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贽是个奇人，从他在世到他去世后的三百年里，始终处在被夸和被骂之间，他的思想被正统者视之为异端，即使是思想开放人物，也同样对他贬斥有加，比如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纪晓岚以及到近代的章太炎等，都以李贽的观念为非，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自古以来，小人之无忌惮而敢于叛圣人者，莫甚于李贽。”
有人夸就有人赞，比如他的好友焦竑就认为：“（李贽）可肩一狂字，坐圣人第二席”，这等高尚的评价，蔡尚思先生还认为不足，其在《李贽思想体系——汉后一位反旧传统的伟大思想家》一文中称：“我却认为他实应当坐圣人第一席，在君主专制时，他是比孔子还要难能可贵的。”
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李贽突然大放异彩，对于李贽思想的研究，成为学术界的重要话题，而对李贽的评价也同样是步步升高，不知李贽若地下有知，他会不会高兴自己几百年后又被夸赞为思想博大精深，以他那特立独行的性格，李贽应该不会感到有什么惊奇吧。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明书林余圯孺刻本，书牌
同样是李贽，为什么历史对他的夸赞不是捧上天就是贬入地？这当然要从李贽本身去找原因。当年，东林党领袖顾宪成对李贽有这样一句评价：“李卓吾大抵是人之非，非人之是，……学术到此，真成涂炭，惟有仰屋窃叹而已，如何？如何？”由此可知，李贽的怪异之处就是喜欢跟别人反着说：凡是天下认为对的事情，他都说不对；反过来，天下人普遍认为错的事情，他却认为对。
用“文革”中的口号来形容，李贽的这种行为是典型的反潮流，难怪当年的那些小将们把李贽看得极其伟大。当然，李贽的思想也恰好符合了那时的意识形态，比如李贽认为焚书坑儒的秦始皇是千古一帝，而大肆诛杀功臣的朱元璋则比秦始皇更伟大，是万古一帝。
李贽为什么会有这些奇特的思想？前人有太多的研究文章，我也无法一一在此列出。以我有限的眼光来看，孙康宜主编的《剑桥中国文学史》下编中，对李贽的评价最有意思。该书中给李贽身份命名是“职业作家”，这样的一个头衔远远赶不上近几十年来中国学术界所给出的评价。
对于李贽与人不同的思想方式，该书将其解读为“好辩”：“那么，该如何理解李贽招牌式的好辩姿态？他为何故意挑起卫道者的辩驳呢？他真的相信自己笔下的所有一切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我们的确知道他清楚意识到自己的辩论家身份，他的谋生之道便是颠覆正统观点。他不受传统羁绊的人格角色具有高度的自我意识，所以他才将自己的散文集命名为《焚书》。”
李贽为什么在思想观念上专门与他人作对呢？该书认为李贽是想通过这种声音引起出版界的注意：“李贽的经历突显了晚明文学文化的某些显著特征。致仕以后，他凭着成为公众人物而谋取生活，其名望通过出版界建立起来。与他在体制内的处境相比，李贽通过大张旗鼓地抨击官方体制过上了更好的生活。”通过出版来赚取稿酬，而后过上更好的生活，这样的思维方式倒也真是接地气。《剑桥中国文学史》一书认为，李贽早期的生活一直很窘迫，他有八个孩子，其中七个都去世了，这些孩子“都死于营养不良”。看来，李贽退休后，很想提高自己的生活质量，后来事实证明，他的做法很成功：“甚至他某些方面的性格怪癖也表明他拥有相当舒适的物质条件：李贽素有洁癖，据说他雇用了好几位仆人全天候清扫庭院，‘数人缚帚不给’。”
《李卓吾批点世说新语补》二十卷，明书林余圯孺刻本，卷首
