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军-《大学之路-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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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简介：《大学之路-陪女儿在美国选大学》本书分上下两册，上册是从宏观的角度介绍了东西方人对于高等教育的认知差异，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管理制度。下册从比较微观的角度介绍了包括哈佛、麻省、加州理工、约翰·霍普金斯、斯坦福、卫斯理杜克、华盛顿共8所美国顶级名校的具体情况。共有16章内容，每一章都相对独立。作者简介：吴军，著名学者，投资人，人工智能、语音识别和互联网搜索专家。毕业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现任丰元资本创始合伙人，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约翰·霍普金斯工学院董事。主要著作《浪潮之颠》、《数字之家》、《大学之路》、《文明之光》、《硅谷之路》、《智能时代》、《见识》。推荐理由：吴君在美国工作多年，他在科技和教育领域的经验和背景，让他能够获得很多其他作者没有的资料。再加上他为给女儿选学校（最终进入麻省理工），实地走访了十几所英美顶级名校，拿到的都是第一手的资料，更有助于中国读者深入了解美国大学，思考什么是优秀的大学，是什么使得这些优秀的大学百年流芳在，它们各自的特色是什么。能让你站在“浪潮之颠”，点亮教育理念的“文明之光”。内容简介：作者阐述了英美著名教育学家的教育理念，系统地介绍了英美大学的教育方法、办学理念和招生特点。系统比较了中美两国在教育上的差异。并且结合自己的亲身体会，对年轻人给出了建议。特别强调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教育乃是终身学习，而并非以获得一个名牌大学的学位为终结。下面从分五个方面进行分享：一、为什么要上大学吴军认为，东西方有很大的差异。对于很多亚洲人而言，上大学是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办法，是得到体面工作和收入必不可少的手段，所以只要是没有太大的经济问题，大学是一定要上的。而且千方百计的上好大学。但是如果你问一个美国人或德国人为什么要上大学，他们会说是因为他想从事某些特定职业，比如律师、医生、工程师等职业，才必须得上大学，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职业都需要上大学。也就是说，亚洲人认为上大学几乎是一个必选项，因为只有上大学以后才能有体面的生活。而西方人则认为大学只是众多选项里面中的一个，只有想从事某些特定的职业才需要上大学。原因是什么？东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历史不同。中国高等教育的雏形可以追溯到孔子时代。孔子时代的教育主要学的不是具体的谋生手段，而是要学习社会精英应该有的智慧和见识的道。到了隋代产生了科举制度，是国家选拔人才的主要手段，也是下层人士进入上层社会的唯一通道。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的教育和考试就开始紧密结合起来，自然而然的和社会地位做官及铁饭碗联系到了一起。这种观念对中国人的影响很深远，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把考试升学和获得社会地位联系起来。从这个角度来看，中国人千方百计的要读大学，也就不难理解了。西方高等教育的萌芽和中国的很相似，也是一位智者－古希腊的数学家、哲学家毕达哥拉斯在希腊收受门徒，开始办学。我们今天说的大学一词University起源于拉丁语，意思是一种包括老师和学生在内的团体，是受到领主认可的契约，是独立于所在地管辖的。也就是说它不受到封建领主和教会的管理，保证能拥有学术自由。通常学术自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学者有发表自己学术观点的言论自由。另一个是学校在管理上不受到行政干涉。而西方大学更进一步拥有的是学术特权。它起源于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帝腓特烈一世签署的一个法律文件，这个文件的核心内容有四条。第一条：大学人员有类似神职人员的自由和豁免权；这条特权一下子把学者和大学生的社会地位提升到了神职人员的水平，非常重要和关键。在当时的欧洲神职人员的社会地位比贵族都要高一级。为什么自由如此重要？因为在中世纪时期，教会统治着人们的精神世界，封建领主统治着世俗世界，凡是有悖于基督教教义的思想都是被禁止的。如果教会和当地领主干预学校的管理，那么学校就不用办了，根本办不下去。如果不理解这一条，也就无法理解耶鲁大学最根本的价值观，也就无法理解为什么中国很多高中生学习成绩好却不能被耶鲁大学录取。第二条：大学人员有为了学习的目的自由、旅行和迁徙的权利。这条是今天世界各国发放学生签证和访问学者签证的理论基础，没有这一条，我们今天可能就没有办法出国留学。第三条：大学人员有免于学术观点和政见不同而遭受报复的权利。用中国话说就是“言者无罪”这一条让大学有了真正自由研究的权利。第四条：大学人员有权要求学校和教会而不是地方法庭进行裁决。