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侃妙评

我觉得回答问题要客观公正，多多相信历史地理学家的论断，比如司马迁、习凿齿、裴松之、谭其骧等等名家的史记记录和论断，普通民众多要虚心学习研究，听从名人的主流注释，毕竟他们高屋建瓴，博学多研。

这个问题，也是我正想道出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前世今生，即躬耕地隆中在汉代归南阳郡邓县隆中，现在划归襄阳。汉代的荆州治所在襄阳，现在的南阳市区范围即是汉代的宛城（汉代南阳郡治所在），古南阳不等于宛城，即古南阳不等于现在南阳市，古南阳的范围的确很大，延伸到河南和湖北很多地方，现在很多地方划归湖北了（比如湖北的随州、枣阳、襄阳县、老河口、谷城、十堰）等等，地理区域犬牙交错，不断变化，故出现了诸葛亮躬耕地隆中遂北周后属襄阳的论断。古今地名对比一下简单明了，通俗易懂。

1990年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为了不想让南阳民间对这样的争论再继续下去，欣然题词，大意是“诸葛亮躬耕地于南阳郡邓县隆中，现在的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以后遂属襄阳”，得到与会专家一致认可，发表在《文汇报》。南阳民间人士提出不同意见，谭其骧致信《南阳日报》主编、文化权威，南阳市著名作家周熠，说旅游和历史研究不同，要尊重历史真相，南阳现在有元明清古迹，可以发展武侯祠纪念地。目前为止周熠和南阳方面没有回应，官方和文化名人对正确主流躬耕地注释的隆中的认可。

1996年5月28日中国的秦汉魏晋南北朝史学家们在北京开相关专题会定论（网可查，这是国家权威部门举办的；现还想推翻此者去找这些专业人士）在今襄阳市郊的隆中(古南阳郡邓县隆中，襄阳城西二十里处)并由中央广播台广泛宣传了，这基本成了官方的观点。

这里不想过多找历史文献记录，躬耕隆中在历史记录上传承有序，文化名人在客观的肯定诸葛亮躬耕地隆中。这里专门挑选有代表性的人物题词注释，再重复交代一下隆中的历史和名家注释题词图片（比如国家领导人和历史地理学家，文化巨匠），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教授方北辰（具体可以搜搜视频看看）也明确指出具体位置，图片供大家欣赏欣赏，简单明了，更加有说服力，不必要咬文嚼字。如果宛城（现在的南阳市区）也想宣扬是诸葛亮躬耕地，可以找出诸葛亮去过宛城的历史记录，和历史地理大家和国家领导人的题词注释和大家分享一下未尝不可。具体在什么地方请大家明辨。

风度飘飘hr

根据提问者描述，绝对是一个黑南阳论的人物。此描述中没提半点襄阳论的有力证据，反而一味攻击南阳论。我就以提问者所提二部史书来论证。

一、《史记》载:秦昭王26年，当时的南阳小镇被合并入宛城，昭王27年公子芾入住宛城，“宛同时兼南阳之名。昭王35年，秦始设南阳郡"。清楚说明宛同时叫南阳并不因郡名而得。反而是因南阳而被命名为南阳郡。驳斥了襄阳说所说的，宛城在隋朝才被叫做南阳的谬论。

二，《资治通鉴》记:“建安初，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看清楚是襄阳隆中，而不是南阳邓县隆中，说明与南阳邓县无牵连。史书记载都是以事件当时的区划，再附注著书时代的地名名称，这是写史的基本常识。这个常识一般人不清楚，但历史学者都清楚。充分的说明当时的隆中，为襄阳地界，与南阳邓县无半点关系。诸葛亮所说的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而不是躬耕于襄阳。

另外，建安初，诸葛亮随叔父到荆州寓居，叔父死后于建安三年开始躬耕养家。诸葛亮属寄养在叔父家中，其叔父亡后，诸葛亮不可能会分得叔父家产，这是常识。无钱的诸葛亮不可能再结交权贵，他所结交的权贵，应在其叔父活着年代，只有无脑之人，才会臆淫其躬耕时代，去结交权贵的歪理。

由此我们看出以上两本史书，都没有支持襄阳论的论述，提问之人口喊正义，却思想偏激。

千万千千万

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这是由以下史籍所载的大量确凿史料来确证的，它们是：《三国志?诸葛亮传》所载“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和陈寿《上诸葛亮集表》所载“遭汉末扰乱，（亮）随叔父玄避难荆州，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亮于草庐之中”的史料；王隐《蜀记》所载西晋驻守襄阳的镇南将军刘弘与李兴“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的史料；《晋书?李密传附子兴》所载刘弘镇襄阳，密子李兴“在弘府，弘立诸葛孔明、羊叔子碣，使兴俱为之文，甚有辞理”的史料；东晋习凿齿所著《汉晋春秋》记载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的史料和他给好友桓秘的信、《诸葛亮故宅铭》、《襄阳耆旧记》（简称《襄阳记》）记载的史料；以及南朝刘宋盛弘之的《荆州图副》、梁鲍至的《南雍州记》、北朝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唐代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北宋乐史的《太平寰宇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等等著名历史地理专著所记载的史料；还有关于当时南阳郡政治、军事形势的史料和诸葛亮在襄阳一带活动事迹以及形成错综复杂社会关系的史料。时至元、明、清三代，由于受到南阳方面的干扰，元、明、清三代的《一统志》虽对诸葛亮躬耕地作过无奈而又微妙的“和稀泥”处理，但仍然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一些历史著作，如顾祖禹所著《读史方舆纪要》、张澍编纂的《诸葛忠武侯文集?遗迹篇》等，都不受干扰地确认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到了近现代，权威的历史著作，如卢弼编纂的《三国志集解》、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翦伯赞主编的《中国史纲要》、吕振羽著《简明中国通史》、《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卷》等，都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权威性大型辞书《辞源》和《辞海》中的史料，也肯定襄阳隆中是诸葛亮躬耕地，而且在最近一次诸葛亮躬耕地之争中，1989年出版的《辞海》，干脆以快刀斩乱麻的办法把“诸葛庐”这一容易引起误解的辞条连同注文一并删除?? 所谓“诸葛庐”实际上是附会襄阳隆中的茅庐或草庐而来。《古文观止》等众多收有唐刘禹锡《陋室铭》的书中，“南阳诸葛庐”都作过明确的注释，指出“南阳诸葛庐”在襄阳隆中。在中国（包括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凡涉及诸葛亮躬耕隐居地的内容，都有注释明确指出在襄阳隆中。《陋室铭》几十年来也是我国中学语文课本的保留课文，对“南阳诸葛庐”句，均有注释注明“现在湖北省襄阳县”（见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4月版《初级中学教科书语文》第二册第143页）。在中国史籍、权威性辞书和中小学语文教材中，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的确凿史料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是上下贯通，左右逢源，从古至今，世代绵延。诸葛亮躬耕地归属襄阳隆中，在国外史籍中也不例外。所有这些都说明：诸葛亮躬耕地只能在襄阳隆中，决不可能在南阳卧龙冈。无论在上起公元197年下迄2008年这一长达1812年的有限历史长河中，还是将来继续延伸的无限历史长河中，襄阳隆中都是诸葛亮躬耕地的历史聚焦点。 有“南阳说”者讲，按照当时的称谓习惯，“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的“南阳”也可以指称南阳郡的郡治宛。是的，所言不谬。但是，如果因此就说诸葛亮躬耕地在宛县（今南阳市），那就大谬不然，大错特错了！因为“南阳说”所谓的“诸葛亮躬耕地卧龙冈”所依据的是“询之故老，考之郡志”，没有任何一条信史史料作支撑，诸葛亮所说的“南阳”怎么可能是指宛县（今南阳市）呢？由此也可证明，陈寿在《三国志?诸葛亮传》和《上诸葛亮集表》中所说的诸葛亮“躬耕陇亩”、“躬耕于野”，就是诸葛亮在隆中“躬耕陇亩”，“躬耕于”隆中之“野”。 诸葛亮一生就没有踏上过宛县（今南阳市）的土地，在躬耕期间与宛县和宛县人也没有任何关系，这是“南阳说”最要命的问题。为了糊弄人，史定训、张晓刚这两位“南阳说”者竟捣鼓了一篇《蜀汉名人南阳多》塞进《诸葛亮躬耕地新考》中。这篇文章说，蜀汉南阳名人有20人，文中列举了12人，其中最有名者是蜀汉老将黄忠和与诸葛亮同为托孤之臣的李严。这二人，原来一为刘备夺取荆州江南四郡时的降将，一为刘备进军益州时的降将。无论这二人也好，那12人、20人也罢，他们与躬耕时期的诸葛亮都毫不相干。对此，我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如果我们把诸葛亮躬耕地之争比作一场足球对抗的话，这篇奇文只能说是“南阳说”一方踢进自家球门的一记“乌龙球”，帮了“襄阳说”的大忙。它从反面证明，诸葛亮躬耕地确实与宛县（今南阳市）无关，诸葛亮压根儿就没到过宛县（今南阳市）。另外, 有专家学者研究指出, 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人, 绝大多数以郡望称籍贯,很少以县称籍贯的, 因此, 好多以郡望称籍贯的人, 究竟属于哪个县, 现在已无法查考。黄忠、李严即属这种情况。