这部书的解读很有意思，它从李贽有洁癖说起。李贽每天雇好几个人清扫院落，应该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但他能够负担得起，从这个侧面来印证，他通过标新立异的观念争取到社会的影响力，而后出版商关注到了他，于是他的作品热卖，从此过上了好生活。这样一个完整的逻辑链，在其他的研究著作中我却未曾读到。
从李贽的履历来看，确如《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言，他早年的日子过得有些拮据。按说李贽的官儿当得也不小，曾经做过姚安知府，这个职位是正四品，他在此任职三年，离开姚安时，带走的财产仅是一些图书，并且他在此还写了一副楹联：
听政有余闲，不妨甓运陶斋，花栽潘县；
做官无别物，只此一庭明月，两袖清风。
这副楹联也表明，他在姚安知府任上的确没有攒下什么积蓄，反过来说，这也证明了李贽是位清官。
李贽退休之后，他的一些举措让人发现确实与众不同。万历十六年，李贽突然削发为僧。他为什么这么做？历史上有着不同的记载，袁中道在《李温陵传》中说：“一日，恶头痒，倦于梳栉，遂去其发，独存鬓须。”
文保牌
这段话有点像客观描述。李贽因为某天头皮发痒，也懒得每天洗头梳头，所以就剃了个光头，但胡须却没有一同剃光。袁中道的这个说法在汪可受所作《卓吾老子墓碑》中得到了印证：“……余见老子于龙湖。时麻城二三友人俱在，老子秃头带须而出，一举手便就席。……余曰：‘如先生者，发去须在，犹是剥落不尽。’老子曰：‘吾宁有意剥落乎？去夏头热，吾手搔白发，秽不可当，偶见侍者方剃落，使试除之，除而快焉，遂以为常。’爰以手拂须，曰：‘此物不碍，故得存耳。’众皆大笑而别。”
当时有人问李贽为什么剃了光头还剩着胡须？李回答说：感觉头顶太热，用手不断地挠头也不干净，某天看到仆人剃了光头，觉得不错，于是把自己的头发也都剃了。
李贽剃光头的真实原因，恐怕并非如此，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出了实情：“其志以落发者，则因家中闲杂人等时时望我归去，又时时不远千里来迫我，以俗事强我，故我剃发以示不归，俗事亦决然不肯与理也。又此间无见识人多以异端目我，故我遂为异端以成彼竖子之名。兼此数者，陡然去发，非其心也。实则以年纪老大，不多时居人世故耳。”（《与曾继泉》）
李旧吾墓园前的广场
原来，李贽落发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不想家人再来烦他。李贽退职时，把妻儿老小送回了老家，他只身一人来到了湖北麻城，但家人常常来探望他，这让他很烦，所以他落发之后就跟家人说自己出家了，以此就可以不再理世俗之事。而他的这段话又透露出了另一个细节，那就是在当时就有很多人认为他是个另类，李贽说：既然被别人看成另类，不如就做得更另类，这些因素加在一起，让李贽下定决心落发为僧，但他也明说：其实出家不是他的本心。即此可知，李贽出家是多种因素促成者，其中之一就是他的异端思想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了影响。
李贽遭到那么多的骂名，那么，他是怎样看自己的呢？他曾写过一篇《自赞》：
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而不悦其所长；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动与物迕，口与心违。其人如此，乡人皆恶之矣。昔子贡问夫子曰：‘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若居士，其可乎哉！