这一条让大学可以独立于地方的行政管理，比如在越南战争期间，政府不允许逃兵役的学生入学，但美国的一些大学就是利用这一条拒绝执行。在中国的抗战时期，燕京大学的校长司徒雷登利用这一条保护了很多大学生。不过，教会恐怕不会想到的是，一旦让人们自由地研究学问，就会产生动摇基督教教义的新知识。如今，当一所大学想努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时，是否有充分的管理自由和学术自由至关重要。虽然东西方高等教育在历史上的差异很大，但就现在来说，中国人读大学也并不都是抱着功利的目的的。很多人都是因为对知识纯粹的渴望去读大学的。不过不管你有没有上大学，抱着什么样的目的去上的大学，这都不重要，因为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在吴军看来，人生是一场马拉松，拿到一所名牌大学的毕业证，不过是在马拉松赛跑里取得了一个还不错的占位而已。人生这所大学才刚刚开始。我们看马拉松的时候都知道起跑的一瞬间，道路非常的拥挤，但是等比赛过了1/4时，就会发现选手和选手之间的距离已经拉开很远了。在起跑的时候站那一点儿的便宜，这个时候早就没有什么意义了。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句话说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家长们就想方设法的让孩子在起跑线上紧可能得抢到好位置。但事实上，成功的道路并没有想象中那么拥挤。在人生的马拉松上绝大多数人跑不到一半就弃权了。到后来，剩下的少数人不是嫌竞争对手太多，而是要发愁怎么才能找到一个同伴陪自己一起跑下去。成功的大学经历应该是这样的：当一个学生从某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他不需要再把母校的名字天天挂在嘴边；当一个学生从一所二三流大学毕业后，那所学校今后会因为曾经出了这样一个学生而自豪。这样的大学经历就堪称完美了。二、西方的两种高等教育理念优秀的大学不外乎为两种或两种的结合：纽曼式的通才教育理念和洪堡式的专才教育理念。很少有学校能够兼顾这两个方面，大多数的学校只能是认同其中一种，并且能够坚持上百年办一所风格鲜明的大学。约翰·纽曼是是英国牛津的大主教和教育家，他认为，学生们除了学习知识以外，更重要的是要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彼此成为朋友。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有能力服务于社会的人，而不是只发文凭，甚至销售一些具体的雕虫小技。纽曼反对一上来就给学生教受某个专业的具体技能，他认为大学生的知识面一定要广，不能过早的就局限在某个具体的专业里。纽曼为什么会提出这样的理念呢？原因是当时英国随着工业革命的到来，社会对技术、管理和商业的专才需求很大，社会比较浮躁，这和今天快速发展的中国有点相似。世界上采用纽曼教育理念的学院有很多，不过把这种教育理念发展到极致的就是哈佛商学院了。哈佛商学院是全球最难进的商学院，学生们都生活在一起，平时同吃同住，假期学校也会组织学生们一起到世界各地去玩儿。来这里的学生相互学习到的知识比从教授那儿学到的还要多。毫不夸张的说，如果你进了哈佛商学院，但是没有和同学们玩到一起，那你这学费就白交了。学纽曼式教育对学生的自觉性有很高的要求，如果一所大学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问题学生，而学校又不管束，那么这所大学一定会办得一团糟。所以很多美国州立大学都很难实施纽曼式的教育理念，因为生源参差不齐。但是美国排名靠前的私立学校，因为入学门槛很高，进来的学生大多对自己的要求都是很高的。所以对知识的渴望和学习的主动性不成问题，普遍学习能力强。只有这样的学生聚在一起，才能最终实现纽曼的通才教育。想要实现通才式的教育，光有理念上的认同是不够的，还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要给学生足够的选课和换专业的自由，如果大一新生刚入学就被固定在某个专业并且不允许改变，通才教育就无从谈起。这一点，美国大部分一流大学做的都很好，比如哈佛，斯坦福，麻省理工、普林斯顿等大学。实现通才教育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学校要有实力开出足够丰富、广泛的课程供大家选择。如果没有广而多的课程，即使学校允许学生自由选课学生们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还是无法实现通才教育。清华大学老校长梅贻琦有一句名言：“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意思是说大学之所以叫大学不是因为里面有大楼，而是因为这里面有大师。很多人都认为这句话说的在理，但是吴军认为大楼的作用也许被严重低估了。大师固然重要，但是没有大楼，也就是没有物质基础和硬件的支持，大师们的教育理念也很难实现。如果一所大学，没有实力开出足够的课程，那就实现不了纽曼式的通才教育。这方面哈佛做的就很好。哈佛大约有6000名本科生，居然开出了6000门课，这还不算完，哈佛的学生还可以去隔壁的麻省理工学院选课。当然，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也可以来哈佛自由选课。只有开设出这么多人的课程才能真正得保证学生们想学什么就有什么。威廉∙冯∙洪堡是普鲁士德国的外交家、教育家。