二、“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隆中在汉水之南。隆中与南郡的襄阳紧邻，但它却不属南郡的襄阳，而属南阳郡的邓县。为什么这样说呢？道理很简单，如果按“南阳说”的观点，南阳郡与南郡在山都至襄阳一段是以汉水为分界线的，汉水以北为南阳郡，汉水以南为南郡，隆中又在汉水以南，那诸葛亮就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郡”，而不应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了。但是，诸葛亮为什么偏要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呢？这没有别的解释，只能说他躬耕的隆中是在汉水以南，南阳郡邓县的这一小块地方是跨过了汉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原始史料，还可与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条所载“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史料相印证。唐人所言之“古”，当在两汉时期。也就是说，从汉置襄阳县时，南郡的襄阳县与南阳郡的邓县的分界线就是这样，而且根据我国史学界权威史学家谭其骧所言“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研究成果来推断，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从汉代到北朝的北周一直就是如此。 “南阳说”者指出，东晋襄阳人习凿齿一会儿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一会儿又说“秦兼天下，自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自汉（水）以南为南郡……汉因之”（载《襄阳耆旧记》卷三《山川?汉水》条），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其实，在一般人看来，如果不是南阳人为诸葛亮躬耕地说事的话，这两条史料是没有什么矛盾的。秦置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汉水以南为南郡，汉水以北为南阳郡，这是就大的总的方面讲的，也就是说，是划分大的地域范围的笼统说法，而隆中在汉水以南是就具体的小的方面讲的，这块很小的地方在汉水以南并不影响南郡和南阳郡以汉水为界这一大的总的边界走向。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说过：“历史上的行政区划，不能简单地完全以自然山水为界来划分。……历代行政区划基本上按自然山水为界而又有例外的情况是很多的。” 谭其骧这一作了理论概括具有普遍意义的经验之谈说明，即使在秦昭襄王三十五年（公元前272年）初置南阳郡时，南阳郡和南郡的郡界，就不会是严格完全按汉水来划分的，更何况自秦昭襄王三十五年至东汉末已历近500年，两郡郡界连局部变化都没有，那是不可能的。事实上，从武当到随县数百里的漫长郡界上，南阳郡的武当、筑阳两县就在汉水以南（或西南）；即使在“南阳说”者特指的从山都到襄阳这段一百多里郡界上，不仅南阳郡邓县的隆中跨过了汉水而居于汉水之南，南郡襄阳县的樊城也跨过了汉水而居于汉水以北。如果“南阳说”者硬要把武当、筑阳说成在汉水以西，那汉水流到襄阳曲折转向后，形成襄阳城北、东、南“三面环水的奇观”（“南阳说”者语），襄阳城“位于汉水以南”不就要说成“位于汉水以南、以西、以北”了吗？这简直是奇谈怪论！ 在写了上述那么多分析阐述文字后，我在进一步研究史料中发现，关于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一问题，只用很简要的文字即可解决。邓县与襄阳县的分界线和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襄州?襄阳县》条所载“万山，一名汉皋山，在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近”这条史料，也是一致的。唐人所言之“古”，当在两汉时期。也就是说，从汉置襄阳县时，南郡的襄阳县与南阳郡的邓县的分界线就是这样。这可以从诸葛亮自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意指南阳郡邓县隆中，意指隆中在汉水以南又属南阳郡邓县管辖这两个意涵得到印证。再根据我国史学界权威史学家谭其骧所言“诸葛亮躬耕于南阳郡邓县之隆中，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北周省邓县，此后隆中遂属襄阳”这一研究成果来推断，南郡襄阳县与南阳郡邓县的分界线，从汉代到北朝的北周一直就是如此。

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只告诉我们诸葛亮“躬耕于南阳”，亦即躬耕于南阳郡邓县隆中，没有说他到别的地方躬耕。这说明诸葛亮在躬耕期间只生活和活动在隆中及其周围，躬耕十年的时间也没有分割。这就笃定了诸葛亮躬耕地的唯一性或排他性，襄阳隆中诸葛亮躬耕地是独一无二的，或者说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南阳说”者说什么诸葛亮在躬耕期间是躬耕于宛县；躬耕于新野；寓居隆中，躬耕宛县；家住隆中，躬耕宛县；躬耕宛县，游学隆中；居住过南阳郡的多处地方，到宛县躬耕；他们还“推测”平山（今河南平顶山市）的诸葛坟墟是诸葛玄的坟墓，并且又“推测”说诸葛亮曾在那里为其叔父守孝居留三年后到宛县躬耕。以上诸说，完全是无稽之谈，怎么可能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这条史料中找到根据呢？更令人称奇的是, 有些“南阳说”者还异想天开地用“弯弯绕”的手法设计了只有他们才想得出来的诸葛亮奇异的迁徙路线。他们“弯”来“绕”去的目的，就是要把诸葛亮和诸葛亮躬耕地“绕”到南阳卧龙冈去。行文至此，我不禁要发出这样的感慨：我真佩服和惊叹“南阳说”者李兆钧、张晓刚、水仲贤、白万献、黄婉峰等等诸君的绝顶聪明和离奇诡异的想象。如果真如诸君所言，诸葛亮在十年躬耕期间就决不会是一位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自比管仲、乐毅，预见三国鼎立，胸怀匡扶汉室、图谋一统天下志向的有为青年，而只能是一个游走四方、蓬头垢面的流浪汉，或者是一个开着“自驾车”东奔西跑、南游北逛的败家子、小混混了。我想，诸君大概都已或届“而立”、“不惑”，或届“知天命”、“耳顺”之年，早已事业有成，薪俸不菲，多有“自驾车”了吧！那就请诸君按你们所说的那样去做，看诸君能否做到。即使诸君能够做到，远在一千多年前的诸葛亮就是打死他也做不到，即使他有幸生活在今天也是做不到的。至于为什么做不到，就请诸君到诸葛亮身上去找答案吧！《三国志?诸葛亮传》载：“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又载：“初，亮自表后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及卒，如其所言。”身为一国之相的诸葛亮，临死时律己尚且如此严苛，死后又是“内无余帛，外无赢财”，躬耕隐居时的诸葛亮能有赢财余帛去买“自驾车”到处乱窜吗??

