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9月15日至16日，第三届生命与国学高峰论坛将在中国武汉召开，本届论坛的主题是“传统文化与轴心时代”。“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的重要观点。此观点认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当时古代希腊、古代中国、古代印度等文明都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家，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文化传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并延续至今。围绕“轴心时代”话题研究和讨论的专家、学者众多，为了让社会各界人士更深入地了解轴心时代，把握论坛主旨，现将“轴心时代”相关文章辑录，发布在本头条号，以飨读者。

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邹之坤刘成林

【摘要】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东西方哲学在产生之初就确立了哲学这一特征。“轴心时代”是德国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提出的人类共同的精神突破期，正是在公元前500年左右的这一时期，东西方差不多在同一时间产生了哲学思维和自我意识的觉醒，而正是轴心时代的人类社会的剧变和失序，使先民和圣贤们思考人类的命运和时代的走向，从而在哲学产生之初就确立了它从思想上把握时代精神的使命。而那些没有在这一轴心期产生哲学思考和理论思维的文明，以后逐渐走向了消亡。
【关键词】哲学与时代精神；轴心时代；中国与希腊

雅斯贝尔斯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1883年－1969年）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轴心时代”的概念，已为学术界广泛接受与引用。雅思贝尔斯认为，在公元前800年—公元前200年，在北纬30度左右的东西方，同时出现了人类文明的重大突破期。在这一时期，虽然东西方的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远隔千山万水，但差不多同时出现了人类意识的觉醒，产生了哲学和宗教思想。这是一个创造了“元典”的时代，是一个在它之前的人类文明不断地接近它，而在它之后的文明则不断地回味它的时代，一个民族的中心价值大体上在这一阶段得以定型，之后这些价值对该民族此后的发展则起到范例的作用。［2］

这一时期就是所谓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人类在这一时期产生的原创性的思想一直照亮着人类精神的道路，每当人类面临危机和新的跨越时，总是要反思轴心时代先哲们的思想。在这一轴心时代，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等思想家，希腊产生了巴门尼德，赫拉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哲学家。尽管东西方当时远隔万水千山，但是哲学思想却是同时出现的，其哲学思想体现时代精神这一共同特征也是相同的，并在这一初创时期得以确定。尽管那个年代东西方没有任何交流，但同为轴心时代的人类，有着共同的心智和理性，这并非历史的巧合，而是有着某种深刻的同质根源。

一、轴心时代巨变失序与最早的哲学思考

中国古代哲学的产生可追溯到《周易》产生的年代。《周易》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是部占卜的书，其中已经彰显出哲学的微光；而《易传》应该称得上是一本哲学著作，郭沫若先生就持这种主张。李泽厚先生认为《易传》是整个儒家最基本和最高的哲学典籍。这部以卜筮为内容的书里，特别是在《易传》中，先哲提出的“一阴一阳之谓道（《易传・系辞上》），可以看作中国最早的本体论思想；《易经》中的阴阳相互转化，可以看作是早期的辩证法思想。可以说，《周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源泉母胎，它确证了中国哲学的根本命题，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思维模式。周王朝到公元前500年左右这一时期，已经名存实亡，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存在着若干有实力的诸侯王国，而这些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和人口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也正是雅斯贝尔斯所指的轴心时代。这个时代，在中国大地上礼崩乐坏，周王朝衰弱，战火不断，“亡国五十，弑君三十六”是当时社会动荡失序的真实写照。人的生命如草芥，生死无常，人们亟需在精神上找到安顿。同时，社会的急剧动荡，要求时代从政治和社会制度层面进行重新规范和设计。因此哲学的产生便成为一种时代的诉求，而哲学产生之初的使命，就是反映这一时代的精神。

这一时期，以孔子和老子为代表的先秦诸子，从人的伦理道德和社会秩序层面创立了白己的哲学思想，他们初创的哲学思想集中反映了这一时代精神的精华。

孔子（前551年—前479年）是早期儒家哲学思想的创始人。孔子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国社会急剧变化，动荡不堪的时代。孔子看到当时的社会严重失序，礼崩乐坏，积极为社会寻找使之运行有序、人民安居乐业的制度良方。他提出“仁”者爱人的儒家思想，主张“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要求人们要“克己复礼”，在社会制度设计上，主张恢复周王朝的礼制和秩序。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尽管当时没有实现，但是，孔子的学说和哲学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对中华民族文化与民族性格的形成起到了巨大的作用。后世统治者将儒家的思想奉为国家意识形态，甚至国外有学者认为，儒家的思想就是一种中国的宗教。儒家的哲学思想是应时代的急剧变革而产生的，儒家的哲学思想产生之初反映的核心，也正是当时的时代所关心和关注的问题，是儒家从思想上把握的那个战乱频仍，社会变革的时代精神以及人们所共同关切的根本性问题。