洪堡的专才高等教育体系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和技能教育，也就是说强调大学生在学校要学习，马上就能用的知识，毕业时必须对一个专业有比较精深的了解。走出校门就能为社会提供服务，创造价值。为了能让学生们做到这一点，洪堡制的大学很多专业需要五年才能毕业，最后两年学习的是非常精深的专业知识。而且洪堡制的大学都会花大价钱，建立研究生院，这也是实现专才教育的物质基础。在19世纪采用这套教育体系的普鲁士，很快实现了工业化，一跃成为当时欧洲最强的国家。欧洲其他国家看到普鲁士的崛起，也都开始效仿普鲁士的办学理念到。位于柏林的洪堡大学，历史上它曾经出了29 个诺贝尔奖获得者，不过它最早培养和成就的杰出人士，大多是哲学家和人文学科领域的精英，比如马克思、恩格斯和诗人海涅就出自洪堡大学。19世纪下半叶美国工业革命也需要大量的科学家和工程师。这个时候的美国也开始引入洪堡的教育思想。美国的理工科教育理念大多来源于此。在2000 年以前上过清华大学、浙江大学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读者可能已经发现，这和当时中国这几所学校的风格非常像。其实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些学校间接地采用了洪堡的体制。前苏联在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不仅采用了洪堡100 年前制定的体制，而且片面强调专才培养，使得每个大学毕业生都只专注于自己的专业。新中国成立后，受苏联片面理解洪堡体制的影响，马上搞了将理工专业分离的院校调整，将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原来的综合性大学拆成文理型大学、工科大学、政法学院和医学院等。遗憾的是，当时既没有学到洪堡倡导的学术自由的精髓，也没有像德国那样在大学里建立研究生院，以至于大学生知识面窄，而研究生教育长期落后。比如说著名的MIT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他最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让大一新生就有机会参与到真正的科研里。什么叫做真正的科研呢？一般大学里让本科生参与的科研，其实就是教授让学生们练练手，随便做一点事情，说得不好听就是做着玩儿。在美国的大学里，大部分本科生做的所谓科研都是这种性质的。但是，在实验室里还有另一种情况，如果某个本科生特别能干，教授会让这个学生参与自己拿经费的科研项目，由这个学生承担其中一项工作，当然这时教授就要花时间指导学生，并且也承担风险，因为如果这个本科生能力有限或者没有责任心，就会影响教授的科研进度。这种科研便是我所说的真正的科研。而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们参与的就是这一类真正的科研。这就需要教授花时间来指导这个学生还要承担相应的风险。经过这样的锻炼MIT的本科毕业生实际的动手能力就已经很强了。如今的常青藤名校，往往采用的就是这两种办学理念其中的一种。这两种教育理念，哪种更优秀呢？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如果从方便就业的角度来说，洪堡的专才教育更占优势，因为他的教育可以培养出在执行层面很棒的人才。但要说培养具备广阔视野的领袖以及企业家，纽曼式的通才教育更占优势。同时更需要考察具体的历史环境，即要看一个国家处于什么样的发展阶段，一个受教育者处在什么样的社会阶层。对于一个需要迅速走向工业化的国家而言，对于一个刚从社会底层走出来的学生来说，技能教育均是当务之急。在这样的阶段倘若片面追求素质教育就如同在灾荒之年对羸弱的灾民提供山珍海味而不是能够果腹的饭一样，既是资源的浪费，也不能很好的解决当务之急。当一个国家已经处于稳步发展阶段，当一个学生来自中上产之家，正在朝着精英目标努力，这个时候，倘若缺少博雅的素质教育，路就很难走的很远。另外，但凡一个大学，若是学科划分过细并且把学生限制在各自的专业之中，则不仅对学生的培养不利，而且从长远来讲，这么做会影响到它们的生源，最终这些大学的名气和影响上都比不过那些强调通才教育的大学。那能否将这两种教育理念合二为一？建一所既有很好的通才教育，又能让不同学生学到一技之长的大学呢？如果仅仅对于本科教育来讲，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不是每一个学生都需要（或者说都能够做到）同时兼顾全面发展和培养自己的专业特长。一般大学本科教育一共只有四年时间，让一个18 岁的年轻人在四年里既要在身心上得到全面的发展，又能学到各种知识，还要精通一两种专业技能，这个要求显然不切实际。作者曾在Google 面试过一个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生，稍微复杂一点的工程问题就解决不了；同样也和很多麻省理工学院的本科毕业生交流过，他们中的很多人讲东西实在是枯燥无味。并非这些人不优秀，他们身上都有着很好的品质和闪光点，但是，要在四年的时间里同时完成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几乎不可能。对其他学生，这个难度就更大了。在德国、法国和原苏联，即使要完成对大学生的专才教育，常常都需要五年时间，这也是过去中国那些采用洪堡体制的大学（比如清华、浙大和中科大）一律是五年学制的原因。 其次是办学的成本问题。一所大学既要学科齐全，并且每个学科都保持很强的科研水平，同时还要兼顾本科生教学，办学成本是非常高的。