四、“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诸葛亮在这句话的后面接着说：“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将此两句话联系起来看，说明诸葛亮在南阳郡邓县隆中生活期间，既是在躬耕，也是在隐居。“南阳说”者抓住“躬耕于南阳”一语，只讲“躬耕”，否认“隐居”，其目的也是很清楚的，那就是死死地抓住“躬耕于南阳”中的“躬耕”二字，以否定诸葛亮在襄阳隆中躬耕，横下一条心要把诸葛亮躬耕地往南阳郡宛县（今南阳市）拉。他们甚至说，南阳卧龙冈土地肥沃，适宜躬耕；襄阳隆中多沙石，无地可耕，只适合隐居，根本不适宜躬耕。

请你们到南阳武侯祠里去看一看，在武侯祠的匾额、碑文中找一找，看有没有“隐居”，究竟有多少个“隐居”。看过之后，你们就会无话可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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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看看真真的史料：

最早记载

一、最早记载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传曰：“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

二、最早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著作是晋王隐（陈郡陈县人，今河南淮阳人）的《蜀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明显提到“至隆中，观亮故宅”，和“昔尔之隐，卜惟此宅”很明白的指出隆中就是他家，也是当时躬耕的地方。另外《晋书 刘弘传 陶侃传 李密传》里都对这段的历史背景有所记载，包括《资治通鉴》，很明显永兴中刘弘驻的是襄阳（南阳说领军人物、博物馆副馆长张晓刚撰文故意篡改史料说刘弘当时驻宛，令人不齿）　　石小生对此脑洞大开，写了4片臭文，妄图颠覆至隆中，观亮故宅的史事。下面是他的雷语：　　1、传所谓伏龙、凤雏，正在于此，亦隆中也。该碑文也可作为上述推测的一个辅证。(传字很重要)　　2、当然，上述几点都只是推测，没有任何直接证据，后世的碑文只能参考，不能作为定论的证据。但“南阳说”的解释显然比“襄阳说”的祭拜两段论和“沔之阳”即为隆中的解释更靠谱些。（亦隆中比真正的隆中更靠谱？）　　3、《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有：…. 亦隆中也。 在西晋以前襄阳附近没有“隆山”、“隆中”的地名。（小生该不会想的是西晋比《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碑时代晚吧？）　　4、刘弘“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的祭祀活动与勉县一带武侯遗迹的地理方位十分接近。（他忘了“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之后的“惜尔之隐，卜唯此宅”吧，想把三顾地也搬到定军山去吧）　　5、至此，对《蜀记》“沔之阳”的解读就有了隆中、南阳、勉县三种说法了，应该说三种说法都不能以现有史料肯定“于沔之阳”为其中之一地。依我之见，三说中勉县说为五成，南阳说为三成，襄阳说仅两成矣。当然，这只是个人看法（全靠猜测，个人看法就成了五成、三成、两成。不知道他这比例得来的。考证刘弘至隆中，竟然通篇不引用有关刘弘的历史记载。）　　6、“隆中”一名开始出现在一些野史之中：《三国志》卷三十五《诸葛亮传》引东晋王隐的《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在他的眼里《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汉晋春秋》、《太平御览》、《水经注》、《晋书》、《资治通鉴》...都是野史，但好像他忘了卧龙岗到元代才和诸葛亮因“传”才联系的，之前没一个“野史”记载）　　7、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小生考证这件事竟然通篇忘了主角刘弘，对晋永兴中刘弘动向不加任何考证！！！　　8、这些记载表明，刘弘这次奉“天子命我”的官祭，如不去诸葛亮葬身之处的沔阳武侯祠，而去他年轻时的尚无任何纪念场所的隐居、躬耕之地寻访旧宅，是不可思议的。（他又忘了“至隆中，观亮故宅”！！胡扯把观亮故宅说成去诸葛亮葬身之处，这是多大的BUG啊？ 奉“天子命我”的官祭，竟然碣文通篇不提“官祭”之事）　　小生的脑洞是多么的发达啊，仅仅依靠一句话就杜撰出几篇长文，可他忘了碣文后面的内容，忘了前后照应。想想也正常，他前面撒的谎，后面要不断的去圆谎，怎么能不出差错呢？　

　三、是东晋著名史学家xi凿齿（襄阳人）。习凿齿在其著作《汉晋春秋》中说：先主见诸葛亮于隆中。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这和诸葛亮自称“躬耕南阳”并无矛盾）他在其著作《襄阳耆旧记》中说：“庞德公，襄阳人，居沔水上……诸葛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公于床下，公初不令止。”　　“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　　“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对于xi凿齿如此详细、明白的记载，是躬耕卧龙岗说永远的噩梦。于是他们杜撰了：《晋书 习凿齿传》中有此文字记载:“齿好著述,而文辞散乱,矛盾相冲。其书意可观者,皆父兄所代,文体混漫,羞涩难解者,齿之撰也。”故意抹黑xi凿齿，妄图颠覆躬耕隆中说。但是《晋书 习凿齿传》并没有这样的记载，相反全是对习凿齿的称赞：　　凿齿少有志气，博学洽闻，以文笔著称。　　寻而襄邓反正，朝廷欲征凿齿，使典国史，会卒，不果。　　彦威迹沦寇壤，逡巡于伪国　　另外《晋书 习凿齿传》中也记载了（桓）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习）凿齿相亲善。凿齿即罢郡归，与秘书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北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从另一个侧面证明习凿齿关于亮家的描述非虚。　

　四、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xi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　　之后还有很多，包括《资治通鉴》等在内的历史典籍都承认“亮家在隆中”“躬耕在隆中”，一直到现代，并没有任何文献，任何人对上述文献表示反对。就在一二十年前，南阳说的几个代表人物杜撰史料，猜测臆测，只对襄阳说的证据挑刺，不拿自己的证据，说以上史料有误。妄图混淆视听，颠倒是非，弄假成真，但史实是改变不了的，这样的人只会令人不齿，遗臭万年！！