徐朔方、孙秋克认为李贽的《自赞》“这篇奇文，可与陶渊明的《五柳先生传》媲美”。（《明代文学史》）李贽在该文中剖析了自己性格，同时也直言自己的历史观与他人不同，徐、孙认为李贽的这篇《自赞》是“以反语为自己画像”，不知这算不算一种自嘲精神。但他的一些行为的确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风波，其中就包括他跟女弟子梅淡然之间的关系。
万历十六年，李贽在麻城认识了梅国桢，而后他又认识了梅国桢的二弟梅国楼。这位梅国楼后来给李贽提供了不少帮助，当年李贽跟耿定向发生了观念上的冲突，梅国楼在李、耿二人之间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后来麻城当局准备抓捕李贽时，也是梅国楼及时通风报信劝李贽赶快离开者。
梅国桢的三女儿名叫梅淡然，她在年少时接受了刘家的聘礼，但还没来得及成婚，刘就去世了，梅淡然也不想再嫁人。万历二十一年，李贽开始扩建龙潭寺，淡然听说过就写信给李，说自己也想出家。可能李贽并不希望淡然这么做，所以没有支持她的这种想法。然而梅国桢却很支持女儿的想法，他在麻城北街为女儿修建了一座绣佛精舍，以此供梅淡然念佛和刺绣，而后淡然正式削发为尼，李贽听到这件事后就写了首《题绣佛精舍》的诗作：
闻说淡然此日生，淡然此日却为僧。
僧宝世间犹时有，佛宝今看绣佛灯。
可笑成男月上女，大惊小怪称奇事。
陡然不见舍利佛，男身复隐知谁是。
我劝世人莫浪猜，绣佛精舍是天台。
天欲散花愁汝著，龙女成佛今又来。
李贽在这首诗中夸赞淡然为“女中丈夫”。而后李还写了一篇名为《豫约》的文章，以此来说明他不视淡然为弟子，而是彼此之间称师。
李贽墓
虽然李贽的女弟子不止淡然一位，梅家的大媳妇以及其他的几位女士，也同样拜李贽为师，但人们还是喜欢八卦李贽跟淡然之间的故事。当然，这样的八卦定然给李贽带来了骂声，直到当代，黄仁宇在著名的《万历十五年》一书中还提到了这件事：“梅国桢有一个孀居的女儿梅淡然曾拜李贽为师，梅家的其他女眷也和李贽有所接触。这种超越习俗的行动，在当时男女授受不亲的上层社会里，自然引起了众人的侧目而视。”
黄仁宇在此段话之后，有很长一个段落叙述人们对李贽的攻击：“但是李贽对舆论不加理睬，反而毫无顾忌地对淡然和她的妯娌大加称赞……他在著作中，理直气壮地辩解自己和她们的交往完全合于礼法，毫无‘男女混杂’之嫌，但是又不伦不类地写下了‘山居野处，鹿豕犹以为嬉，何况人乎’这些话……反对者举出十余年前李贽狎妓和出入于孀妇卧室的情节，证明他的行止不端具有一贯性；对这种伤风败俗的举动，圣人之徒都应该鸣鼓而攻之。”但李贽的这种做法究竟对不对，黄先生没有给出断语。而事实上，李贽跟淡然之间的关系确实很亲密。万历二十七年，李贽身在南京，他写了四首名叫《却寄》的诗，而后寄给了麻城的淡然：
一回飞锡下江南，咫尺无由接笑谈。
却羡婆须蜜氏女，发心犹愿见瞿昙。
持钵来归不坐禅，遥闻高论却潸然。
如今男子知多少，却道官高即是仙。
盈盈细抹随风雪，点点红妆带雨梅。
莫道门前车马富，子规今已唤春回。
声声唤出自家身，生死如山不动尘。
欲见观音今汝是，莲花原属似花人。
对于这四首诗，许苏民在《李贽评传》中分别作了简述：“第一首写淡然想见到李贽，而李贽也很想念这位异性知己。其中‘婆须蜜氏女’即是指淡然女士，而‘瞿昙’（佛）则是淡然女士对李贽的推重。第二首写李贽见到淡然的来信，不免有几分感伤，感伤得潸然泪下，同时盛赞淡然女士的见识超过世间多少男子——那些‘却道官高即是仙’的男子，——正因为淡然女士见识高，所以值得自己仰慕。第三首诗前两句赞颂淡然女士的体态轻盈和花容月貌，而后两句则以‘子规’寓自己将返回湖北去与她相会之意（‘春夏有鸟曰子规，其鸣如曰不如归去’）。第四首是说自己和淡然都有共同的精神追求，并说见到了淡然女士也就是见到了观音菩萨，盛赞淡然女士貌美如花而心地善良纯洁，犹如出淤泥而不染的莲花。”
