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墨鏡和“黑化病”
八十年代的流氓話語風暴起源於墨鏡，一種小小的物件，它曾經如此地深入人心，成為中國男性的普遍飾物。這似乎是一種眼部的黑化過程，使用者的目光被掩藏了起來，彷彿變得深不可測，但它顯然不是要對耀眼的陽光說“不”，而僅僅是一種舶來品的炫耀，甚至鏡片上的假冒商標都被保留了下來，像白內障一樣覆蓋在黑色的鏡片上，和喇叭褲一起，成為身份的虛榮性標識。這意味著長期受到壓抑的金錢慾望正在甦醒，並且已經融入時尚商品，發出了塑料般的輕浮的喧囂。
縱觀八十年代新流氓話語的建構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它最終來自某種“話語租借”，也就是從香港和臺灣的文化產品中獲得基本語法和語彙。墨鏡是一個流氓的道具，蹊蹺地閃現在了電視屏幕的現場。隨著文化的解凍，中國各地電視臺開始播映通過嚴格審查的香港愛國武俠劇《霍元甲》（1981）、黑幫流氓劇《上海灘》（1982）和日本武士片《姿三四郎》（1983）。在那些激動人心的夜晚，幾乎所有的中國觀眾都聚集在14英寸的黑白電視機前，圍觀著那些戴著墨鏡的流氓英雄，被他們的傳奇故事所震撼。每當播放時刻到來，大街上空寂無人。流氓話語在黑夜裡迅疾奔行，像高蹈狂歡的閃電，而那些流氓的情仇愛恨則如文化蒙汗藥，迅疾麻翻了全體中國人民。墨鏡作為一個標記性物件，成了流氓社會誕生的微妙信號。那些在大街上戴著墨鏡行走的人，彷彿是那個隱形社會的神秘成員。
2霍元甲和上海灘神話
西方文化解凍的最初信號，是印度電影《流浪者》的廣泛放映。這是有關社會棄兒的貧困、偷竊和跨階級愛情的廉價神話，卻遭到了文化飢渴的中國觀眾的狂熱追捧，其中的插曲《拉茲之歌》成為1977年間家喻戶曉、全民哼唱的第一首外國歌曲。它是關於一個有道德的街頭流氓的浪漫讚歌，顯示出為流氓主義作道德平反的普遍願望。藉助一個與中國有著相似地位的第三世界國家的視覺文本，民眾找到了映射著自我命運的鏡像。但它畢竟只是一種“他者”的流氓敘事，還不能完全吸納與整合中國人的更為複雜的願望。在原創話語尚未誕生之前，話語租借的對象，最終只能移向同屬華人文化圈的港臺電視。
以民國初年上海著名拳師霍元甲為原型的《霍元甲》，成功組合了古典的武功神話與近代愛國主義，這兩種完全不同的事物互相融合，構成新的意識形態神話。流氓精神不僅找到了一個“武俠”的酷語敘事範式，而且獲得了一個強大的國家主義的道義外框。這是大眾文化所經歷的一個重大變更，從此，流氓精神從南方殖民地文化或大陸邊緣文化中獲取了新的敘事方式。與《霍元甲》相比，《上海灘》則是一部更加完整的流氓話語“辭典”，在上海黑幫的殘酷廝殺之中，浮華、時尚、暴力、仇恨、陰謀、欺詐、溫情、感傷和抒情的死亡，所有這些包括酷語在內的流氓話語都已俱備。它為中國作家的流氓敘事提供了最初的參照範本。更重要的是，《上海灘》第一次讓中國觀眾窺見了一個人性的秘密，那就是流氓（如周潤發飾演的主人公許文強）不僅是殺人越貨的匪徒，而且也是一個在愛慾的漩渦裡浮沉而難以自拔的尋常男人。義與愛的英雄“許文強”扭轉了國家主義塑造的流氓的醜惡形象。這是流氓在道義和美學上的一次雙重翻身。流氓敘事學獲得了新敘事倫理的有力聲援。
越過這場全民動員的租借運動，中國流氓話語發生了戲劇性的突變。幾乎在同一時期，金庸的武俠小說《書劍恩仇錄》（1981）在中國內地刊印發行。它的第一個大陸版本被印刷在粗糙的再生紙上，出現於上海展覽館的圖書展上，彷彿是一種廉價而庸俗的地攤讀物。儘管其影響當時還無法與上述電視劇媲美，但它卻是一種更加純粹的平面敘事，受到那些無法享受電視大餐的大學生的熱烈擁戴。此後，金庸的《射鵰英雄傳》和梁羽生的《萍蹤俠影》陸續在各地出現，它們和香港電視劇一起，促成了政治酷語向文化酷語的轉型。金庸的《射鵰英雄傳》是武俠小說的一個典範，它進一步確立了流氓英雄的美學地位。如果說梁羽生的小說是流氓主義包裝下的國家主義，那麼金庸的小說就是國家主義包裝下的流氓主義。他的愛國主義完全取決於江湖法則，那其實就是流氓的信念與道德。在八十年代，武俠作為成人神話，已經成為國家主義的隱秘敵人。