再

诸葛亮躬耕地望问题，也是近二十年来诸葛亮研究中的一个热门话题。似有必要回顾一下南阳襄阳之争的来龙去脉。　　南阳襄阳之争，从无到有，到争执不下，到暂时平息，到共识，到风云再起，到激烈，到白热化，到难于止息……已经六百余年了。回顾历史，预测未来，告诉今人与后人，使之明白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个中情由，当是《隆中志》书的一个责任和义务。至于说争论的孰是孰非，其实历史早有定论，不必要再多作赘述，这里只是把这个争论的来龙去脉提供给读者。　　一、宋以前的历史文献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无“南阳说”。　　最早记载诸葛亮生平事迹的是西晋史学家陈寿的《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传曰：“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亮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治所在襄阳）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躬耕陇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　　“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亮答曰：‘……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　　“刘表长子琦（时住在荆州首府襄阳城），亦深器亮。表受后妻之言，爱少子琮，不悦于琦。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琦乃将亮游观后园，共上高楼，饮宴之间，令人去梯，因谓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入于吾耳，可以言未？’亮答曰：‘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在外而安乎？’琦感悟，阴规出计”。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当时荆州所辖七郡之一，辖37城，郡的治所在宛县。时“隆中”属南阳郡邓县所辖），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亮少有逸群之才，英霸之器，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时人异焉。遭汉末扰乱，随叔父玄避难荆州（治所襄阳），躬耕于野，不求闻达。时左将军刘备以亮有殊量，乃三顾于草庐之中；亮深谓备雄姿杰出，遂解带写诚，厚相结纳。及魏武帝南征荆州，刘琮举州委质，而备失势众寡，无立锥之地。亮时年二十七，乃建奇策，身使孙权，求援吴会”。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诸葛亮的躬耕地只可能在当时荆州的首府襄阳附近，但在襄阳附近的什么地方并不明确。　　最早明确记载诸葛亮躬耕地的著作是晋王隐（陈郡陈县人，今河南淮阳人）的《蜀记》。《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蜀记》曰：“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命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曰：‘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登隆山以远望，轼诸葛之故乡。……昔尔之隐，卜惟此宅，仁智所处，能无规廓。日居月诸，时殒其夕。……今我来思，觌尔故墟’”。　　接着是东晋著名史学家习凿齿（襄阳人）。习凿齿在其著作《汉晋春秋》中说：诸葛“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他在其著作《襄阳耆旧记》中说：“庞德公，襄阳人，居沔水上……诸葛孔明每至其家，独拜公于床下，公初不令止。”　　“先贤传云：‘乡里旧语，目诸葛孔明为卧龙，庞士元为凤雏，司马德操为水镜，皆德公之题也。’其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诸葛孔明小姊，为魏黄门吏部郎，早卒”。　　“黄承彦，高爽开列，为沔南名士，谓诸葛孔明曰：‘闻君择妇，身有丑女，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孔明许，即载送之。时人以为笑乐，乡里为之谚曰：‘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随后是南北朝、唐、宋时期的文献也都明确地记载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　　南朝宋盛弘之《荆州记》说：“襄阳西北十里许，名为隆中，有诸葛孔明宅”。　　“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转摘自《太平御览》卷180《居处部》8《宅》；卷177《居处部》5《台》上）。　　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沔水又东迳乐山北，昔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所登游，故俗以乐山为名。沔水又东迳隆中，历孔明旧宅北。亮语刘禅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咨臣以当世之事’，即此宅也。车骑沛国刘季和之镇襄阳也，与犍为人李安共观此宅，命安作《宅铭》云：‘天子命我，于沔之阳，听鼓鼙而永思，庶先哲之遗光。’后六十余年，永平之五年，习凿齿又为其宅铭焉”。　　南朝梁鲍至《南雍州记》说：“隆中诸葛亮故宅有旧井一，今涸无水。盛弘之《记》云：‘宅西有三间屋，基迹极高，云是孔明避水台。先有人姓董，居之，灭门；后无复敢有住者。齐建武中，有人修井，得一石枕，高一尺二寸，长九寸，献晋安王。习凿齿又为宅铭。今宅院见在’。”（转摘自《太平御览》卷177《居处部》5《台》上）。　　唐房玄龄《晋书•习凿齿传》说：“（桓）温弟秘亦有才气，素与（习）凿齿相亲善。凿齿即罢郡归，与秘书曰：‘吾以去（年）五月三日来达襄阳，触目悲感，略无欢情，痛恻之事，故非书言之所能具也。每定省家舅，从北门入，西望隆中，想卧龙之吟；东眺北沙，思凤雏之声；北临樊墟，存邓老之高；南眷城邑，怀羊公之风；纵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睇鱼梁，追二德之远，未尝不徘徊移日，惆怅极多，抚乘踌躇，慨尔而泣’”。　　《昭明文选》唐李善注引《荆州图副》说：“邓城旧县西南一（十）里，隔沔有诸葛亮宅，是刘备三顾处。刘歆七言诗曰：‘结构野草起室庐’”。　　唐徐坚等辑《初学记》（中华书局1962年版，卷8《山南道七》，第182页）说：“葛井（襄阳记曰，岘山南八百步，西下百步，有习家鱼池。荆州记曰，诸葛亮宅有井，深四丈余，口广一尺五寸，垒砖如初，已上襄州）”。　　唐吴从政《襄沔记》说：“（郡南），晋永兴中，镇南将军、襄阳郡守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使太傅掾犍为李兴为文”。（转摘自《太平御览》卷180《居处部》8《宅》）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21《山南道》二，第529页）说：“万山，一名汉皋山，在（襄阳）县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处，古谚曰：‘襄阳无西’，言其界促进”。　　“刘琦台，县东三里。琦与诸葛亮登台去梯言之所也”。　　“诸葛亮宅，在县西北二十里”。　　唐孙樵《刻武侯碑阴》说：“赤帝子火炽四百年，天厌其热，洎献烬矣。武侯独愤激不顾，收死灰于蜀，欲嘘而再燃之，难乎为力哉！是以国称用武歧、雍间，地不尺阔，抑非智不周，天意炳炳然也。夫以武侯之贤，宁靡筹其不可也？盖激备隆中以天下托，不欲曲肱安谷，终儿女子乎，将驰驱死备志耶！由是核武侯之所为，殆庶几矣。然跨西南一隅，与吴、魏抗国，提卒数万，绰绰乎去留，无我技者，是亦善为兵矣”（转摘自《全唐文》卷795）。　　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卷45《山南东道四•襄州》）说：“诸葛亮宅，按蜀志云，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即此宅也。今有井，深四丈，广尺五寸，迄今垒砌如初”。　　北宋王钦若等辑《册府元龟》（卷308，第3635页，中华书局1960年6月版）说：“蜀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号曰隆中。亮每自比于管仲、乐毅。……先主诣亮，凡三往，乃见”。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65）说：“初，琅邪诸葛亮寓居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备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　　“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獗，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　　“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诸葛亮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从子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尝谓孔明为卧龙，士元为凤雏，德操为水镜；故德操与刘备语而称之”。　　南宋李石《祭诸葛武侯庙祝文》说：“呜呼！定中原之鹿、斩海上之鲸，可与共天下大事者，古今一人。……我生何艰，逢天不辰，恨不得亲拜隆中而周旋谈笑，迩公威德，直所望不能。郡守、刺史，何足辱侯之友而攀龙之鳞。悯禾黍之萧条，悼江汉之沦湮，既无英雄可以闻倜傥之论，樵夫、渔父、酒卮、豚蹄，争求媚于明神”。（摘自《四库全书》之《方舟集》卷14）　　南宋郑樵《诸葛亮传》说：“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也。汉司隶校尉诸葛丰之后也。父珪，字君贡，汉末为泰山郡丞。亮早孤，从父玄为袁术所署豫章太守，玄将亮及弟均之官。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玄卒，亮遂家于南阳之邓县，相距襄阳城西二十余里，号曰隆中。躬耕垄亩，好为《梁父吟》。身长八尺，每自比于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唯博陵崔州平、颍川徐庶元直与亮友善，谓为信然。初，亮在荆州，与元直及汝南孟公威、颍川石广元游学，三人务于精熟，而亮独观其大略。晨夜抱膝长啸，谓三人曰：‘卿诸人仕进可至郡守、刺史也。’三人问其所志，亮笑而不言。后公威思乡里，欲北归，亮谓之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及先主屯新野，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有伏龙、凤雏。’先主问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时徐庶亦见先主，先主器之，庶谓先主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先主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南宋张栻《汉丞相诸葛忠武侯传》说：“诸葛亮字孔明，琅琊阳都人。早孤，从父玄依刘表，亮从玄来荆州。玄死，遂家于南阳隆中。幼与颍川徐元直及石广元、孟公威游学，三人务为精熟，亮独观其大略。每晨夜从容，抱膝长啸，而谓三子曰：‘卿等可至郡守、刺史也。’问其所志，但笑而不言。公威念乡欲还，亮曰：‘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耶！’逍遥而耕陇亩，好为《梁父吟》，时人莫测也。惟与庶及博陵崔州平友善而重庞德公，每独拜床下，而德公亦称之为‘卧龙’。沔南名士黄承彦谓亮：‘闻君择妇，身有丑女，才堪相配。’亮许，即载送之。时人为之谚曰：‘莫学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建安十二年，左将军豫州牧刘玄德来荆州，访世事于襄阳司马德操。德操曰：‘腐儒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左将军于新野，左将军深器之，庶曰：‘诸葛孔明者，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左将军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左将军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南宋刘光祖《谒伏龙庙文》说：“维嘉定二年月日，朝议大夫右文殿修撰知襄阳军府事充京西南路安抚使都总管刘光祖恭诣伏龙山威烈武陵（灵）仁济王之祠，以清酌之奠，敢昭告于汉丞相忠武侯之神：　　维诸葛公，矫矫犹龙。躬耕南阳，高卧隆中。究厥抱膝，伊、吕比踪。时非三代，炎运欲中（终）。姑谓管、乐，王图霸功。谁其知之？有鹿门翁。拜翁床下，心敬高风。如彼子房，跪履益恭。维彼子房，功孰比隆？公非不能，而系所逢。昭烈大度，三顾始从。言践道远，志存数穷。拜表出师，涕泗横纵。渭水秋咽，草庐夜空。呜呼！兴汉曰武，托孤曰忠。经千万年，仰止弥崇。南国之纪，山川秀钟。偶来自蜀，汉水抚封。皆公故国，祗谒遗宫。借公余略，潜折敌冲。惮公德威，华夷所同。载祝襄人，永护柏松。尚享！”（转摘自明正德年间所修《襄阳府志》卷19《艺文•祭文》）　　南宋王象之《舆地记胜》（卷82，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下同）第2653页说：“万山：元和郡县志云，在襄阳西十一里，与南阳郡邓县分界”。　　第2654页说：“蔡洲：在襄阳县东北汉水中，后汉蔡居其上，因名。葛井：按荆州记云诸葛亮宅有井。隆中：郡国志，县西七里——汉晋春秋，诸葛亮家南阳，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苏东坡‘隆中诗’云：‘诸葛来西国，千年爱未衰，谁言襄阳野，生此万乘师’。”　　第2657页说：“作乐山：在襄阳县西北二十里，荆州记云，诸葛亮尝登所居山作乐，又云习凿齿隐遁之所。”　　第2658页说：“独乐山：盛弘之荆州记云，邓城西七里有独乐山，诸葛亮常登此山作《梁父吟》。三顾门：诸葛亮云，三顾臣于草庐之中，自此门出故也。”　　第2661页说：“学业堂：孔明读书之所，谓之学业堂，在江之南。”　　南宋魏了翁《成都朝真观记》说：“余尝考（诸葛武）侯之故宅盖在隆中。然自谓有桑八百株、薄（四）田十五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则成都亦有家也。”　　南宋郑如桥《祭诸葛忠武侯文》说：“惟公挺生汉末，尚志隆中，忠肝义胆，妙算神功，拥膝长吟，不求闻达。三顾一起，捐身灭贼，两朝开济，三分定倾。伯仲伊、吕，讵管、乐论？天心去汉，渭滨星陨。天下奇才，谁然火井？栖神沔堧，巍巍定军，忠魂英气，昭映古今。吁嗟乎！惟公所罹，目击神伤。何当翼佑，用奏清宁。侨也观风，汉上莫遏。虔诚沥酒陈词，冀鉴冀歆！”（录自《勉县忠武祠墓志》卷5）　　以上历史文献记载，都十分明确地说诸葛亮躬耕地在隆中，而且也十分明确地说东汉末隆中归荆州南阳郡邓县所管辖。南阳当时是一个郡名。南阳在哪里？犹如问河南、湖北在哪里一样，只是一个地理方位，并没有说明具体的地点。所以当时说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史学家们都一致指出是在南阳邓县之隆中。从魏晋一直到宋代一千多年间根本没有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城西七里卧龙冈”之一说。　　二、诸葛亮躬耕地在“南阳城西卧龙冈”之说的出现，始于元代至大年间。　　“南阳说”是怎么出来的呢？它最早出现于元代。是由于南阳武侯祠和诸葛书院的修建才出现的。南阳卧龙冈武侯祠最早建于元代，元武宗至大二年（公元1309年）春动工建诸葛书院，至仁宗皇庆元年（公元1312年）秋建成，费时3年多。诸葛书院建成后，元代人程钜夫代皇帝撰写《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明英宗正统二年（公元1437年），一个名叫康孔高的人首修《南阳府志》，将元代程钜夫撰写的这块碑收在《南阳府志》卷11。这块程氏碑文说：“臣谨按南阳城西七里，有冈阜隆然，隐起，曰‘卧龙冈’，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这里指明南阳卧龙冈“相传”是“汉相忠武侯故居”。所谓“相传”，是指民间传说卧龙冈是诸葛亮故居，并没有肯定就是。因为没有确实的证据，所以，程钜夫在给皇帝代书《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时沿用的是民间传说，使用的是“相传”语句。　　康孔高修的《南阳府志》卷11还收有一块《汉丞相诸葛武侯庙碑》，未见碑文作者的名子。此碑说：“南阳治城西七里，而近有冈曰‘卧龙’，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前政卜地一区，起屋四楹，绘像而祠祀焉”。这里说的是“俗以为武侯隐居之所”，仍然是指的民间传说。因此，上述两块碑文都没有肯定地说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故居。但是，康孔高所修的《南阳府志》（计12卷）却引诗文，录王直撰写《重修诸葛武侯祠记》，将上述两碑所说的民间传说卧龙冈是诸葛亮故居地附会为就是诸葛亮故居。将元代《敕修南阳诸葛武侯书院碑》文中，“相传”“俗以为”的民间传说，衍变为“诸葛武侯尝居于此”。可是，康孔高的《南阳府志》毕竟还把元碑所载的传说和他的诗文及祠祀肯定为隐居地同时并存在志中。　　直到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河南等处承宣布政使为乞赐祀典题额》，才以皇帝的名义确定所谓“卧龙冈是诸葛亮躬耕地”。“题额”云：“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冈’，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也”。从此，“南阳说”就出现了。

