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古建築會說話#杜甫、高適、岑參、薛據和儲光羲五位詩人同登大雁塔賦詩唱和，一時間群星璀璨，成就了一段享譽千載的詩壇佳話。後世學者不約而同都將目光彙集在了五位詩人的水平優劣上，對他們的高下評判樂此不疲，反而對這些作品的年代背景、創作契機卻疏於討論。
關於杜甫《同諸公登慈恩寺塔》的寫作年代，宋人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754）原本無誤，後來反被兩位“精明”的學者弄巧成拙。一位是杜詩編年成就最高的黃鶴，《補註杜詩》黃鶴注：“梁權道編在天寶十三載（754），不知何據，應在祿山陷京師之前，十載奏賦之後。”近代則以聞一多先生的觀點最具權威性，他在《少陵先生年譜會箋》中通過排除法考證，只要有一位詩人這年不在長安，便不能同登大雁塔，只有天寶十一載（752）幾位詩人都在長安，最終將這幾首登塔詩定於該年所作。
梁權道是較早為杜詩編年的學者，著有《杜工部年譜》，因該年譜舛誤頗多，黃鶴未經深察，只輕蔑一句“不知何據”便將其說徹底否定了。梁氏系年理由當根據詩中“秦山忽破碎，涇渭不可求”與《秋雨嘆三首》詩句有所呼應，故將此詩編在天寶十三載（754）。《秋雨嘆三首》之二詩云：
闌風長雨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
去馬來牛不復辨，濁涇清渭何當分？……
《秋雨嘆三首》作於天寶十三載（754）秋，當年雨水過剩，大片農田被淹，房屋倒塌，以致饑荒肆虐。該詩其三雲：“秋來未曾見白日”，表明陰雨時間很長，與“霖雨積六十餘日”的史實基本相符。為方便對比參照，筆者列出《舊唐書》所載天寶末年各年份的氣象資料如下：
天寶十載（751）：“是秋，霖雨積旬，牆屋多壞，西京尤甚。”
天寶十一載（752）：“六月戊子，東京大風，拔樹髮屋。”
天寶十二載（753）：“八月，京城霖雨，米貴，令出太倉米十萬石，減價糶與貧人。”
天寶十三載（754）：“是秋，霖雨積六十餘日，京城垣屋頹壞殆盡，物價暴貴，人多乏食，令出太倉米一百萬石，開十場賤糶以濟貧民。東都瀍、洛暴漲，漂沒一十九坊。”
洪水夾雜的泥沙使涇水、渭水渾濁不堪，難以分清，故曰：“濁涇清渭何當分？”這與“涇渭不可求”的寫法很相似，故可首先排除無雨災記錄的天寶十一載（752）。那麼如何證明《同諸公登慈恩寺塔》也作於天寶十三載（754），而不是災情略輕的十載（751）或十二載（753）呢？另一處詩句“羲和鞭白日，少昊行清秋”是解開問題的關鍵。在古代神話傳說中，羲和是太陽的母親，司掌太陽運行的女神；而少昊是蓐收的父親，父子二人都是司掌秋季的神仙。
“羲和鞭白日”使用“鞭”這個字，其用意十分明顯。如果統治者施行仁政，上行下效，按部就班，國家機器正常運轉，本無須外力驅趕。正如屈原《離騷》所說：“吾令羲和弭節兮。”王逸注：“弭，按節徐行也。”太陽的使命就是帶來光明與溫暖，但長期無動於衷，致使陰雨連綿數十日；“少昊行清秋”，直到秋風吹散烏雲才得見天日。
這種寫法又見於“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喜雨》）。雷公是司掌雷雨的神仙，卻長期無所作為，致使吳越地區乾旱無雨，民不聊生，竟將百姓逼得揭竿而起。因此詩中用“鞭”字，有懲罰、催促之意，暗含了對統治者在其位不謀其政的諷喻。
其他四人除薛據詩失傳外，為何餘下三首均未提及當年災情呢？登塔時天已放晴是客觀因素之一，但更在於杜甫不與眾人同流合汙的緣故。當其他詩人還把登大雁塔做為探幽覽勝、登高懷古的風雅之事時，杜甫已將思想主題上升到關心民間疾苦、抨擊時弊的高度，所以他說“自非曠士懷，登茲翻百憂。”該詩題下原注：“時高適、薛據先有此作。”杜甫看到高適、薛據的作品後，便不打算附和他們無關痛癢的豁達情懷。
聞一多先生使用的排除法準確度並不高。他排除天寶十三載（754），主要依據該年三月岑參充任安西北庭節度判官，隨封常清赴北庭，已離開長安；又據《橋陵詩三十韻》判斷杜甫這年秋已歸奉先。但聞一多先生忽略了一件要緊事，這年十月長安有場制舉考試，杜甫絕不肯錯過如此良機。因此《橋陵詩三十韻》若作於該年，也是在制舉結束後歸奉先所作。
聞一多先生 資料圖
另有一詩可確證這年九月杜甫、岑參都在長安。杜甫《九日寄岑參》：“出門復入門，雨腳但仍舊。……吁嗟乎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疇能補天漏？”詩中也提及天寶十三載（754）秋的洪澇災情。詩中又有“寸步曲江頭，難為一相就”，說兩人居住的地方離曲江都很近，卻因道路泥濘難以見面。可知這年九月初九杜甫和岑參都在長安，尚處於備考階段。那麼聞一多先生的判斷必屬失誤了。
岑參兩次出塞，間期折返京師，為的就是參加制舉。這個理由也可解釋五位詩人這年秋日為何能齊聚長安，他們都是專程參加制舉而來。這場制舉十月初一開考（見《唐會要·制科舉》卷七十六），數日後放榜，登第者一般都會舉行慶祝活動。中唐時期新科進士有“曲江遊宴”、“雁塔題名”的傳統，王定保《唐摭言》卷三引李肇《國史補》，說這曲江遊宴本為下第舉人自發組織的集會，此後漸成風尚，才演變為登第者的慶祝活動。
高適、儲光羲分別作有《同薛司直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作》、《同諸公秋霽曲江俯見南山》二詩，“霽”意為雨後初晴，符合當年雨災過後天氣放晴的深秋時景。儲光羲詩云：“大君及群臣，宴樂方嚶鳴”，“大君”指皇帝，“嚶鳴”語出遷鶯之典，可知是制舉放榜後，攜落第友人曲江遊宴時作。
至此，這幾首登塔詩的創作背景我們才算搞清楚，原來是五位詩人在制舉不第後結伴出遊的散心之作。他們不僅同遊了曲江、大雁塔，還一起遊覽了昆明池（另見儲光羲詩《同諸公秋日遊昆明池思古》），時間宜定於天寶十三載（754）十月上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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