一所大学要是拥有无限的资源，它当然可以在每一个专业上都聘用最好的教师，给足研究经费，同时提供最好的教学条件，那么或许能够完全兼顾到通才教育和专长教育。但我们知道任何大学的资源都是有限的，在这个前提下，任何大学和研究机构就必须做出一个选择，是集中人力物力办出一到几个高水平的学科，还是要拥有一大批规模小但是覆盖面全的学科，甚至牺牲掉成本很高的科研，专心搞好教学。不同的办学理念，不同的选择，在一段时间后，会形成不同特点的大学。比如一些大学有非常强的特色专业并且通过在资源上的倾斜以维持其领先，但是这样一来其他专业就比较弱了。比如宾夕法尼亚大学、约翰· 霍普金斯大学和杜克大学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都很强，但是它们的工学院规模都有限，无法把所有的专业都办成那样的规模和水平。另外一些大学则相反，专业齐全，每一个专业的水平都不太差，但是缺乏非常突出的专业。前者适合专才教育，博士生的水平会比较高，后者适合通才教育，本科生的选择余地会比较大。而科研经费不足的大学，干脆放弃了专才教育所必需的专业研究水平，将办学的重心集中在教学上，或许可能把通才教育办好。目前，世界上仅有两所大学基本做到了各学科完全平衡发展，专长教育和通才教育兼顾得近乎完美，同时在科研上全面开花，就是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一这两所大学是靠巨额的慈善捐款和巨大的学术声誉来维持的。事实上，即使是德国的大学，由于资金问题（它们获得的捐赠很少），已经不再有19 世纪末大师辈出的景象了。每当德国人为柏林洪堡大学出了29 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而自豪时，其实他们常常都在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些大师都是20 世纪上半叶培养的。如今，德国的大学都比较偏科，力图把几个专业办好，因为它们的财力只能做到如此。而过去一向以通才教育见长的牛津和剑桥，也因为经费的原因，远不能像哈佛、斯坦福或者伯克利那样开设大量课程供学生选择，因此不少学生也开始出现偏科现象。可见，一所大学把近期发展的目标定在兼顾各个方面，显然是不切实际的。兼顾两种教育理念的第三个难点在于社会上很多人不觉得有这个必要性。事实上，美国大学里主动退学和鼓励退学的做法在本质上就是对试图结合通才和专才教育的否定。我们这里谈论的退学学生，不包括那些一开始就不想上大学，或者因为经济原因退学的，而是像盖茨、乔布斯或者扎克伯格那样在大学阶段就找到自己挣钱方式的人。首先这些人是专才，这一点毫无疑问，他们都是各自领域的专家。其次，他们都认为继续在学校里接受教育不如做事情，因为在社会这所大学里他们学到的大行之道要远比在大学里学到得多。2007 年，盖茨在哈佛大学毕业典礼上介绍了他的大学生活（虽然只有两年），在那里他完全是一个任由自己兴趣发展的专科生，对那种所谓的素质教育毫无兴趣。可以想象，如果他上的是达特茅斯学院或者威廉学院，需要等到毕业后再选择自己的专业，那么大学生活对他来讲就完全是浪费时间和煎熬。另外一些人虽然读完了大学，却用行动对这种全面教育做了否定，其中非常有代表性的就是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博士。他在剑桥读书时，完全是一个问题青年，差点被开除，可以讲，他的表现是对纽曼教育理念的蔑视，或者说是对英国那种培养社会人方式的不认可。最后，他跑到了洪堡的故乡德国拿到了物理学博士学位。但是最终，他成为了一个改变世界的人。更有意思的是，在他的下属们看来，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物理学家，而且是一个好的领导，是一个全才。因此，在大学教育中未必需要兼顾两种理念，也很难两全其美，不如干脆坚持一种。因此，通才教育（素质教育）和专才教育在很多时候是矛盾的。按照纽曼的理念，学生上课、考试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学习时不给自己设限，这就要求学校给予学生大量自由时间，并且允许学生在课程没有完全学懂的情况下给予他们好成绩（否则他们只好把时间都花在学习上）。今天，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本科教育基本就是如此，在耶鲁甚至有很多本科生讲只有一小半时间花在了读书做功课上，剩下的时间都在搞课外活动，与同学们" 玩" 。如果像国内一些名牌大学，学生们不得不过着三点一线的生活，通才教育和素质教育就无从谈起。而反过来，如果要让学生学得精深，就得要求他们必须在某些学业上花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麻省理工学院，每一门课教授们要求都非常严格，也很认真地教每一堂课，和助教一起非常仔细地设计每一个实验和项目。留给学生的作业常常需要花很多时间讨论或者向教授、助教们反复请教才能做得完美。在这样的环境下，虽然大学给了学生充分的选择自由，但是教育的结果就是专才教育，因为学生只能集中精力学好自己感兴趣的课，把相应的研究做好。事实上，今天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以及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因为课程和考试都比较难，虽然给予了本科生大量自由时间，很多本科生也只好用来做功课和复习考试了，真正用来发展自己兴趣的时间远比哈佛和耶鲁的少。