遼寧省近日率先放大招，獎勵“二孩”家庭，支持老年人才自主創業，引發各界關注。此舉的背景是：2017年的生育率和“一孩”出生率分別再創新低，中國跌入“低生育率陷阱”、人口問題將進一步拖累經濟發展的憂慮與日俱增。
生育政策是不是中國人口問題的“罪魁禍首”？人口結構失衡究竟給中國經濟帶來多大傷害？北京、上海常住人口負增長是福是禍？
2017年中國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下降63萬人。更令人關注的是，一孩出生量只有724萬，這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一孩出生量最少的一年。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易富賢多次表示，中國要儘快停止計劃生育，全面檢討人口政策，因為二孩出生人口短期增加難以緩解人口大量減少的趨勢，中國正面臨嚴重的低生育危機。
（美國威斯康星大學研究員 易富賢）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也強調，在未來10年之內，經濟增長速度存在著逐步下降到3%的可能壓力。主要依據是：人口增速的不斷放緩、生育率的低水平、人口結構的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的收縮和老齡化，導致需要撫養消費的人口銳減，有支付能力的消費需求相對持續收縮，老年人口消費率較低，進而影響到整個國民經濟的消費需求增長可能持續放緩，甚至萎縮。
（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 周天勇）
和呼籲全面放開生育政策的觀點不同的是，有聲音認為，目前人口總量逼近中國糧食總量供給的情況下，計劃生育政策是兩權相害取其輕的選擇，一旦放開，中國可能會面臨更大的難題；中國GDP總量世界第二，人均GDP排名在世界第80位，由此可見，人口多是中國發展的短板，而不是長板；中國調整產業結構，智能化生產時代到來，正不斷釋放富餘勞動力，同時，農村尚有大量過剩勞動力，因此，相較於人口數量，人口質量的提升更為重要。
除了人口數量和人口機構，人口流動態勢也正微妙地反映和帶動著各地的經濟活力。各界一致認為，與世界人口變化規律相似，中國人口開始進入由人口遷移流動為主導的第三次人口轉變。中國國家衛健委6月份最新公佈的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流動人口總量為2.44億，自2015年以來連續第三年下降。
上海交大安泰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陸銘指出，中國人口流動的放緩主要和政府的約束政策有關；同時，目前的人口遷移呈現出北方流出南方流入的趨勢，反映出近些年南北經濟發展的差距。
（上海交大安泰中國發展研究中心主任 陸銘）
各地公佈的最新人口統計也印證了這一判斷。數據顯示，2017年，中國有五個省區市出現常住人口負增長，分別是遼寧、吉林、北京、上海、天津。其中，遼寧常住人口下降了9.1萬，吉林下降了15.6萬。另一份數據也指出，全國人口淨流出省份有16個，最多的是山東、河南兩省。
此外，值得關注的是，北京、上海、天津的常住人口在2017年同步轉為負增長，分別下降了2.2萬、1.37萬，前五年人口流入量全國第一的天津常住人口則減少了5.5萬。對此，有學者表示，這是產業發展轉移的結果，也是城市規劃政策疏導人口的結果，對於後者，學者認為相關政策是否明智，對於大都市圈的建設是否有益，有待商榷。
更有觀點認為，常住人口的慣常性負增長，對於北京和上海的發展來說，是一大挑戰，甚至意味著這些城市將喪失對外來人口的吸引力，或帶來不可逆轉的衰退。
另外，中國人口遷移不同於其他國家的特點還包括：流動人口數量多；青年時期從農村到城市然後迴流；很多進城人口在城市中蝸居和漂泊，不能真正實現市民化。這樣極度扭曲的城鄉人口和勞動力就業結構，對國民經濟的消費、產出和增長，產生較大的負面影響。
結合流動人口呈現出的新特徵和新趨勢，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院副院長周天勇指出，要通過改革激發人口活動從而帶動經濟發展，主要包括：儘快放開人口和勞動力流動及遷移的戶籍管制；改革農村土地體制使遷移人口能夠從農村和農業中順利退出；迫在眉睫的是提供均等的城鎮教育等公共服務，讓流動人口安居樂業。
（本文部分圖片來自互聯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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