以上这些，再说看不懂，那真是认知问题了，要么就是死皮赖脸不承认！

古代地理类的著作《水经注》《读史方舆纪要》，对山川、河流等记叙详细，对发生在当地的历史事件也有记叙。两部书记对隆中发生事件记载诸葛亮住此地，出山之前就在这。相反，对宛城附近的卧龙岗，只字不提，前者可能当时还无其名，后者没有诸葛亮在宛城附近事件！，所以无所记载了！

　《清一统志南阳府》一《山川》：“卧龙岗，在南阳县西南七里。起自嵩山之南，绵亘数百里，至此截然而止。回旋盘绕，相传诸葛草庐在焉。”此指叔夜隐居地。（看清楚，是相传）

请南阳拿卧龙岗半点史书记载来！不服来辩，请勿绕道！

最后看社科院结论：

1989年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邀请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等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3年后（1992年），中国社科院历史所出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举行诸葛亮躬耕地问题专家论证会的结论意见

近年来，国内有的报刊发表了一些关于诸葛亮躬耕地是在襄阳还是南阳的讨论意见，并由此影响了国家有关职能部门的某些决策。这一情况，引起了史学界的关注。为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于1989年12月6日联合邀请北京地区各历史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史学专家共27人，举行了诸葛亮躬耕地学术论证会。会上，大家一致认为：

一、历代史籍文献记载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隆中是始终一致的；

二、东汉末年，南阳宛（今南阳市区）一带战乱频仍，中原士人避乱荆州（襄阳）。刘备三顾茅庐时，宛属曹操的地盘。荆州是刘表治所。诸葛亮的叔父同刘表是故交。因此，他和他的叔父只能住在荆州（襄阳），而绝不可能住在宛县（今南阳市区）；