无论李贽是真出家还是假出家，他给一位女尼写这等富有深情的诗，也确实无法让别人作他解，更何况他在诗中说自己很快就会去看淡然。转年的夏天，他也确实实现了自己的承诺，重新回到麻城去见淡然。他的这个做法被当地人称之为“僧尼宣淫”。
静静的墓园
当时主要攻击李贽的人叫黄建衷，此人为什么要这么干？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三有一段记载：原来这位黄建衷也看上了梅淡然的美色，于是想了个招数，就是让自己的小妾拜淡然为师，而后以此为借口跟淡然接触，后来淡然明白了黄的目的，于是她将计就计，最终结果让黄赔了小妾，还什么都没捞着。这真是出“赔了夫人又折兵”的明代翻版，于是黄恼羞成怒，诬陷李贽与淡然之间的关系，借机报复梅家。
黄建衷曾经在兵部任职，他通过关系找到了湖广按察司佥事冯应京。经过黄的一番游说，冯也认为李贽的做法有些伤风败俗，于是决定“毁龙湖寺，置从游者法”。在官府行动之前，有人得到消息，马上安排李贽避难，而后有一批人冲进了龙湖寺，他们在这里没有找到李贽，于是纵火烧了此寺中的芝佛院。原本李贽将芝佛院视之为自己的终老之地，他在此院中已经给自己建造起了舍利塔，这帮人冲进来之后找不到李贽，于是将此塔砸毁。
这场风波使得李贽没有了栖身之处，后来他在朋友的邀请下去了通州。然而他的离开并不能让那些人善罢甘休，有个叫张问达的人向万历皇帝上了奏折，列出李贽的许多罪状，其中之一就是他在麻城时的一些所为：“尤可恨者寄居麻城，肆行不简，与无良辈游庵院挟妓女，白昼同浴，勾引士人妻女，入庵讲法，至有携衾枕而宿者，一境如狂。又作《观音问》一书，所谓观音者，皆士人妻女也。后生小子，喜其猖狂放肆，相率煽惑。至于明劫人财，强搂人妇，同于禽兽而不之恤。”
张问达说，李贽在麻城时，竟然大白天把妓女带入寺院，然后一起洗澡，同时他还把良家妇女勾引进寺院内一同睡觉。对于这封奏折上的说法，许苏民在《李贽评传》中认为“这都是张问达发挥其想象力编出来的”。可能是万历帝觉得这些指责事出有因、查无凭据，以此来逮捕李贽似乎证据不足，但他又觉得李贽的这些做法，会导致异端思想在社会上的传播，于是皇帝下令以“敢倡乱道，惑世诬民”罪名，命人将李贽逮捕。
在监狱中，李贽仍然在写作，其中他写了一些诗作，最著名者则为《系中八绝》，这首诗的第五首为《书能误人》：
年年岁岁笑书奴，生世无端同处女。
世上何人不读书，书奴却以读书死。
看来他也明白自己是因为读书而死者，其实更确切地说，应该把这个“读”字换成“写”，因为他的著作在社会上流传极广。
万历三十年三月十五日，有位侍者到监狱中为李贽剃头，而后李拿过剃头刀就自割喉咙，虽然血流满地，但当时并没有断气，侍者问他痛不痛，但他已说不出话，就用手沾着血写了“不痛”二字。侍者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又写下了“七十老翁何所求！”第二天半夜他就去世了。
每读到这段史实，都会让我有心中作痛的感觉，这也让我再细想《剑桥中国文学史》中所说的李贽的那些异端行为，是为了引起出版界的注意。李贽毕竟是个读书人，他应当明白自己的这些异端言论，很可能给自己带来大麻烦，更何况他在自杀之前也已几次遇险，这足以提醒李贽：再这么走下去，其结果肯定不好。即使这样，李贽依然我行我素，难道他是在用生命换取金钱吗？我还是觉得李贽的所作所为，更多的是一种思想观念上的特立独行，他的这些言论后来因为出版而带来了经济上的收入，这应当是意外所得的副产品，而不太可能是主观形成的一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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