直到今天，要想兼顾通才教育和专才教育，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延长教育时间，把教育分成本科的通才和素质教育，以及研究生院的专才教育，别无他法。而提出和实践这样的教育理念的，是美国著名的教育家吉尔曼和艾略特等人。三、美国私立大学的管理世界一流大学大部分都在美国，美国的大学办得好，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独特的管理模式。说到美国大学管理，很多人首先就会想到终身教职这个词，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铁饭碗。但是实际上，终身教职和铁饭碗并不完全一样。给予教授终身教职最本质的原因来自于对学术自由的捍卫。20世纪之前并没有终身教职这么一说，因为那个时候美国大学很少有解雇教授的现象，也就无所谓终身不终身了。不过有时候会出现这种现象，就是有些教授会公开发表一些反教会的观点。或者是公开批评某一位资本家，那么这个时候一些宗教势力或者是学校的赞助人就会给学校施加压力，逼迫学校，结果那些他们不喜欢的教授就会被辞掉，这种现象会干扰到教授们的学术研究变得畏首畏尾，不敢发声。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让教授们自由发声，专心研究学问，美国的几所大学和美国教授协会开始号召实行不能随意解聘教授的制度，也就是现在得终身教职制度。在实行终身教职制度的学校里面教授一旦获得终身教职，只要不违法，学校就基本上是没有办法解雇他们的。不过想要得到终身教职是极其困难的。一个助理教授需要6-10年的时间，经过几次严格的考核，才有可能获得终身教职。教授治校，也是美国私立大学的一大特色，不过教授们的管理范围只到系这一级。主要的工作就是制定制度和执行制度。在美国，大部分的学校每次系里制定或者是修改制度，一般都需要系里全体教授的通过。在制度的执行过程里除了在教授晋升上资深教授更有发言权之外，其他事务上的发言权一律平等，不分新老、不看资历、非常民主。教授治校是美国大学的传统，但也并非完美。早期大学规模小，教授治校还比较容易。但是现在的学校规模已经比之前大很多了，教授全面民主管理的效率也就太低了。所以现在的教授权限仅限于系一级，这倒不是限制教授的权力，而是因为到了学院一级再进行这样完全的民主的管理，效率就未免太低了。不过总的来说，教授制校，行政成本比较低，学校管理民主公正透明，还维护了教授们的尊严和权威，不会成为政府官员污染附庸，保证了学术自由，还是很好的管理制度。那么学校的大事谁来管理？那就是校董事会。校董会是由董事组成的。这里大学实际上就是一个资产，为了让这个资产能够不断地延续下去。创始人就会把它委托给一些人来管理。这些人就是所谓的校董。校董给人的感觉往往就是一个虚职－由社会名流或政府官员担任，但其实不是。校董对大学是有重要意义的。首先他会帮助学校解决一些财务问题，校董一般都不仅自己会给学校提供一部分资金，还会介绍他们的朋友给学校捐钱。比如约翰∙霍普金斯的校董事会主席布隆伯格，他不仅自己给学校捐助了11亿美元，还动员了电信和传媒大王马隆给该校捐赠了马隆大楼和兴建新研究中心的马隆基金。除了筹钱他们还会参与学校重大事务的决策，比如说任命校长。私立大学每次更换校长，校董会都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寻找下一任校长的合适人选，并且对他们进行面试，最终选定新任校长。除了选定校长，校董还是校长的顾问，因为校董们往往都是各个行业的精英。他们的见识，对学校的未来发展很有帮助，所以他们会参与制定大学的发展规划。比如说规划要不要成立一个新学院，要不要在另外一个地方建设新校区。总的来说，对内叫董事，负责筹集资金、拍板儿大事、规划未来。对外校董就是学校的形象大使，到处给人布道。用他们自己的影响力在世界各地帮学校做宣传，帮助大学和各种机构建立合作。所以说，大学校董并不是一个用钱买来的虚职，真正的校董会为大学的发展尽心尽力，尽自己可能提供最多的帮助，这也是美国私立大学牛的一个原因。四、如何对待美国藤校不公平的录取很多人可能不知道，美国名牌私立大学的本科招生，曾经与今天的中国或英国大学很相似，主要是看入学考试成绩。到了19 世纪末，哈佛大学校长艾略特在给予非洲裔学生一定照顾的同时，积极推动美国标准化入学考试，这就是今天SAT 和ACT 考试的前身。这样一来，犹太学生因为成绩好，开始大量进入美国名校。但艾略特绝不是一个种族歧视者。到了艾略特的继任者洛威尔担任哈佛校长后，他公开限制犹太裔学生的入学比例，并且制定了非常有争议的15% 的上限，即每年招收的犹太裔学生不能超过哈佛招生人数的15% 。同时，他还限制非洲裔学生在校居住。虽然后来董事会否决了他的这两项动议，却也反映出当时美国私立名校对犹太裔学生的防范和排斥。在未能强行限制犹太裔学生的入学比例之后，哈佛等大学实际上在录取时开始偷偷私下限定比例，当然，为了掩人耳目，它们设计了更为冠冕堂皇的说法，那就是所谓的综合考查学生素质。综合素质的考查自由度很高，主观性很强，没法像入学考试成绩那样钉是钉铆是铆，这样学校就可以以具有某种特长为由，把成绩较差的白人学生招进来。从1925 年起，犹太裔学生在美国顶级大学中的比例急剧下降。今天很多亚裔家长以为让孩子在各个方面具有一些特长（音乐、艺术或科技）就能在申请学校时加分，这其实是一种误解或一厢情愿。很多美国顶级大学考虑这些特长时，不是为了给亚裔学生加分，而是为了阻止亚裔学生入校。到了20 世纪50 年代，美国私立名校才解除了对犹太裔学生的入学限制。解除限制并非是学校发善心，而是因为到了20 世纪50 年代，犹太人在美国的很多领域都取得了控制权，尤其是控制了传媒，包括美国当时的三大电视网（NBC 、ABC 和CBS) ，好莱坞9 家影视公司中的8 家，美国两家最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这些媒体不断为犹太人的利益呐喊的原因。