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先父刘锦堂（王悦之）诞辰一百周年。“七•七”事变前，他因阑尾炎误诊而不治身亡，至今已57年了。记得当时一辆黑色轿车驶到我家门前，将我们兄弟接去医院与父亲告别。进入病房，只见床上的人罩着白被单一动不动，母亲站在床前痛哭流涕，我“哇”地一声大哭起来。那时我刚满六岁，似乎知道死的可怕了。
我对父亲的记忆，从他病逝的那天向前推，只有短短三年左右。我记得，他曾叫我们兄弟到他画室做双手合十的动作，比较谁的姿势好看，原来那时他正在创作《台湾遗民图》，画中有合十的形象，那是1934的事。还记得家里来过乞丐，我们都感到奇怪，以后才明白是父亲创作《弃民图》时请的模特儿，也是1934年的事。
我对父亲的感觉是，他自己的事情很多，不是出门就是待客或作画，只有吃饭时才能和我们在一起。我用筷子扒饭，米粒落在餐桌上，父亲提醒我：“平，不要把饭撒在地上。”（我原名王平）我听了很奇怪，不明白父亲为什么把撒在桌子上说成撒到地上，这是我仅仅记住的父亲对我说过的话，一句乡音浓重的普通话。
1937年3月以后我对父亲的了解都是母亲告知的。父亲去世后他的油画依旧挂在客厅里，每年轮换挂出。母亲告诉我们，《科学与卵生》是什么含意，《亡命日记图》是何时的作品，父亲的油画为什么要装裱，父亲为什么喜欢用黑油彩等等，使我对父亲的艺术有了一鳞半爪的了解，也记住了他的每件作品。
母亲还不断地给我们讲父亲的经历，他家在哪里，有什么亲友，为什么改名王悦之，做过什么事，到过哪些地方。母亲珍藏着父亲求学时的照片及资料，我们得到机会便拿来翻看，似乎对父亲的了解向前扩展了许多。母亲特别爱用父亲的勤奋和成就教育我们，我们父亲三十岁时已是中国西画界的领袖，去世时被尊为艺术大师。
在母亲口中，我从来没有听到过对父亲有一丝不满之意，她总是一往情深地讲父亲的长处。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四年，不长，父亲去世时母亲不过三十七岁，但她没有别的想法，为保护父亲的艺术遗产和培养他的后人，甘愿忍受艰难困苦。母亲的牺牲精神首先感动了我，使我对父亲的爱增加了理性成分，为后来完成父亲的遗愿打下了基础。
上中学后我住进学生宿舍，离开了母亲，便少有机会听母亲讲述往事，对父亲的了解一直停留在儿时的水平。1957年母亲离开了人世，父亲的遗作和遗物转由我保管，开始感到担子沉重。但是，那时我还没有能力去为父亲办一点事。
又过去了二十年，到1977年，情况有了变化，我对艺术的理解也比较充实了，才开始行动起来。我走访了父亲生前的朋友和学生，查阅了三二十年代各种报纸杂志，翻阅了美术书籍和图册，整理了父亲的作品和资料；这些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帮助与持，十多年来已经取得不小的成果：发表了数篇纪念和评价刘锦堂（王悦之）的文章，中国美术馆收藏了他现存的遗作，出版了作品集，《中国油画》、《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二十世纪台湾书坛名家作品集》等大型图书，也都收入了他的生平及代表作。美术界的朋友都认为，被忽略和遗忘了半个世纪的现代美术先驱，理应得到在新美术运动中应有的地位。
尤其令人高兴的是，在刘锦堂诞辰一百周年之际，“中国时报基金会”特意在台北举办他的遗作展，实现了他生前未能完成的愿望。我父亲英年早逝至为可惜，但世界上成就卓著却在世不久的艺术家不乏其人，只有艺术才是永生的。在刘锦堂(王悦之)百年诞辰遗作展开幕前夕，更感到歌德的话“艺术千秋，人生朝暮”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王悦之(1894-1937)，原名刘锦堂，号月芝，生于台湾台中。20世纪早期油画的代表人物之一。青年时期赴日本求学，1920年回国，在上海、北平、杭州等地从事文学与绘画创作。他创办了“阿波罗学会”，出任北京美术学校校长，举办各种画展，作品曾入选全国美展与巴黎万国博览会。历任私立京华美专校长，私立北平美术学院、任院长，兼任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后改国立北平艺专）教授。作品参加二十年代全国美展，三十年代法国巴黎国际博览会。 作品被中国美术馆收藏。出版《王悦之画集》。
原载1994年8月台湾《中国时报》，转载自孟云飞主编《艺海无涯》，光明日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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