三、诸葛亮在襄阳结交了众多的名士师友，他的亲戚全都住在襄阳。诸葛亮的亲友中，没有一人住在南阳宛县；

四、元代以前，今南阳市区没有任何有关诸葛亮隐居的文献记载和文物古迹。元代以后，今南阳卧龙冈才出现了武侯祠纪念性建筑；

五、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在古今中外史学界，是一个没有任何疑义的问题。所有有关三国史的论著，均认定诸葛亮躬耕隐居之地在襄阳城西20里之隆中。在国务院1986年12月8日公布第二批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名单的文件中，亦明确指出襄阳为“隆中诸葛亮故居”，而南阳则为“武侯祠”，这对两处名胜地的内涵作了科学的表述。

鉴于以上理由，论证会一致认定诸葛亮躬耕地在襄阳隆中，而决不可能在今南阳市区卧龙冈。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章）

1992年7月5日

开心就好123153549

《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躬耕地问题考辩

河南省社科院研究员 赵保佑

【核心提示】《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资治通鉴》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的记载。那么，我们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资治通鉴》的这些记载呢？这些史料真的能将诸葛亮“躬耕南阳”理解成“躬耕于襄阳隆中”吗？笔者仔细研读《资治通鉴》中与之相关的部分后认为，《资治通鉴》的相关记载恰恰是“南阳说”的有利注脚。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将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确认定为“襄阳隆中”；明确将诸葛亮在这里的活动定性为“寓居”而非“躬耕”；明确将诸葛亮与襄阳人士的往来的时间确定为诸葛亮“躬耕南阳”之前的“建安初”；同时，果断摈弃和修订了一些前世杂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记载，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关键词：资治通鉴 司马光 诸葛亮躬耕地 襄阳隆中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其史料价值自然也相当重要。清代顾炎武在《日知录·著书之难》中高度评价《资治通鉴》“皆以一生精力成之，遂为后世不可无之书”。《资治通鉴》记载的与诸葛亮躬耕前后有关的史料并不多，被一些学者作为诸葛亮躬耕地“襄阳说”的主要论据之一，笔者最近仔细研读《资治通鉴》的相关部分，觉得《资治通鉴》恰恰是“南阳说”注角。现就此问题就教于方家。

《资治通鉴》在卷第六十五孝献皇帝庚建安十二年（207年）有：

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每自比管仲、乐毅。时人莫之许也，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州平，烈之子也。

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徽曰：“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此间自有伏龙、凤雏。”问为谁，曰：“诸葛孔明、庞士元也。”徐庶见备于新野，备器之。庶谓备曰：“诸葛孔明，卧龙也，将军岂愿见之乎？”备曰：“君与俱来。”庶曰：“此人可就见，不可屈致也，将军宜枉驾顾之。”备由是诣亮，凡三往，乃见。因屏人曰：“汉室倾颓，奸臣窃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义于天下，而智术浅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与为援而不可图也。荆州并据汉、沔，利尽南海，东连吴会，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国，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资将军也。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刘璋暗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军既帝室之胄，信义著于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抚和戎、越，结好孙权，内修政治，外观时变，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备曰：“善！”于是与亮情好日密。关羽、张飞不悦，备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愿诸君勿复言。”羽、飞乃止。

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徽兄事之。诸葛亮每至德公家，独拜床下，德公初不令止。德公从子统，少时朴钝，未有识者，惟德公与徽重之。德公常谓孔明为卧龙，士元为凤雏，德操为水鉴；故德操与刘备语而称之。（以上史料均见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华传世精品珍藏文库《资治通鉴》607页）

另外，在卷七十太和元年收录的诸葛亮的《出师表》有“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之句。（同上书657页）

上述史料因《资治通鉴》在中国史学界的重要地位而被不少“襄阳说”学者认定诸葛亮躬耕于襄阳隆中的重要证据之一。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么看《资治通鉴》的这些记载，这些史料真的能将“躬耕于南阳”理解成“躬耕于襄阳隆中”吗？

首先，《资治通鉴》的这些史料均来源于陈寿的《三国志》和习凿齿的《襄阳记》，司马光没有在编撰《资治通鉴》时添加任何新的史料。我们如果抛开对陈寿《三国志》和习凿齿《襄阳记》的研究而单独论述《资治通鉴》的观点，并以此作为南襄两说中任何一方的所谓证据，就有点舍本求末了。不仅如此，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还舍弃了裴松之注中许多与《三国志》记载相矛盾的史料，如《献帝春秋》的诸葛玄之死于西城；《汉晋春秋》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魏略》中的“公威思乡里”、“亮北行见备”，《襄阳记》的“孔明择妇”等等记载。在《资治通鉴·晋记》永兴年间的记载中，也没有收录裴松之注中东晋王隐《蜀记》的“晋永兴中，镇南将军刘弘至隆中，观亮故宅，立碣表闾”的史料。我们以《资治通鉴》与《三国志》以及其他魏晋史书相比较而言，前者的时间要远远晚于后者，数量少于后者。所以，我认为《资治通鉴》不是原始史料，不是最全面、最权威的史料，它不是诸葛亮躬耕何地的证据，而仅仅是北宋时期司马光这位史学大师对此问题的一种看法、态度和观点而已。

第二，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上述这段文字的开头明确点明：“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从这句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几点。

1，诸葛亮随其叔父诸葛玄到过襄阳,。“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国志》841页）。根据裴松之注《魏略》和《襄阳记》的记载，诸葛亮在荆州的活动主要是上学和娶妻。

2，这段话表述了诸葛亮在襄阳的时间。“初”，应该就是建安初年。《资治通鉴》的这段文字是在“建安十二年”的条目内，那么这个“初”一定是建安元年或建安二年前后，时间限定应该不包括此后诸葛亮“躬耕南阳”的十年，当然也不包括建安末年刘备“三顾茅庐”的“建安十二年”。

3，“寓居”，司马光在这里为什么要用“寓居”而不用“躬耕”？显然是字斟句酌、用心良苦。“寓居”不是“躬耕”，看来这一点在司马光的心目中应该是非常清楚的。

4，司马光清楚地点明了“襄阳隆中”这个地点。在他的笔下，隆中属于襄阳而不属于“南阳郡”。同时，司马光在这里舍弃了《汉晋春秋》的“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国志》841页裴松之注）的说法，就是为了将裴松之注与《三国志》相矛盾的地方做一个协调，使之统一到诸葛亮先“寓居襄阳”，后“躬耕南阳”观点中去（至于胡三省在其注中补进了《汉晋春秋》的这条史料，那是另外一个层次的问题，是后人的看法，与司马光著《资治通鉴》时的观点无关。如有兴趣我们另文再谈）。当然，对“寓居襄阳隆中”这个令 “襄阳说”非常头疼的史料，有些人解释这是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因为宋代隆中已经划归襄阳县管辖了，所以司马光说“寓居襄阳隆中”。这个观点显然是牵强和可笑的，因为在以往的争论中，“襄阳说”习惯性的强调凡后世提及的与诸葛亮有关的“南阳”，统统都是东汉时期的行政区划而不是作者写作时的行政区划，如唐代刘禹锡的“南阳诸葛庐”就是指的东汉时的隆中而不是唐代的“南阳县”，那怎么到了北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就成了北宋的行政区划了呢？再说了，北宋时期的行政区划是路、州（府）、县，细看《资治通鉴》，所有行政区划、地名归属均是引用原文，按事件当时的行政区划记述的，没有一个是按北宋行政区划对原始记载进行添加、改动的。例如，就在“汉纪五十四”这一章中，司马光还使用了荆州、安众、湖阳等东汉末年的地名，而这些地名在北宋时期都已不复存在了。很明显，司马光不是不知道习凿齿《汉晋春秋》中的“邓县隆中”，而是有意否定了这个与众多史书记载相矛盾的观点。司马光既保留了裴松之注中的襄阳有诸葛亮故宅的说法，又否定了隆中属南阳郡的荒谬，既承认襄阳为诸葛亮的游学之地，又将其与以后的“躬耕于南阳”做了一个区分。这就是史学大师的高明之处。所以，这个“寓居襄阳隆中”就是《资治通鉴》对东汉末年隆中区划归属最明确地阐述。如果司马光肯定了上述记载是“寓居襄阳隆中”，那就和“躬耕于南阳”风马牛不相及，绝对不是同一地方，绝对不是同一时间。