据当时还是小学生的希拉里· 克林顿女士2008年在Google 讲演时回忆，那时整个美国天天宣传的都是要学习科学，发展科技，这是美国大学历史上短暂地根据学习成绩录取学生的年代。靠着这难得的机遇，犹太人争取到了作为白人的一部分来参加竞争的机会，很快他们在美国顶级大学里的人数就和其他白人学生相当了。今天，占美国人口不到2% 的犹太裔学生大约占了这些顶级大学本科生的20%—30% ，而其他白人（占美国人口的2/3) 也只占到30% 。对亚裔而言，在这一方面就不具有犹太人那样的优势，因为亚裔从未控制过犹太人所能控制的那些商业领域。20 世纪60 年代起，亚洲移民在美国数量剧增。由于亚裔普遍重视教育，他们的子女在美国私立名校中的数量不断上升，因此被视为" 新犹太人" 。起初，美国名牌大学并没有针对亚裔设置招生障碍，因为当时亚裔的绝对人数还很少。当时虽然对亚裔没有什么照顾，但也没有什么歧视。然而，当亚裔学生在这些名校中的录取比例不断上升，开始明显影响到其他族裔学生的录取时，迫于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力，各名牌私校和一些好的公立大学开始悄悄地限制亚裔在学生中的录取比例。限制亚裔学生最简单也是最隐蔽的做法就是降低学习成绩的重要性。2003 年，哈佛主管录取的资深官员休斯承认，在顶级私立大学（包括哈佛本身）里，单纯靠成绩进来的学生连5% 都不到。为什么要限制亚裔学生的录取呢？有人认为这是种族歧视，作者认为这是没有在美国生活过的人想当然的看法。美国名校限制亚裔学生的背后有其深刻的政治和经济原因。经济的原因就是亚裔对美国的大学基本上是只使用不建设。虽然亚裔已经占到了美国私立名校本科生人数的20%, 研究生人数的1/3 甚至更多，但是亚裔给这些大学的捐款却少得可怜，而且无论是亚裔的家长还是校友也很少为大学的建设出力。亚裔对于美国私立名校的要求是录取时不考虑人口的比例，放开录取，而到了应该奉献的时候，回馈大学做出奉献的亚裔的比例，甚至比亚裔占美国人口的比例还要低。针对这种不公平亚裔学生和家长应从那些方向努力呢？改变这种不公平需要全体亚裔的长期努力，不是短时间就能见效。首先，亚裔学生需要从单纯追求工程和医科等专业，转变成对各种专业都抱有兴趣。其次是减少一些无谓的竞赛，把时间花在寻找自己和学校的" 钩子" 上。10 年前，只要进入美国数理化、计算机、信息和生物等奥林匹克竞赛的训练营，几乎任何大学都可以随便挑。如今，这些比赛的成绩对于录取的作用远比申请者想象的要低。2015 年，一位获得国际奥林匹克计算机竞赛金牌、品学兼优的亚裔学生，未能进入斯坦福大学，而这在过去是不可想象的。以前，至少麻省理工学院还是很看重这些比赛成绩的，但是如今一个用户数超过百万的APP ，却要比竞赛成绩更容易受到麻省理工的青睐。第三是在学校和各种场合勇于表现自己。正如亚裔学生在学业上都不愿意输给别人一样，这种精神也应该用在各种其他场合。在学校里，应该积极参与甚至组织各种活动，竞选各种职位。这些能力一旦培养成，即使没有直接帮助自己进入某所大学，也会受用终生。亚裔学生（尤其是印度裔学生）常常在分数上争强好胜，甚至会为了半分去找老师，如果一门课得了B 就会很难过。但是如果没有担任学校某个球队的队长或者学生会主席，大部分亚裔会觉得反正这个职位就一两个人，我当不上很正常。这种心态不是一个未来领袖的心态，，也不符合美国一流大学的标准。第四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亚裔校友和亚裔家长们需要积极参与大学的各种活动，帮助大学与各地的工业办及政府进行合作，积极为大学捐款。只有当大量的亚裔都能进入到美国私立名校，并且日后成为美国各个领域的精英和领袖之后，才能影响美国的政策和价值观。半年多世纪前，犹太人开始这样做，如今他们的后裔开始收获父辈们辛勤播种耕耘后的果实。如果亚裔今天也开始付出这样的努力，那么下一代亚裔在申请美国大学就会比现在容易得多。中国企业家潘石屹和张欣夫妇为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捐款，专门帮助解决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的奖学金问题，这对于这两所学校多招收中国大陆的学生将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人不理解潘石屹和张欣的善举，认为他们应该先捐给中国的大学，而不是并不缺钱的哈佛和耶鲁。但是这些人不知道，潘石屹张欣夫妇捐出的几千万美元，对提高全世界华裔的地位，对影响美国高等教育，为整个华裔群体提供更公平的教育机会的作用非常大，由此所形成的对美国社会的影响力，也远比在《纽约时报》或时代广场花几千万美元做广告，或在美国花几百亿美元购买房屋要大得多。五、英美顶级大学的特色吴军共详细介绍了英国的剑桥和牛津两所大学，包括美国的八所藤校在内的12所一流大学，细读之余，中英美高等教育的差异分析之透彻深入骨髓，让人欲罢不能。这里不再剧透，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先自己体悟。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吴军自己的大学之路，从昨夜西风凋碧树，到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三个境界，让人钦佩和惊叹。书中精典语句摘录：[中国的C9大学]：清华、北大、上海交大、中科大、南京大学、浙江大学、西安交大、哈工大。