3白色流氓對黑夜流氓的顛覆
與酷語遙相呼應的是“阿飛話語”（阿飛，上海方言，來源於英語fairy，原指男同性戀者，一說起源於freak，指吸毒者、行為怪誕的人，嬉皮士、性變態者；又有人認為起源於fink，原義為告密者、破壞罷工者、卑鄙的人，與“阿”結合後成為上海洋涇浜俚語，指追求時髦，有脂粉氣的男人，又指打扮花哨、玩弄女性的流氓。在本文中，“阿飛”和“流氓”一樣，都是借喻性的中性語詞）的復辟。這其實就是色語在近代中國的一種特殊稱謂。當它逐漸甦醒時，作為最初始的時裝，皮膚率先受到了青睞。八十年代初期，上海郊區的一家以殘疾人名義註冊的鄉鎮企業，向市場推出了一種名叫“霞飛美容增白霜”的護膚品，它在中國北方大面積流行，成為“白色意識形態”的復辟信號。它是對白色皮膚的夢想，完全違反了國家主義美學的基本原則――黧黑的膚色和健壯的肌肉，恰恰相反，它是西方資產階級美學的一種捲土重來。
這場白色脂粉運動不久也擴大到了整個北方，並在1986年前後達到了高潮。中國東北的女孩們不僅大量塗抹增白霜，而且還要在臉上塗抹厚層脂粉。幾乎所有的青年女子都捲入了搶購脂粉的熱潮之中。但由於她們忽略了頸部的延續性，因而總是在臉與頸之間的形成鮮明的色彩分野。以下頜骨為邊界，其下是黯黃的本色，而其上則是慘白的面容，彷彿戴著可笑的羊皮面具。這種妝式是具有戲劇性等，它令東北城市的大街小巷成了演劇的舞臺。
白色對黃原色的覆蓋，無疑是皮膚美學甦醒之後的第一工程。在過度的白色慾望的背後，以皮膚的顏色為起點，色語啟動了它對靈魂的改造。而就在北方“白化病”氾濫的同時，上海女人的臉部裝修工程也全面展開。到處是耳朵打孔（為耳環之用）的廣告和紋眉的面孔。女人們燙著捲髮，把眉毛弄成纖細的新月形，嘴唇上塗著色澤鮮紅的劣質唇膏，穿著緊身“踏腳褲”、超短皮褲和半高跟的皮鞋，彷彿是一些豔俗的流鶯，把街市弄得花團錦簇。這些低級的趣味、慾望和扮相的美學源頭來自香港與臺灣，它經過大陸的市民化改造，在都市的大街上瘟疫般流行開來，為初級開放的中國提供了最粗俗的時尚理念。
4“迪斯科”的身體叛亂
在黑化病和白化病的時代，聽覺與身體的顛覆運動是由所謂的“迪斯科”舞蹈所引發的。這種來自美國同性戀俱樂部的大眾自娛性舞蹈，是黑人音樂公式化的產物，它包含了靈歌（Soul）的唱腔，瘋克（Funk）和布吉（Boogie）的合成節拍，並由搖滾樂作為它的靈魂支柱（ 參見盧德平：《迪斯科的世界--一種青年流行文化的解讀》，世紀中國網站，2002年7月）。
它的節奏狂歡顛覆了傳統的娛樂方式。當它最初出現時，和喇叭褲、太陽鏡一起，成為八十年代初期中國叛逆者的三大辨認標誌，也是警察辨認“流氓”的外在記號。官方對這種大眾文化運動露出了持續的敵意。直到九十年代晚期，迪斯科仍然是一種受到嚴密監視的公共娛樂活動，具有“宣揚淫穢、迷信或者渲染暴力，有著害消費者身心健康的”和“違背社會公德”的重大嫌疑。
與官方認可的古典交誼舞（華爾茲、桑巴或狐步舞）截然不同，迪斯科的激烈節奏和自由舞姿具有強烈的性暗示，它的每分鐘125個節拍的感官節律，比其它任何舞蹈都更像是一種朝氣蓬勃的床幃運動。舞蹈者放肆的姿態和表情也充滿了性挑逗的意味。這是一種被充分節奏化的色語，但又是宣洩和代償性的。舞蹈者在舞動中顛覆了自身——在迷幻旋轉或快速閃爍的燈光裡，他（她）的身軀以及所有骨骼崩潰了，分解在大汗淋漓的現場，但它卻傳遞了一種生命的能量，並重組了整個舞場或街區的叛逆精神。毫無疑問，迪斯科是八十年代大眾娛樂中最具身體叛逆性的一種，它用充滿誘惑的色語挑逗了革命傳統的威權。
本文的“流氓”一詞為中性詞
本文圖片皆來自互聯網
上傳與管理：傑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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