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不息，求真不止
最近，电影《我不是药神》刷爆了朋友圈，承包了国内各大社交媒体的流量。
电影中有几个情节很打动人：
01
跟着程勇一起倒药的白血病人“小黄毛”发现警察突然来检查，于是开上装满仿制药的货车，发了疯一样的躲避警察的追捕，最后却被一辆大货车撞上，不治身亡。
他才二十岁
他只想活着
他犯了什么罪？
02
从程勇那里买药的一群病友被带到警局，警察要求他们供出非法卖药的人到底是谁，可是，偌大的房间，满满当当几十个病人，
全部默不作声！
最后，一个老奶奶站出来跟警察说：
求你们，别再查印度药了好吗？
4万块一瓶的正版药，我吃了3年
房子吃没了，家人被我吃垮了
现在好不容易有了便宜药
你们如果把他抓了
等于断了我们的活路
我不想死
我想活着...
影评几乎都是赞不绝口：
电影之所以如此打动人，在于它揭示了一个残酷又现实的问题--
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敢病，病不起！
一场病，动辄几万、甚至几十万的花费，让普通的老百姓根本无力承担。
“因病返穷”的例子已经有过太多太多，“没钱治病只能等死”的例子也不是没有过。
谁能保证自己不会是下一个呢？
电影中，假药贩子说了一句话“这个世界上只有一种病，穷病。这种病你没法治。”
是啊，在天价的医药费面前，钱真的太重要了！
钱就是命
命就是钱
没有钱，就没有命
天价药，谁之过？
天价药的问题让很多人在看完电影之后都痛批药企
“利欲熏心”
但事实上，每一种抗癌药问世的背后，都是无数的研发人员几十年夜以继日的不懈研究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要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试验，经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面临一次又一次的审查，最后还要经过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人体实验。
每一个步骤，都需要耗费大量的金钱
据统计，抗癌药研发的成功率不到2%，耗费的资金少则几十亿、多则上百亿美金
网上流传的药企研发费用
为了在有限的专利期之内收回成本，药企不得不定出“天价”。
如果赚不到钱，药企就没有动力进行研发，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因为，
“无药可医”和“买不起药”
一样可怕...
如果药企有理由高价卖药，是不是锅就转到了政府头上？政府是否应该为这些可怜的绝症患者买单，提供高比例的医疗费用减免或经济援助？
政府拨款显然不能光靠“善心”。如何花费纳税人的钱做财政支出是一个结构性统筹的问题，作为个体，可以倾尽全力救助尽可能多的失学儿童或残疾人，但假若政府如此行事，就是渎职。
20世纪70年代以来，“统计上的生命价值”（VSL）概念诞生，并广泛应用在美国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政策制定中。
统计生命价值，是指降低一个死亡人数所要付出的成本。政府机构在制定政策时，以统计生命价值为准绳，去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据统计，中国的统计生命价值约为181万元（人民币），美国的统计生命价值则在600万~1100万美元之间，中美差了50倍左右。
另一个数据则是，中国城镇与农村人口在生命价值上的差异高达4.3倍，2006年广东省农村人口因交通事故死亡而获取的赔偿金（死亡赔偿与统计生命价值高度正相关）是9.4万元，而同期深圳城镇人口的赔偿金为57.3万元。
医疗保险正是应用VSL相当多的一个领域。正如Victor Fuchs在《Who Shall Live？》（《谁将生存？》）中指出，由于社会资源有限，除医疗保险之外的其他社会目标，如正义、美好、知识也理应占有一部分社会资源。
假如我们竭尽所能去减少疾病、减免痛苦和延长生命的话，用于医疗保险的费用就会占去社会开支的大部分。那么剩下用于正义、食品、美好、国防以及其他我们认为珍贵的东西上面的开支就会少得可怜。
因此，世界各国都针对医疗保险实行了配给制度，来决定有限的医疗保险都花在什么地方。
一味发善心和逞血气之勇，也许救得了电影中的1000人，但无法救2000万人。
据统计，人类罕见病（患病人数只占世界人口0.65%~1%的疾病或病变）超过6000种，仅在中国，罕见病患者群体接近2000万人。
换个视角来看，慢粒白血病分到医保费用，对其他的罕见病群体来说，是不是一种利空？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谈论“如何实现最大善”、“如何进行最优配给”，是空泛的。也许更加现实的是，如何使具备能力、具备权力的群体，真正关注到罕见病和小众群体的福祉？
“对生命明码标价”一般来说是形容劫匪、黑心商人、奴隶主的专属词汇，但实际上，如果简单粗暴地认为“生命无价”，在这个资源还很有限的星球上，只会滋生出更多的谎言与欺瞒，并且堵住讨论和解决问题的通道。但至少--
讨论比静默要好；
计算比算计要好；
科学计算和统筹，比“谁哭得声音大”我救谁要好；
明码标价比暗箱操作好；
不同群体间进行争夺与博弈，比让领导先走好；
生命有价，总比一些人生命无价，另一些人生命零价好。
在此致谢
閱讀更多 內蒙古反邪教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