[欧美大学教育髓]欧美的一些科技精英，他们在帮助政府做决策时，是凭借自己的知识和良知做出判断的，而并非根据政客们和民众的意愿，这要感谢他们所接受的大学教育。获得良知，并且在关键时刻表达出自己的观点，是大学教育的精髓所在。[HYPMS超级五强]：哈佛Harvard 、耶鲁Yale,、普林斯顿Princeton、麻省理工MIT 、斯坦福Stanford。[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2017 年全美最佳大学排行榜的排名：1.普林斯顿、2.哈佛、3.［耶鲁、 芝加哥］ 、4.［斯坦福、哥伦比亚] 、5.麻省理工、6.杜克、7.宾夕法尼亚、8.约翰•霍普金斯（[]中的为并列）。2017年全球最佳大学的排名：1.哈佛、2.麻省理工、3.斯坦福、4.伯克利分校、5.加州理工、6.普林斯顿、7.哥伦比亚、8.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9.约翰- 霍普金斯、10.华盛顿大学（西雅图）。[八所藤校]：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达特茅斯学院、布朗大学及康奈尔大学。最著名的三所即大藤：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衡量大学的重要标准]：一所大学能否让学生生活得开心，并且因此而激发出学生一辈子学习的热情，是衡量一所大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从十七八岁到二十四五岁是人生最美好的阶段，因此，大学教育不仅要传授知识和技能，而且要让一个年轻人过好这四五年或更长一段时间，让他们在今后的人生里都能受益于这一段生活。相反，如果一个学生在大学里“学伤了”（这种人非常多），或者对人生产生了负面的看法，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此，学生们对大学生活是否满意，经历了这一段大学生活后，他们是否能成为更好的人，是衡量一个大学水平的重要标志。[成功的大学]：对人个而言，成功的大学经历应该是这样的：当一个学生从某一所知名大学毕业后，他不需要再把母校的名字天天挂在嘴边；当一个学生从一所二三流大学毕业后，那所学校今后会因为曾经出了这样一个学生而自豪。[教育是一辈子的事情]我们不必担心输在起跑线上，因为世界上大部分人跑到一半就不会再跑了，这就给了我这样的长跑者以机会。[牛津－政治家的摇篮]：我行我素的风格和独特的政治见解使得牛津大学成为英国政治家的摇篮一它甚至可能是全世界培养政治家最成功的大学。牛津是英国出首相最多的大学，先后出了26 任首相，尤其是在二战之后，所有的首相中除了没读过大学的梅杰和军校出身的丘吉尔，其余位都是从牛津毕业的。在2010 年英国的大选中，有100 名牛津毕业生人选下议院，占整个下议院人数的15.496 。在世界范围内，牛津则培养出了曼德拉、克林顿、昂山素季和英· 甘地等各国政治领袖：外界对比牛津和剑桥时通常会说" 牛津出首相，剑桥出科学家" 。如果单看研究成果和发明的论文数量，牛津确实稍逊于剑桥。不过如果放在全世界范围比较，牛津在培养自然科学方面的人才上并不逊色。在历史上牛津的毕业生获得过诺贝尔奖的有58 人次，其中33 人次是科学奖（物理、化学和医学生物）。牛津大学在二战后科学界具有的崇高地位，一定程度上受益于它的第三次大规模人才引进，即二战期间牛津庇护了大量被纳粹德国驱逐和迫害的科学家。之前的两次大规模人才引进，指的是早期大量学生从巴黎大学来到牛津，以及" 牛津运动" 后大量欧洲学者来到这里。除了在出政治家方面强于剑桥，出科学家方面略弱于剑桥的特点外，牛津在人文和社科领域也一直和剑桥不相上下，王尔德、雪莱等一大批文豪皆出自牛津。[为什么藤校要照顾校友子女]：哈佛大学前任校长、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 录取校友的孩子是私立大学建立自己社区的一部分，而巴菲特却认为：成功人士的孩子未必能成功，否则美国奥运代表队就让奥运冠军的孩子们去就好了。[通才与专才]：一个能上美国私立名校的高中生应该像一个圆规，既能画一个圆，表明他（她）的发展是全面的，同时还要有一项突出的特长，恰如圆规的尖，能够把纸戳穿，脱颖而出。[耶鲁的精神]费舍尔：耶鲁的精神：刚毅而勇敢。" 黄昏到来时，夕阳的余辉或许会偷偷地把它遮藏起来；但是当辛劳的白日来到，照在它上面的绚丽阳光，将使它发出一股股力量， 使每个耶鲁人的心中汹涌着大无畏的精神。" 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是耶鲁教育的精髓所在。[英雄和逃兵]：小布什和克林顿均毕业于耶鲁。所不同的是，前者是二战时的英雄，是耶鲁精神的代表，后者是越南战争时逃兵役的人。两人在竞选总统时唇枪舌战的辩论中，老布什以自己在二战时英勇的表现说明自己更爱这个国家，并且以克林顿逃兵役的行为质疑后者是否爱国。面对老布什的质疑，克林顿回答得非常巧妙，他说，在那个年代，逃兵役就是爱国。在越南战争期间，耶鲁校方并没有在反战问题上表态，但是它实际上给予了学生们自己选择的自由，并且保护了那些反战的学生。为什么自由意志在耶鲁看来那么重要，用毛泽东的话来讲，那是因为" 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你们青年人朝气蓬勃，正在兴旺时期，好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如果按美国开国国父之一的富兰克林的话讲，那就是要" 相信未来，相信年轻人。