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计巍
▷《出路》的三位主人公：马百娟、徐佳、袁晗寒
甘肃会宁县山沟沟里的女孩马百娟10岁才有上小学的机会，她曾梦想到北京上大学，但小学还未毕业便被家人退学，等待着她的生活是：嫁人、打工；
已经第3次参加高考的湖北小城高中生徐佳，终于实现了父亲的遗愿考上了大学，这似乎意味着这个农民工家庭“进阶”的可能，接下来他还要继续自己在家庭中的“使命”——找到一份承载着家人期待的工作，维持生计；
袁晗寒，生长于北京，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在“最好的学校”里接受教育，然而她先于高考退学，在优渥自由的环境中找寻自己的价值和意义。
这是纪录片《出路》中三个主人公在同一个时间内不同的人生路径。他们身处中国社会的三种不同阶层，面对着截然不同的生存环境与出路。
“他们三个人之间如此的隔离，但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样子，人们像孤岛一样。” 郑琼说。
导演郑琼用6年的时间拍摄制作了这部纪录片。虽然片中无时无刻都在呈现着三个年轻人之间的巨大差异，但郑琼想试图通过影像实现的却是——理解。
然而理解并不容易实现。有观众对郑琼说：“《出路》没有让我找到出路，反而带给我的是绝望和无解。”
“绝望可能是件好事，你有没有想过是什么东西让你对此感到绝望？”郑琼回答。
▷马百娟在山坡上读书
“被边缘”的孤岛
发问的观众继续说：“因为在当下的社会中，马百娟和徐佳永远不可能和袁晗寒站在同一个起跑线上。”随后她又讲起了影片中的几个场景：被退学后找工作受挫的马百娟坐在桥边低头想着什么，然后又猛地摇起头，像是在和自己交战；徐佳在第三次备考时对着镜头声音颤抖哽咽地说着自己的崩溃、无助和绝望……
“他们两个像是在这个时代边缘挣扎的人。”这个观众补充道。
“如果你把他们放到成功学框架，放到主流价值观下去衡量，这片子确实挺让人绝望的。”郑琼说，“你在绝望之处再去找‘出口’，那个出口是什么？”
郑琼想起了最近打动她的一部纪录片，关于正在被时代“抛弃”的“川剧艺人”。令郑琼感到意外的是，她竟从这些被“抛弃”的人身上找到了浓烈的生命力。“当现代化那个巨兽的牙齿已经张到这个地方了，”郑琼将手拱成一张凶狠的利齿罩在自己面前，“他们还在这个巨大的牙齿下面努力地跳着舞，在打架，在相爱，那种浓烈的生活，我觉得这是生命力。”
郑琼相信《出路》中的三个主人公：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他们都有着各自的生命力，“只是跟我们想象的不一样”。
当人们从这部纪录片中解读出“阶层固化”、“阶级分化”、“原子化社会”等时下热议的话题时，郑琼不以为然：“那种分化是已经存在在那里的，而我在乎的是这三个生命体”。
《出路》以马百娟的“笑”开场：艳紫色的外衣，左右摆动着的双臂和马尾辫，绽放着一阵又一阵笑容的脸——11岁的马百娟朝着镜头活泼卖力地走过来，她的脚下和身后是被黄土覆盖的山沟沟。“笑得那么喜乐，我很羡慕她”，郑琼说，“假设你是一朵花，你把这朵花的芬芳和它的那种光开到最足，才是生命真正的意义”。
然而这一切在纪录片的下半程改变了。3年后，马百娟被家人退学，理由是脑子太慢跟不上。在她父亲看来，女孩唯一的出路就是嫁人。这时的马百娟不愿再直面镜头，她低着头、侧过身，或者干脆背过身去。“她把所有的门都关上了”，那种笑也不见了。
“她是有很强的羞耻感的，我其实特别能够理解。”曾经三次高考失败的经历，同样给郑琼带来过很深的“羞耻感”。1989年，第三次准备高考时，郑琼觉得自己已经不想见人了，那次高考失败后，郑琼待业，然后到工厂上班。而她的同学中，有人坚持复读了8年却仍未能考上大学。“我不知道她是怎么熬过来的，但我心里一直惦记着她。”郑琼说。