第三，《资治通鉴》接下来写道：“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这个观点与习凿齿《襄阳记》提及的“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三国志》843页裴松之注）又有不同。很明显，司马光在这里有意模糊了刘备见司马徽的地点，并巧妙地回避了后文“此间自有伏龙、凤雏”的具体所指。“刘备在荆州”不一定是在襄阳，因为按照“襄阳说”的观点，荆州是州名，襄阳、南阳、新野、宛县都是荆州所辖，而史书记载刘备当时的活动范围除了偶尔到襄阳晋见刘表以外，主要是活动于汉水以北的南阳郡一带。《襄阳记》没有明确说明“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是在什么地方，仅仅是因为《襄阳记》所记的人物多在襄阳郡活动而被后人理解成刘备在襄阳“访世事于司马德操”。严格来讲，《襄阳记》所记载的人物虽然都是东晋襄阳郡的人物，但记载这些人物的活动大都不在襄阳，况且襄阳郡的管辖范围东晋时期已经到了汉水北岸原东汉南阳郡的地界，所以，以《襄阳记》记载“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而断定“此间自有伏龙、凤雏”在隆中的观点实在是非常主观和牵强的。况且，“襄阳隆中”与后文提到的“躬耕南阳”有明显的矛盾。鉴于此，司马光根据“考证稽详，叙事详明，繁简得宜”的原则，将习凿齿的“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巧妙改成“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荆州很大，襄阳、南阳、新野都在荆州的区划之内，刘备当时所在的具体地点是荆州南阳郡新野县。这个刘备所在的“荆州”宽泛一点儿讲是以新野县为中心南到襄阳、北到宛县这一地区，具体一点就是新野县。所以，“自有伏龙、凤雏”也一定在这个“荆州”的范围之内。这样，《资治通鉴》既采纳了《襄阳记》的史料，又协调了与“躬耕于南阳”记载的矛盾，实在是一种很高明的手法。而将刘备在荆州访士的对象“司马德操”改成“襄阳司马徽”则又是一个很高明的处理。“司马德操”和“襄阳司马徽”是同一个人名，但司马光的这样改动，既照顾了《襄阳记》记载司马德操主要活动于襄阳一带的事实，又巧妙回避了“刘备访士”一定要在襄阳的前提。这就如同“惟颍川徐庶与崔州平谓为信然”不代表徐庶的活动在颍川一样，“襄阳”的司马徽也不代表他此时一定在襄阳。如果司马光同意《襄阳记》提及的“刘备访世事于司马德操”是在襄阳，何以不明确指出刘备在襄阳访问司马徽，而要如此画蛇添足？“刘备在荆州，访士于襄阳司马徽”，一句话共13个字，荆州与襄阳并列，这个荆州能局限在襄阳吗？如果“襄阳司马徽”一定要指司马徽此时在襄阳，那“琅琊诸葛亮”何以能“寓居襄阳隆中”？颍川徐庶何以能新野荐诸葛？

另外，习凿齿《襄阳记》写有“孔明在南阳，同县庞德公”（见《诸葛亮集·故事卷二·遗事篇》），这显然又是一个乌龙。庞德公为襄阳人，孔明所在地如果属南阳，就不能和庞德公同县，如果和庞德公同县，就不能属南阳郡。对这样不知所云的记载，司马光也在引用这条史料时做了巧妙的修正：“司马徽，清雅有知人之鉴，同县庞德公素有重名。”司马徽颍川人，住在襄阳县，与庞德公同县无可厚非；琅琊人诸葛亮“躬耕南阳”，不可能与襄阳人庞德公“同县”，毫无疑问。由此看来，作为官书的《资治通鉴》在史料处理上显然比野史《襄阳记》要客观、严谨、高明得多。

第四，通观《资治通鉴》上述文字，司马光只字没有否定和怀疑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地望所在的话语，没有涉及到隆中与“南阳”的归属关系，后文涉及诸葛亮《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和《后出师表》“困于南阳”的时候，司马光均原文照录，没有做任何注释和改动。北宋时期“南阳”地理位置是非常清楚的，宛县已经改名南阳县，在南阳与襄阳隆中没有丝毫瓜葛的前提下，司马光这位史学大师对此没有任何不同看法，没有提出对“躬耕南阳”的任何异议是顺理成章的。由此看来，我们只能说《资治通鉴》是肯定诸葛亮“躬耕于南阳”的，而襄阳隆中仅仅是其躬耕前的“寓居”之地。

第五，在《资治通鉴》中，司马光还多次提及了“南阳”这个地名，其地理指向都非常清楚。如卷五十九初平元年（190年）：“（孙）坚前至南阳，众已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给军粮，坚诱而斩之；郡中震憟，无求不获。前到鲁阳，与袁术合兵。术由是得据南阳。”（见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华传世精品珍藏文库《资治通鉴》556页）《资治通鉴》这里提及的“南阳”显然就是南阳太守张咨所据的“南阳城”以及包括宛县在内的一小片地区，它不可能是南阳郡，更不可能是指南阳郡所辖的任何不包括宛城在内的另外一个小地方，尤其是汉水南岸的那个隆中。另外，《后汉书·志第十》：“后一年正月，光武起兵舂陵，会下江、新市贼张卬（音昂）、王常及更始之兵亦至，俱攻破南阳，斩莽前队大夫甄阜”。对《后汉书》使用的“南阳”，《资治通鉴·卷三十九》同一事件用的都是“宛”。“春，正月，甲子朔，汉兵与下江兵共攻甄阜、梁丘賜，斩之，杀士卒二万余人。王莽纳言将军严尤、秩宗将军陈茂引兵欲据宛，刘与战与淯阳下，大破之，遂围宛。”“刘寅欲进攻宛，至小长安聚，与甄阜、梁丘赐战”（见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华传世精品珍藏文库《资治通鉴》345页）。显然，《后汉书》、《资治通鉴》在叙述同一事件时所用的“南阳”、“宛”是指的同一个地方。类似的记载《资治通鉴》还有很多，恕不一一列举。相反，对于“襄阳说”认定的隆中所属的邓县，《资治通鉴》均称其为“邓”，如《资治通鉴·卷第六十》：“（袁）术使孙坚击刘表，表遣其将黃祖逆战于樊、邓之间，坚击破之，遂围襄阳。”（见中州古籍出版社中华传世精品珍藏文库《资治通鉴》561页）这里边的“樊、邓”当时都属于南阳郡，但是《资治通鉴》没有像一些“襄阳说”学者讲得那样，属于南阳郡的小地方就可以用“南阳”二字代指，而是老老实实用了樊、邓、小长安聚等等具体的地名。最起码我们在《资治通鉴》中找不到一个用“南阳”来代指不包括宛县在内的一个小地方的例子。当然，我们也承认《资治通鉴》所用的“南阳”有时候不是单指郡治宛城一个地方，或者是南阳郡，或者是数县之地。但是，不管这个“南阳”包括多大的一块儿地区，宛城总是位列“南阳”其中，而绝不可能出现将郡治宛县排除在外而专指类似隆中这样一个“属于”南阳郡小地方用“南阳”代指的事例。更何况“隆中属于南阳郡”这个命题也是“襄阳说”极难跨越的一个门槛，隆中属不属于南阳郡还在两可之间，“襄阳说”凭什么认定《资治通鉴》中的“南阳”就是隆中呢？