[长寿是根本]：哈佛大学校史专家萨缪尔 ·莫里森评价艾略特：艾略特能够在任期内实现他在就职演讲里为哈佛描绘的发展蓝图的大部分，原因之一是他比自己的反对者们更有活力，活得更长（以高寿92岁过世）。[哈佛投资未来]：哈佛录取学生，不完全看过去的成绩如何，而是要看将来是否有出息。怎么才能看出学生以后有没有出息呢？哈佛主要是挑选两种人，第一种，目前虽然还是丑小鸭，但是很有潜力，比如一名来自普通公立高中的特别优秀的学生。而另一种，则是因为他们比其他孩子明显有着更多的资源。比如哈佛为什么会录取外国政要的孩子，而没有录取一名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尽管后者成绩全是A,而且做了很多社会工作。哈佛认为，相比来自普通家庭的孩子，那些各国政要的孩子更有可能成功，或更能给哈佛带来好处和声誉。同理，哈佛会接受那些亿万富翁的孩子，而不是一般家庭的孩子，因为“那些富有的校友不是一代形成的”。因此，这位教授开玩笑说，这不能怪哈佛，要怪就怪做父母的没本事。当然，一些从哈佛毕业的校友也批评哈佛的这种做法，因为从长远来看这么做会吃光哈佛的老本。因为哈佛的大门是为那些它认为出类拔萃的人敞开的。[中美学生学习动机]：中国学生学习的动机是追求成功，他们注重按部就班取得好成绩，不管喜不喜欢都要做；而美国学生的学习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兴趣，对自己喜欢的可以做得很好，对不感兴趣的可能表现很差。因此美国学生被淘汰得很快，而没有被淘汰的（进入哈佛的属于这一类），往往是对读书真有兴趣的，主动性非常高，取得好成绩并不是他们读书的唯一动力。在美国，一些成绩很好的学生甚至懒得去教授办公室门口的布告栏查看自己的考试成绩。[如何看待学生成绩]：在给学生成绩的问题上，作者认为像清华一些教授那种以把学生难倒为荣的做法是不正确的。大部分清华的学生，在高中都是名列前茅的，进入清华，班上只能有一个第一名。为了区分出学生的成绩高低，通过考试将每个人的成绩拉开，必然有很多好学生成绩要排到后面，很多年轻人因此对读书心生反感，而他们在清华接下来的日子里，就从当初的意气奋发，变成了混一张文凭而已。可是，读书又是一辈子的事情，大学教得再好，也不可能教会学生一辈子要学的东西。一个人要是在20 岁时就对读书产生了反感，那么他这辈子最后的成就比他原本可以做出的便会少了很多。因此，在尖子学生那么集中的哈佛大学，多给一些A无疑是个好举措。[家长对哈麻态度]：作者认识的大部分学生家长认为，麻省理工学院的学生普遍比较友善,不像哈佛的学生个个都想当领袖，而且为此经常窝里斗，麻省理工的学生合作精神很好并且喜欢相互帮助，在那里读书这一点尽可以放心。[加州理工大学]：加州理工学院的学生毕业后在科学领域的成就也遥遥领先于全世界——平均不到一千名毕业生就出一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32 名）。在英国《泰晤士报》的世界大学排名中，经常把加州理工排为全球第一名。在加州理工的毕业生中，有很多中国人熟悉的名字，比如钱学森、周培源、谈家桢和赵忠尧等。当年钱学森、郭永怀和钱伟长（均为加州理工的校友）在加州理工时，感叹于该校水平之髙，立志将来要在中国办一所比加州理工还要优秀的大学，但是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这件事依然是遥遥无期。并非中国的大学进步慢，而是因为加州理工领先太多。[麻加的区别]：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都是顶级的理工科大学，但其实差异还是非常大的。打个不太恰当的比喻，前者有点像清华，后者有点像中科大的少年班。如果一门心思要得诺贝尔奖，就选择加州理工，如果只是对工程感兴趣，或者只是需要训练出理工科的思维方式，将来向法学、医学和商业方向发展，麻省理工不仅要比加州理工好，甚至比很多综合性大学都更合适。当然，想当总统的，应该去耶鲁学历史，或者去哈佛学政治。平时听麻省理工学院的一些学生讲话，总觉得他们条理清晰，但是感染力不足，可能都不是当总统的材料。或许那句话改一改更准确—一“哈佛的人不会算，麻省理工的人不会讲”。[约翰∙霍普金斯校训]：知识使人自由。
（郑冲：长安街读书会援疆分会成员）
长安街读书会是在中央老同志的鼓励支持下发起成立，旨在继承总理遗志，践行全民阅读。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学习、养才、报国。现有千余位成员主要来自长安街附近中直机关及各部委中青年干部、中共中央党校学员、国家行政学院学员、全国党代表、全国两会代表委员等喜文好书之士以及党中央、国务院确定的国家高端智库负责人专家和中央各主要出版机构的资深出版人学者等，书友以书相聚，以学养才。
在第22个世界读书日到来之前，经民政部、文化部等相关主管主办单位报备批复，长安街读书会牵头发起成立“全民阅读促进委员会”，作为全国性的人民团体，该机构将通过开发利用全国各级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大中院校的全民阅读文化资源，促进全民阅读活动深入开展。并以党建为先导，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支撑，努力继承周恩来总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遗志，深入“研读经典”，让“全民阅读”形成人人参与的氛围，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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