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樓樓口有一名保安，我稱他為劉哥。
很多年了，他就一直在這裡工作，他沒有專門的房間，就是在入口處擺放了一張桌子和一個椅子，四季輪迴，寒冬酷暑，他都呆在這裡。
每天他上班12個小時，早7點半至晚7點半，他的工資是按天數算，一天一百，所以他365天從不休假。
他養了兩盆花，好像是某個辦公室不想要，他要來的，他很喜歡它們。
天氣好時，他把兩盆花，一盆吊蘭，一盆綠蘿，就拿到二樓的窗臺上，陰雨天，這兩盆花就被他放進樓道口。
每天四趟上下班，每次上下行政樓我都會碰見他。
他常愛跟我開玩笑叫我小丫頭，上樓時他給我敬禮，冬天掛了厚簾子他會給我掀簾子，快遞他幫我取，重物他幫我拿。
有時候伏案時間長，我會站在二樓長長的走廊上看看操場，他就會走過來跟我聊兩句。
去年他女兒高考，考上了省內一所很不錯的大學，他很開心。
他給我看女兒參加學校女神選拔比賽的視頻，我說，“劉哥，你姑娘長得真清秀，是個大美女”。這時的他滿臉堆著笑，回應我，“就是太瘦了，跟你一樣。”
有一天，他用一把小刀給兩盆心愛的花鬆土，我給他打招呼說，“劉哥，你又照料花呢”。他說，“是啊，我從小沒幹過農活，現在反而特別嚮往農村的生活，有片田地種菜多幸福。”
我問，“劉哥，你就是西安市土生土長的嗎？”他說，“是啊，我父母在工廠上班，我就是北門外長大的。”
於是，劉哥打開了他的話匣子，他講到，自己21歲從部隊轉業後，就接替了母親的工作在造紙廠當一名一線工人，工作到第五個年頭，有一天廠裡突然通知他們不需要來上班了，工資照發，就是減少到75%。那時的他，因為單身一人吃飽全家不餓，對未來對金錢都沒什麼概念，覺得什麼都不做還發錢的日子還挺舒坦。
時光總是太匆匆，不論是努力還是荒廢。
三年後，他29歲，造紙廠徹底解散，他正式下崗了。
也到了該談婚論嫁的年紀，此時的他開始變得很驚慌很焦急。
他考了駕照，想開出租，但沒門路，沒經驗，這個駕照至今也沒用上。
後來在熟人的介紹下，他去了一個純靠體力的沙場當工人。
找了同樣遭遇下崗的女朋友為妻，生活就這樣過著。
當然這期間，他到底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生活的辛酸，世間的冷暖。他還沒來得及給我細說，我就要回辦公室了。
他提起女兒時驕傲自豪的神情；他回想往事時略帶憂傷的滄桑；他每次隔好遠就對我的笑臉相迎；有時我出樓他故意伸開胳膊擋我路，我說你是我們的安全衛士，怎麼成螳螂啊？我下班會給他說，劉哥，我走了；看見他吃飯，我會隨口問，今天吃啥啊，面嗎？聞著好香啊......
最近，這種種細節總在我腦海裡回放。
芸芸眾生，他太平凡，太普通，有誰真的關心和在意過他的悲喜？
保安，一個可替代性太強的崗位。
劉哥，卻是我一個不可替代的朋友。
他的知足，他的堅守，他的熱心，他的幽默，他的真實，他的善良。
我們的身邊，有太多這樣的人，每天給我們打掃衛生的清潔工楊師傅，偶爾會來收廢品的老王，食堂買飯的小姑娘，理髮店的小孫......
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人生軌跡被時代推著走，那些看似最微不足道的底層人民。
他們的夢想是什麼？
他們幸福嗎？
經濟學家告訴我們，理想的社會結構是“橄欖型”：頂層和底層都尖尖的，中層構成了社會的中堅力量。
但理想遙遠縹緲，所以我們的社會長久以來總是呈現出“金字塔型”：所有人都不遺餘力地想爬到最頂端的那個階層，所以人們的眼神，向上看是卑微諂媚的，向下看則是厭惡鄙夷的。
於是，頂層貪婪暴戾，中層懦弱自私，底層無助失語。
“低端勞動力”無處安放的只有身體，中產階級嗷嗷被拷打的確是靈魂。
若想爬得高，走得遠，即便再忙碌也還請多向下看看。
城裡的月光把夢照亮，請溫暖他心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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