总之，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没有对诸葛亮“躬耕于南阳”做任何的否定和修正，反而将隆中的地理方位明确认定为“襄阳隆中”；明确将诸葛亮在这里的活动定性为“寓居”而非“躬耕”；明确将诸葛亮与襄阳人士的往来的时间确定为诸葛亮“躬耕南阳”之前的“建安初”；同时，果断摈弃和修订了一些前世杂史似是而非和相互矛盾的记载，使之更接近历史的真实。正如《四库全书·考异题记》所说：“（司马光）有旧史所不详者，亦必参互考证而明其所以阙疑之故，既着其文于通鉴，又本弃取之意，辨论而折衷之，使读者晓然于纪载之得失是非而不复有所岐惑，千古史法之精密，实未有过于是者。”我们今天重读《资治通鉴》，不能不为司马光这位史学大师的学识与品德所折服，所以，今人研究和争辩诸葛亮躬耕地问题，必须学习司马光的治学方法，才能不再出现“南阳，东汉郡名。在今襄樊一带”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史学“笑话”！

奔流到海不停留

湖北襄樊"两套标准"——记录诸葛亮——东晋习凿齿用东汉行政区划，北宋司马光用北宋行政区划？？

"襄阳说"来源于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说的【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一、你用的是东汉、三国，还是东晋的行政区划？

1、如果你用的是东晋行政区划，那么

（1）东晋邓县属不属于南阳郡（国）？

（2）东晋南阳郡（国）能否飞过义阳郡的棘阳、新野、蔡阳、邓县，襄阳郡的邓城、樊城、山都、汉江，管辖隆中？

2、如果你用三国行政区划，请问:三国南阳郡能否跨越襄阳郡的樊城、邓城、山都、汉江，管辖隆中？

3、如果你用东汉行政区划，那么:

（1）襄阳为何不能管辖"城西二十里"的"隆中"？一方诸侯刘表竟然这么懦弱？

（2）南阳郡为何能跨越汉江、跨越万山，管辖隆中？

（3）南郡中庐为何不能管辖隆中？一马平川啊！

二、矛盾的习凿齿

1、你还说过"秦兼天下，自汉以北是南阳，自汉以南是南郡"（《汉晋春秋》），请问:隆中在哪里？在汉江以北吗？

2、你在《襄阳记》中说"襄阳有孔明故宅"，请问:隆中到底属于哪里？

三、篡改《出师表》的习凿齿

诸葛亮在《出师表》里言"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先帝……三顾臣于草庐之中"，

习凿齿在《汉晋春秋》言"亮家于南阳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习凿齿在《襄阳记》言"襄阳有孔明故宅"

1、你说的"亮家"和诸葛亮说的"躬耕地"是不是一个概念？

2、你说的"南阳邓县"和诸葛亮说的"南阳"是不是一个概念？

3、你说的"宅院"是不是诸葛亮说的"草庐"？

4、你为何说"号曰隆中"？请解释"号曰"？

四、问襄樊人

1、习凿齿说"躬耕隆中"了吗？

2、即便习凿齿无误，他的"话"能否作为"躬耕隆中"的铁证？

3、你们隆中景区为何没有一块石碑，刻上诸葛亮说的"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

4、为何东晋习凿齿著《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时，用的是东汉行政区划？而北宋司马光著《资治通鉴》记载诸葛亮时，用的是北宋行政区划？

断鹰攀崖

..@南阳直播：襄樊应停止抢夺，还原历史真相，把诸葛亮躬耕地还给南阳。 襄樊有点不厚道!诸葛亮本人亲口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你们说:号曰的隆中虽在襄阳城12里(汉时1里300米)，那也不归襄阳管，仍是归隔着万山、大汉江以北260里外的南阳管。后来发现民间本土史家习凿齿前言不搭后语，南阳管辖过号曰隆中的理论渐渐被推翻，襄樊丁宝斋又去北京找地理专家想讨个假证明:本来隆中在汉江北，因改道 变到南边!后被良心专家拒绝。沒办法用土特产做诱饵，商请了中风一年多的地理砖家谭其后骧写个"隆中归南阳郡邓县管…"，刻在石碑上，竖在景区门口。又五上北京攻关人教出版社改教科书(罗市长亲自去)，终于把"南阳注解为襄樊一带"。又加紧克隆造假。改山名，改乡名，改市名，改街名，改校名，改街名，改《出师表》，编《隆中志》改原始遗录和改古诗词，…丑态百出，极尽疯狂!

南阳直播

从题主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转述《资治通鉴》对诸葛亮的一句介绍：诸葛亮，琅邪郡人，寄居襄阳隆中(原话是：‘’初，琅邪人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这句话与孔明自述‘’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交互印证，明确否定了襄阳隆中与诸葛亮躬耕地的任何关联。

一个是当事人诸葛亮，一个是权威史家司马光，两人的

题主除了对司马光之语加以曲解，其它描述几乎全是为襄阳说张目、给答题者引路，先入为主，党同伐异，这是求真之道吗？做人要诚实。
(2013年5月27日光明日报国学版刋发《汉之南都，时势英雄》，史学大家刘庆柱、王震中、王子今公开发表言论，认为只有东汉南阳(宛城)才具备孕育、催生一代名相诸葛亮和《草庐对》的时空背景)

最后送题主一句话：看不惯别人，是自身修养不够；人类每次正视自己的渺小，都是自身的一次巨大进步。

谢谢大家。

望峰鸢

首先要清楚的是，基本上诸葛亮与南阳关系的史料，很多都有“躬耕”、“草庐”这些躬耕地的关键字眼。如《出师表》"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严从的《拟三国名臣赞序》“先主之迹远播于汶隅，孔明躬耕南阳，盘桓待主。刘禹锡中《陋室铭》曰：“南阳诸葛庐，西蜀子云亭”等。

而涉及诸葛亮与隆中的史料中十有八九没有“躬耕”、“草庐”这些关键的字眼。因为在南宋以前，诸葛亮在南阳躬耕，在隆中求学，这是很清楚的。例如《魏略》：“诸葛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颖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俱游学。”司马光《资治通鉴》“初，琅邪诸葛亮寓居襄阳隆中”。就连襄阳方面认定铁证的《汉晋春秋》也只是说:“亮家于南阳之邓县，在襄阳城西二十里，号曰隆中。”

之所以后来会出现诸葛亮躬耕地的争论，是因为在宋金对峙时期，诸葛亮的躬耕地南阳己经被金人控制，南宋只能到诸葛亮的学习地隆中去拜谒。加上诸葛亮躬耕地有特殊的历史意义，久而久之，有些人就将隆中附会为诸葛亮的躬耕之地。但当时的人还是很清楚诸葛亮的躬耕地是南阳，比如岳飞，岳飞北伐中原，班师路过南阳武侯祠，曾在武侯祠内书写诸葛亮《出师表》以铭志。

云台山闲人

死无对证，造成躬耕地之争从古辩到今，目前仍无定论。😜

不管是《史记》或者《资治通鉴》，均没有指明躬耕地在何方，只点明襄阳是故居(曾经在那里住过的地方)。

所以，现在专家学者和主流媒体都持一地两是的观点:

即躬耕地绝对是南阳，这个南阳可能是指襄阳隆中，也可能是指南阳卧龙岗。

人教版和影视剧把南阳解释成襄阳一带;北师大版和历代皇帝把南阳看做正统，卧龙岗是躬耕圣地。

關鍵字: 论断 南阳 虚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