郑琼想把这种被隐匿起来的“羞耻感”撕开，“我觉得它不应该让一个个体自己来承担”。
2008年，开始拍摄《出路》时，郑琼38岁。再往前倒推20年，郑琼正在高考的围墙里挣扎，处境如片中的徐佳。2009年，郑琼回到自己当年在湖北咸宁高级中学的复读班，找到了徐佳。不只徐佳的状态让她感到熟悉，教室里书桌上垒起来的“书墙”也同样如故。“20年，一切都日新月异了，但这个画面一点都没变”。
在徐佳第三次准备高考时，他在镜头前谈论起自己“害怕失败”，哽咽，无助，坐在他对面的郑琼“随时都能看到他的惊恐，还有快要崩溃的那种神情”。
徐佳背负着整座家庭的“大山”。去世的父亲留下遗愿希望他能考上大学，第三次高考时，他终于完成了父亲的遗愿。而在徐佳大学的课堂上，郑琼看到却是很多学生趴在课桌上睡觉，“大家把高考当做生命中最重要的事，它结束了就像是到了生命终点一样，像是在过度补偿”。
不过很快，徐佳便要开始找工作，继续他身上的“使命”——维持自己和家里的生计。“徐佳的自我是特别微弱的，他太早就把满足别人的需求当成第一需求。”郑琼说。在国外剪片子时，当德国的工作人员看到片中的徐佳将“要给她一个交代”当做结婚的理由时，十分不解：难道他们不应该是因为很相爱而结婚吗？
“其实他活得很辛苦。”郑琼说，“为了能在这个城市（武汉）打拼出来、活下来，好多东西他都要压制住。他其实能代表中国大部分人的状态——自我的价值感都很低。”
当拍婚纱照的摄影师对影棚灯下的徐佳说：“哥们，笑一个，闭着眼睛，浪漫一点”时，他嘴角上扬，露出了有些僵硬却又难得的微笑。
▷准备高考的徐佳
“自由”的孤岛
从高中退学不久的袁晗寒坐在家中的秋千上，跟郑琼说笑般地讲述着自己退学的经历：“那个老师特别讨厌，她每天以跟我较劲为乐趣”，“有一天我正在宿舍玩呢，我妈给我打一电话说：袁晗寒咱们卷铺盖卷回家吧”……
这带给郑琼极大的冲击：“她一路上了北京最好的幼儿园、最好的小学、最好的初中、最好的高中，怎么就可以如此轻易地放弃了我一生可能都摸不到的，那么多人削尖了脑袋想挤进去的地方？”
在没有摄像机时，袁晗寒的妈妈对郑琼说：假设我的孩子在二三线城市的话，我要让她死也要死在学校里。而现实中，袁晗寒在这个妈妈的眼中是一位艺术专业的“天才少女”。她可以对学校“说不”，并在千军万马争过独木桥时尝试着自由的滋味。
这种差异带来的冲击也是郑琼想要拍摄《出路》的缘起。
除了资源和环境上的自由，袁晗寒思想上的自由也吸引着郑琼。在郑琼看来，袁晗寒对很多事物都有自己独立的看法，她很有创造力，也很果敢，可以自由地去做决定。
退学后的袁晗寒，在北京南锣鼓巷附近的方砖厂胡同里租了一间小平房，开了间咖啡馆。她在整面墙上画上彩色涂鸦，自己做桌椅，跟卖原材料的人讨价还价，一个人完成了装修。然而，咖啡馆的生意并不好，3个月后关了门。
“我也很恐慌，我恐慌的不是我没事儿干，我恐慌的是我会不会一直没事儿干……”在袁晗寒看来，这种无事可做的状态如果持续上几年，会足以把她逼疯。
后来，袁晗寒转遍了欧洲，在德国科隆学习电影，不久，又考上了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她在找很多艺术的东西，这个跟马百娟和徐佳这种生活在物质匮乏的条件下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在郑琼的眼中，“自由的”袁晗寒一面拥抱着生活的无限可能性，另一面又要对抗着生活中的茫然和无聊。
有人对郑琼说：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之间应该是一种“进阶式”的关系——马百娟应该向着徐佳的方向进阶，而徐佳则要朝着袁晗寒那样的生活去努力，这才是这三个人的“出路”。但郑琼并不同意这个说法。
