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外部文化原型的三種進入方式
很高興在這裡見到了徐星、郝建，還有吳思，感謝羅小鵬先生從紐約駕車帶我至波士頓，也感謝唐小兵能擔任我的主持人。據說在座的許多朋友是從各州開車趕過來的。能夠在這裡見到大家，感到非常高興。哈佛大學的這個文化團契，承擔著中國文化守望、文化改造和文化重建的重要使命。
今天我的講題，是“先秦諸子百家思想的外部原型”。這是一個敏感的話題，因為在國粹主義者和狹隘民族主義者那裡，這是一個不能討論的話題，有“歷史虛無主義”之嫌，但我還是要努力說出我所看到的真相。
我們都知道，戰國晚期的最後對壘，在於秦楚之間。楚國極為強大，至少在冷兵器的軍備競賽上，佔有絕對優勢。當時鑄造青銅劍的最好工匠，全在吳越兩國中，尤其是越國，我們都知道越王鑄劍的故事，這些年出土的越王劍，證明了傳說不是神話，而是歷史事實。
吳、越滅國後，這些鑄劍師全部被掠奪到楚國，替楚國鑄劍，所以楚國在劍的鑄造工藝上，已經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但令楚國沒想到的是，秦國另闢蹊徑，使用大規模的弩箭戰術，可以實施遠程攻擊，令楚國的短兵器失效。而秦國的弓弩戰術，就是從波斯那裡學來的。
楚國接受了波斯文化，採用了它的政教合一制度，吸納它的神話傳說，甚至在楚辭裡，如屈原的九歌和天問，大量出現阿維斯陀經（薩迦）的神祇和句式，這使得楚國文化變得強大而燦爛起來。
但文化低弱的秦國更加狡猾，走了一條軍事捷徑。它引入高精度的弓箭生產工藝和大規模弓弩戰術。秦勝楚亡的關鍵，其實就在於兩者對外部文明吸納的成分不同。兩國都師從波斯，但楚國的選擇，造成了它最後敗給秦國的逆轉式結局。
印伊文化，不僅僅是對中國，對全世界都有巨大影響。尤其是波斯，波斯帝國滅掉鄰國米底，吸納了米底王國的宗教——密特拉教，從中誕生了祆教，也就是俗稱的拜火教。這個密特拉教非同小可，它是全球所大多數宗教神秘主義的源泉，其中包括印度後期的吠陀教、基督教諾斯替派、中西方的鍊金（丹）術、占星術、算命術等等，是重要的人類精神資源。密特拉教對於中國的影響，目前還在研究之中，但我們至少已經發現，在上古時期，以印伊文化為核心，出現了一個亞洲文化共同體。它在整個古典時期，都在發揮巨大作用。
中國接納外部文化原型的方式，粗略地分，大致有以下三種：
第一種進入方式是全盤插入，當然有可能是被迫植入，看起來比較粗暴，如三星堆文明，它強行插入在四川盆地，沒人知道它的來歷，因為沒有文字記錄。到今天為止，我們都不知道三星堆文明來自何處。但經過器物和圖像比對，可以初步認定跟兩河文明有關。但中國學者到現在都不承認三星堆是外來的。四川的朋友更覺得這是我們自己的東西，這點我完全理解。但我還是要給他們潑點冷水：三星堆文化跟四川土著文化，其間沒有任何本質性關聯。
三星堆文化進入中國文化的方式，是不經過修飾和本土化的直接插入，形態比較粗暴，雖然它跟商文明有過技術性交流。三星堆帶入的生命樹概念，影響了中國的神話敘事，直到戰國的《山海經》裡才出現有關記載。
另外還有一個例子是金杖。中國沒有權杖這種器物，中國帝王權力是用印章表達的，而不是權杖。權杖來自於西亞。蘇美爾地區，誕生了世界上第一根權杖。
第三個例子是“眼睛崇拜”。這是非常重要的神學概念，它在宗教上引申出“瞪目儀式”，實際上是用眼睛跟神做沉默的交流，在中國後來發展出“遠望”，也即通過占星和望氣來觀察國情，預測政事的未來。在三星堆遺址，不僅出土了大量縱目面具，還出現了大量眼形器，這是跟神交流的重要工具。這些東西都不是中國本土的，跟同時代的商周文化也沒有什麼內在關聯。
第二種進入方式更溫和一點，是經過改造、變形和本土化的。比如說老子，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以後，騎青牛經流沙之地西歸了。那麼老子到底去了哪裡，去幹什麼了？你無法回答這個古老的疑問。到了漢唐以後，道教徒解釋說，老子是去化胡，也就是去指點落後的印度人了，這完全是胡扯。無獨有偶的是彭祖，彭祖修煉的基地在徐州，那時候叫彭城，彭城即以他的名字命名。彭祖也是奇人，他在春秋時候已經800多歲了，他自己宣稱，早在西周末年的犬戎之亂時，他們全家就被戎人帶往西方，在那裡住了很久，後來又從那裡回來了，那到底是什麼地方？我想應該就是老子來去之處。彭祖帶來了煉丹術，一個是盤腿打坐和調息觀想，這叫內丹；一個是把各種植物、動物臟器和礦物放在鍋裡煉製，這個叫外丹。據說彭祖最後跟老子一模一樣，也去了流沙之地。所謂流沙之地，無非是通過河西走廊，穿過新疆，抵達印度一帶，道路非常艱難，但他們有辦法逾越這個地理障礙。玄奘的故事再一次證明了這點。