继孔子之后，孟子又提出人性本善的理论，进一步发扬了儒家的哲学思想，从根本上回答了“仁者爱人”的理论根据，从道德伦理上解决了建立和谐有序社会的问题。老子也是轴心时代中国伟大的哲学家。面对当时风起云涌的时代，老子提出的哲学思想与儒家有所不同，但其政治哲学与儒家有相同之处。老子也认同在理想国里，国家首脑应当是一位圣人，唯有圣人才能担当起治国的重任。不同的是，儒家认为，圣人治国，应当为大众多做事情；而道家认为，圣人治国不是忙于做事，而是要裁撤、废除过去本不应该做的事情，以至于“无为”。尽管儒道有所不同，但其反映的都是那个时代的本质特征，其哲学思想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精神的体现。

老子哲学思想的核心是“道”，主张“无为而治”，强调事物的相互转化——“反者道之动”（《道德经》第四十章，邱岳注评）。在政治和社会制度设计上主张小国寡民，“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道德经》第八十章，邱岳注评），主张“天人合一”，崇尚自然。道家的哲学思想与儒家不同，道家甚至反对儒家人为过多干预社会生活，主张顺其自然，提出“治大国若烹小鲜”（《道徳经》第六十章，邱岳注评），认为不要人为地对社会强加过多的限制，这样反而对人类生存不利。老子的这些主张，反映了中国轴心时代社会渴望安宁的现状。时代召唤先哲圣贤们为人类的命运和未来指明前进的道路，为社会开出井然有序，人们可以安身立命的良方。

综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轴心时代的中国，真正的哲学思想是产生在以孔子、老子为代表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时期的社会动荡和战争造或社会失序和人对自身命运的忧虑，时代的问题促使先哲们进行艰苦的哲学思考，进而产生了一直指引人类前行的原创性的哲学思想。同时，从中国哲学产生之初的特性上看，也决定了哲学一开始就是时代精神的体现，哲学的使命从一开始就确立起它关心人的命运和前途，思考人的终极关怀这样沉重而严肃的问题，这也是那个时代最显性的精神的体现。

与中国同一时期的希腊，其哲学的产生也差不多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有相同的社会背景。希腊的早期哲学思想是朴素的关于世界本源的本体论思想，西方公认的第一位希腊哲学家泰勒斯，认为世界是由水构成的，其关注的是宇宙的“始基”。一开始希腊的先哲们几乎没有注意到社会和人自身。差不多与中国春秋战国同一时期的地中海周围，斯巴达人和雅典人开始了长达27年的伯罗拜尼撒战争（前431年左右），战争使雅典由盛转衰，希腊最后先是被马其顿，后又被罗马征服。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正如中国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一样，给希腊社会和人民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人生的无常和社会的严重失序，开始促使希腊人思考沉重的哲学问题：人生的意义和建立运行有序的社会。于是，真正意义上的希腊哲学，开始转而思考人的自身和社会。“从苏格拉底开始，哲学才从天上回到人间”（西塞罗语）。因此，希腊哲学也由此划分为前苏格拉底时代。

苏格拉底（前469年—前399年），古希腊伟大的哲学家，是他提出了最著名的命题——“认识你自己”。他认为知识就是德性。连年的战争，打破了希腊公民平静和富足的生活，促使先哲们开始思考社会和人生。苏格拉底无穷的提问，其目的就是为了获得真知。在苏格拉底看来，当时希腊人的生活已走向了没落，他所处的时代已处于一种“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危机之中。对此，他感到担心和害怕，他主张人们要过一种有德行的生活。古希腊哲学从苏格拉底开始关注人的自身和社会，这也是他处的那个时代在哲学上的反映。

柏拉图（前427年—前347年），苏格拉底的学生，在社会制度设计上提出了“理想国”的主张，“哲学王”是他的社会理想，这与孔子的君主应由有德者居之的思想是相一致的。柏拉图面对当时的希腊社会提出了自己的社会主张，为了宣传他的社会理想，他也同孔子一样在阿加德米的小树林创办学园。苏格拉底死后，他离开了小树林，到处游历，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些经历和做法几乎与孔子相同，都是针对当时动荡的社会提出的关于人类命运和前途的哲学思考。

