矛盾等大家，嚴重被低估的大師。
陳嚴
他學貫中西，熟悉24個國家的語言，在眼睛失明的情況下，完成了柳如是別傳和元白詩稿證箋等著作，他的助手大都是專家級的，朱自清等都去蹭他的課，被譽為教授中的教授，讚譽不過火。只是由於他失明和斷足，其學術成就的普及還不夠。
舟舟187875829
陳寅恪的確很有學問，這個很多同時代的人都可以作證。但先生留下的著作並不多，也沒有有名的弟子傳承，影響身後名聲。還有一個大問題就是先生的文學才華相對於史學見地為弱，文字並不好看，也影響傳播。讀過他著作的人應該都能看到。關於這個問題，錢賓四先生曾經提過，有點遺憾。再者，如錢鍾書這樣的學者，也對陳先生的學問有保留意見。
夕陽穿樹補花紅
大師必有流傳後世的不朽之作，如史馬遷的《史記》徐光啟的《天工開物》。大師必須對前人文化有獨創闡發，對當世有思想文化貢獻並能實踐，如王陽明，朱喜，胡適。從這二點衡量，陳寅恪先生是不是大師或抬的高與低就一目瞭然。大師與讀多少書，記憶有多好，會多少門語言不沾邊。
天地伊人1
陳寅恪博聞強識，讀了很多書，經史子集，無所不窺，人也比較硬氣自由。但那些論著對啟迪民智、回應現實卻是很少的，他的地位是知識分子圈給描繪出來的，但對中國現代化進程幾乎沒什麼幫助。他的缺點是他不具備將自己的認知化為社會進步的動能。多少有點兒象錢鍾書，為學術而學術，追求無用之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