第三種是隱形進入，潤物無聲，這個比較難分辨，需要更多時間來討論，這裡我就不多說了 。
2三棵樹和三位聖人
我們不難發現，先秦時期不僅發生過波斯化，而且還發生過印度化。胡適曾經說，中國文化有一次重要的印度化過程，也就是魏晉到漢唐之間的佛教傳入。但實際上中國有三次印度化過程。第一次在先秦，是道家思想的引入；第二次是魏晉到漢唐，佛家思想的進入；第三次在當代，瑜珈術大規模進入，在各大城市掀起瑜珈風潮。現代中國人一方面鄙視印度，一邊卻在偷著學習，這是一種典型的精神分裂。
我要特別提請大家注意，在印度-中國文化共同體中，出現了有趣的“三棵樹現象”。
第一棵樹叫菩提樹，樹底下坐著佛教創始人，叫釋迦摩尼，他在樹下見證到了無上大覺，實現了道成肉身的偉大理想。菩提樹是印度獨有的，這是毫無疑問的。
第二棵樹就是李樹，樹底下坐著道家的創始人老子。李樹主要原產地是西南亞，而不是中國，有幾百個品種。李樹有兩種，一種是灌木，比較矮小，還有一種是小喬木的，最高可達8米左右。
李樹跟菩提樹最大的區別是，李樹會結果，所以你會有果子吃。
第三棵樹叫桫欏樹，樹下坐著另一個偉人——大雄，他是耆那教的教主，弟子們尊他為摩訶毗羅，即“偉大的英雄”的意思，簡稱大雄。這三個人都是從大樹下誕生的，他們的生命模式一模一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
三棵樹就像三個搖籃，分別哺育了三個聖人和三種偉大的教義，我稱之為“神樹效應”。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
這就需要我們把記憶拉回到公元前600年的軸心時代。在那個年代，印度被吠陀教所統治。吠陀教有一本規定非常繁縟的法典，叫做《摩奴法典》，裡面對信眾的個人生活方式，有極其詳盡的規定，比如說，一個人過了50歲，頭上長白髮了，臉上佈滿皺紋了，你就必須滾蛋了，必須放棄一切社會資源，離家出走，到樹林裡待著去。這是古印度社會處理老齡化問題的一種特殊方式，美其名曰是“修煉”。
日本人的解決方案，據說是把老人放進籮筐扛到懸崖頂上去，有一部電影叫《楢山節考》，說的就是這類事情。中國有的地方會把老人放進山洞，也是出於同樣的考慮。
印度在這方面做的比較“人性化”，婆羅門教規要求你自動離家出走，走進樹林，成為“林居者”，也就是找一棵適當的大樹，然後坐在樹下修煉，直到老死為止。
要是修煉一段時間你還不死，你的樹屋也得讓出來，因為還有更多人要退休，也要進林子找樹生活，那你就得“升格”，變成“遁世者”，也就是徹頭徹尾的叫花子，走出林子，以四處乞討為生，直到餓死病死和老死為止。
讀佛教經典《金剛經》，你會發現它開篇就講述世尊拿著飯碗進城乞討，討到食物之後，回到住處，吃完了，收起飯碗，洗乾淨腳，然後盤腿而坐，開始談經論道。這裡描述的就是“遁世者”的生活方式。釋迦摩尼最初是一名“林居者”，證覺大悟之後，則“進化”成了“遁世者”。
問題是，公元前600年前後，印度各地出現一個偉大的叛教運動，叫“沙門運動”。沙門指的是一群從事宗教變革的修士，他們要革除婆羅門教的繁文縟節，去尋求新的真理。
怎麼改革呢？就拿釋迦摩尼來說吧，他29歲就出家了，還有的說法是25歲。我們都知道，這個年齡正是為社會服務、奉獻家庭的大好時光，而你竟然離家出走，拋棄社會責任，無疑是嚴重的違反教規行為。
第二種情況是老子，他跟釋迦摩尼不同，一直活到了50歲以後才出家，所以道教典籍《抱朴子》說他是“生而皓首”。什麼叫“生而皓首”，生下來就已經白髮蒼蒼了嘛。這在日常生活里根本說不通，完全不合常理。所以歷史上很多學者都質疑這點，說不可信。但假如你把它看作一個隱喻、一種象徵性說法，故事就能說通了。在這裡，老子的“生”不是肉體的誕生，而是一次精神上的重生。也就是說，他獲得世界真理的年齡，應該在50歲以上了，所以才滿頭白髮。
雖然老子出家的時間，比較符合摩奴法典的規定，但他創立的學說，卻充滿了對婆羅門原型教義的批判和解構。婆羅門教認為50歲以後人就廢掉了。因為老、弱、病、殘這些狀態，都是很壞的狀態，是應該被鄙視和拋棄的。但老子在李樹下悟出的真理，卻徹底顛覆了這種陳腐的教義，賦予它們以崇高的意義。
《道德經》向我們嚴正指出，老的、弱的、病的、殘的，還有柔的、陰的、小的、寡的、無用的，無慾的、無為的，甚至“無”本身，所有這些事物的屬性，擁有最高的本體論價值，是需要加以讚美、推崇和呵護的生命狀態。這就徹底顛覆了婆羅門教的世界觀。如果不看到這個神學背景，我們就無法理解老子思想的根源。（本文為
2018年2月25日在哈佛沙龍上的演講，未完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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