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轴心时代的中国和希腊，由于共同面对战乱和社会失序，那个时代的圣贤们开始了对社会和人自身的哲学思考，思考人类的命运和前途，思考如何拯救这个失序的杜会，进而东西方差不多同一时期诞生了自己的哲学，而哲学从诞生之初就是那个时代最尖锐问题的反映，时代精神的体现。

二、轴心时代精神对哲学风格的影响。

春秋战国时代，是一个群雄并起、百家争鸣的时代，这一时代特点反映在哲学上，形成了共同的哲学风格。儒家的哲学思想是积极入世的，甚至孔子本人也知道其政治主张很难得以实现，但其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论语・颜渊》），体现了儒家为挽救失序纷争的社会，誓死恢复周礼的决心。儒家的哲学风格是积极向上的，而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哲学则不同。面对纷乱复杂的社会，道家哲学追求出世的哲学观，看到人们之间相互争伐和杀戮，诸候之间兼并与争斗的乱象后，老子心灰意懒，开始追求一种“小国寡民”的田园避世生活，这一时代造就了道家无为无欲的哲学思想。道家思想到庄子时期其避世思想得到了更进一步的发挥。由此可见，在中国哲学初创时期，哲学就集中反映了时代的风格，时代造就了不同风格的哲学。即使是近代，马克思主义哲学也是资本主义社会无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进行革命的时代风格的体现。马克思的哲学被学术界称为雄鸡报晓的哲学，说明它的革命性和战斗性，这恰恰反映了那个时代无产阶级渴望革命和战斗的风格。而稍早一些的黑格尔哲学则被称为黄昏起飞的哲学，也反映他所处的时代的社会风格。

在古希腊的轴心时代的哲学中，时代对哲学风格的影响也十分突出。雅典兴盛时期的哲学风格与古希腊后期的哲学风格大相径庭，迥然有别。前期的哲学是富有活力和创新精神的，而古希腊后期的哲学风格则接近保守和静默，很像中国老庄的哲学风格。犬儒学派哲学的第欧根尼（前404年—前323年），是希腊衰落后期社会精神在哲学上的反映，如同老子的哲学一样，是一种保守退世的哲学，在风格上是一种无奈和不争的静默哲学。他认为人除了自然的需要必须满足外，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是不自然的、无足轻重的。他居住在一只木桶内，过着乞丐一样的生活。第欧根尼主张人应该过一种简朴的生活。

伊壁鸠鲁（前341年—前270年）也是希腊后期的哲学家，他认为所谓幸福就是“身体无痛苦，灵魂无纷扰”。希腊后期的这几位哲学家的哲学风格反映了希腊晚期的时代特征。

无论是古代中国还是古希腊哲学，在反映时代精神上都有相同的地方，时代的强盛与衰弱，也相应地反映在同时代的哲学风格上。

三、轴心时代哲学的超越与文明的兴衰

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指出，“轴心时代上述国家（指中国、印度、以色列和希腊）都实现了对原始文化的超越和突破，而超越和突破的不同类型决定了不同国家的文化形态，而那些没有实现超越的古文明，如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虽然规模宏大，但都难以摆脱灭亡的命运，成为文化的化石”［2］，那些没有哲学的民族最终都消亡了。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文化的灵魂，一个民族或种族文明得以延续的直接证据就是其文化的传承。从历史上看，在这一“轴心期”没有生长出哲学思维的民族都逐渐地衰微和消亡了。“一个民族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离不开理论思维”，其实，这种理论思维就是指哲学的思维。黑格尔说，“生活的艰辛使人们太追求实力，太忙于实务，但是这是一种短见，一个民族如果没有深刻的理论修养，先进的哲学意识，这个民族注定没有远大的前途。”当然，一种文明能够得以延续有多种原因，比如经济和生产力的因素，地理的、气候的因素等。但是，是否有精神层面的理论思维和哲学思考确是一个重要原因。一个从轴心时代开始产生哲学的民族和文明，就是从原始的大自然的命运笼罩下走出来，进入一个自觉的对“道”的把握的民族和文明，即由“命”［3］而“道”，开始了有意识的自觉阶段。在对待自然上，开始自觉地运用规律，懂得进退取舍；在社会上，通过制度安排结成集体的力量抗击来自自然和外敌的打击。而那些没有形成哲学思考的民族和文明，没有上述自觉的意识，仍然处于盲目和被动中，其民族的命运很难被自我所把握到，其走向衰亡就几乎是必然的事件了。

从中华民族的历史来看，其五千年文明得以生生不息，我们可以从中梳理出轴心时代产生的哲学思维以及古圣先贤所开辟的精神道路，对中华民族文明传承的重要作用。中华民族从《易经》开始就建立起阴阳相互转化的思维模式，《易传・系辞下》载：“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卦辞所言，“三九为最寒的时期，是以阳气开始上升”，这样的思维给我们民族以一种从黑暗中能够看到光明，寒冬过后是春天的辩证思维的方法和信念。《老子》继承了这一事物不断转化的思维方式，提出了“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对辩证法的思想做出了进一步阐述。毛泽东主席对此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老子》一书是一部兵家著作，他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写出的《论持久战》，把抗日战争分为几个阶段的理论中就蓄含了“反者道之动”的辩证思维，这篇文章对树立全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念起到了巨大的作用。“物极必反”的思想成为几千年“中华民族强大的精神武器，让我们度过了抗日战争那段最黑暗的年代。一个民族的哲学思维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4］

忧患意识也是《易经》中的重要哲学思考。学术界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的底色就是忧患意识。孟子曰：“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即使在当代，共和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也是一种忧患意识的最直接诉说。而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确是我们中华民族未雨绸缪的重要思维意识。道家的哲学思想对民族性格的形成十分重要，但是几千年影响中国的儒家文化传统，更是深入人心，沉淀在民族的血液中，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一部分。儒家的中庸原则，凡事追求不偏不倚，执中不过，不走极端的思想，是我们民族性格的重要特点。这种中庸的原则使我们的民族和文明善于忍耐和掌握平衡，虽历经磨难，生生不息。儒家思想中的和谐思想也是稳定国家和民族生息的重要思想，历代国君很少主动战争，这种“和”的思想对中华民族的繁荣和稳定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像英国哲学家罗戴［5］所讲，“如果世界上有谁做到不肯打仗的民族，那一定是中国人啊。黄河文明经历了几次大的入侵，如元、清以及近代的鸦片战争后的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外敌入侵，但最终中华民族都能重新站立起来，收拾山河，继续前行，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的文化，而其中圣贤的哲学思想是这一生生不息文化的灵魂。中华民族产生于轴心时代的哲学思想对五千年文明的传承起到了巨大作用。

古代希腊，到苏格拉底时期，由于斯巴达与雅典的战争，使城邦的力量不断地削弱，最后先是马其顿，而后是罗马征服了希腊。但是，罗马和希腊是同一个种族，就好像战国的秦人和楚人一样，都属中华民族。因此，希腊的文明和哲学思想得以继续在中东和地中海传播，直到今日，整个西方的文明仍受希腊文化的影响。因此黑格尔说：“一提到希腊这个名字，在有修养的欧洲人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国之感”。而那些在轴心时代没有产生哲学超越的民族和文明，尽管在建筑、雕塑、天文、绘画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但最终都消亡了，如果单就精神和文化层面思考，其没有哲学的理论思维是很重要的原因。如古巴比伦文明、埃及文明等。

四、结语

轴心时代是一个“唯一性”的事件，这一时代的人类作为一个类的存在，在同一时期完成了自我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超越，而其中产生哲学的思考对人类后来的生存和发展至关重要，它让人类的主体性得以体现，清醒地面对我们周围的世界，而那些没有实现哲学超越的文明则衰亡了。无论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哲学，还是以希腊为代表的西方哲学，都产生于这一轴心时代，是这一时代的时代精神促使哲学的产生。同时，哲学从产生的那一天开始，就关注时代焦点的问题——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而时代精神也给哲学以风格上的影响，蓬勃向上的时代形成积极进取的哲学理论，静默衰微的年代也产生沉重而消极的哲学，哲学就是思想中所把握到的时代。

邹之坤（1963），男，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研究方向：比较哲学；
刘成林（1965），男，吉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土研究生，研究方向：社会哲学。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M］中共中央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33
［2］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M］第楚雄，俞新天译，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28．
［3］黄克剑．由“命”而“道＂［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35,
［4］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第2版［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7:26.
［5］罗戴，中国问题［M］泰悦译．上海：上海学林出版社，1996，78.
［6］黑格尔，哲学史演讲录第1卷［M］．贺麟，王太庆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