“你如果要找物质层面的出路，在中国目前的规则下，是没有出路的，人们在这套成功学里面就是死路一条。”郑琼说，“每一个生命都有自己的价值，但这在‘权力文化’中特别不被肯定，你看到的都是各种被标签化的价值。”
《出路》从拍摄到后期，历经了7年多的时间。这期间，郑琼的小侄女从6岁长到14岁，她曾3次看过这部影片的内容，但每一次的反应都不同。6岁时，她看了十几分钟的初剪片段后，对郑琼说：我可不可以把我的压岁钱都给马百娟？我有2500块钱压岁钱；9岁时，当看到郑琼刚刚拍下的关于徐佳的片段时，她笑个不停——影片里的徐佳正在一家叫做“神马公司”的地方等待面试，她说：姑姑，等徐佳找完工作回家，家人问他找了什么工作？他得说是“神马公司”；14岁，当郑琼带着她到德国科隆旅行时，正赶上《出路》在那里剪辑完成，看了完整版的影片后，这个前一秒还用耳机塞着耳朵、难以沟通的青春期女孩儿对郑琼说：我就是徐佳，我也要考大学。
“其实她的家庭就是中国大部分的普通家庭，”郑琼说，“你可以看到，这个环境对于人的改变。”
在一次聊天中，郑琼的朋友对她说：你不觉得马百娟就像是小时候的你，徐佳是曾经的你，而袁晗寒是现在的你的一部分吗？听到这番话时，郑琼的眼泪“唰一下”流出来。
郑琼曾经有过马百娟在农村山野里的那种原始生命力，也有过徐佳身上的那种漫长的、向上的挣扎，而现在，她拥有了袁晗寒的那种可以对很多事情“说不”的自由。
“你就是自己没有考上大学，然后给自己做了一个片子，把自己给治疗了。”郑琼的妈妈对她说。郑琼听后大笑。她说，直到自己三十几岁时，才懂得把脑子里这么多年来被灌输的“鸡汤”和“毒药”，一点一点往外倒。
▷在德国学习的袁晗寒（右）
“隔绝”的孤岛
郑琼曾想过为马百娟、徐佳、袁晗寒三个人“制造”一次相遇，“看看能不能达到一种沟通？”但最终，她还是放弃了这个想法。
“他们之间是无话可说的。”郑琼在拍摄《出路》的过程中逐渐接受了三个主人公就是三条平行线的事实，“他们三个人之间如此的隔离，但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样子，人们像孤岛一样。”
2008年时，郑琼在为《出路》的拍摄做前期调研后，剪辑了一小段关于袁晗寒的影像。她把这部分带给徐佳看，徐佳看后说：每个人的命运都不一样，我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存在，也会努力去改变这个现状。当马百娟看到这段影像时，郑琼发觉她对袁晗寒的生活“没有什么反应”。而袁晗寒本人则对郑琼的《出路》没什么兴趣，也未曾跟郑琼说过自己的感受。
“能让他们相互连接起来的东西是什么？”这是郑琼从开始拍摄《出路》到现在一直在想的问题。虽然片中无时无刻都在呈现着三个“孤岛”之间的巨大差异，但郑琼始终想用影像实现的是——理解。
《出路》拍摄结束后，16岁的马百娟嫁给了她的表哥，平日在一家陶瓷厂打工。采访时，郑琼想起一幕她未来及拍下来的画面：马百娟用手撑着墙，不断地踮着脚往墙里看，郑琼一开始不知道她在看什么，旁边的人提醒说：她在找她的表哥。郑琼有点遗憾没能把这一幕拍下来，“这是她对爱情的期待”。在当下的郑琼看来，对于马百娟的内心世界，她可能只看到了冰山一角，还有很大的浸在水面下的世界，她未能走进。
大学毕业后的徐佳在武汉的一家电力公司上班，和妻子一起挣钱养家，两人还买了辆车。当高考的日子渐行渐远，曾经把高考当作唯一出路的徐佳发觉“其实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但这也只是他回头看时才会有的想法。
袁晗寒即将从杜塞尔多夫大学毕业。她曾回国注册过自己的艺术投资公司，但并没有什么生意。“我觉得如果以后没有固定待在一个地方，每天满世界转悠，也是挺好的，这是最好的选择。”纪录片中的袁晗寒说。
“当你不在一个成功学的框架里面去看，其实每一个生命都是值得被珍惜的个体，即使我没有考上大学我也是有价值的，不是因此一文不值了，即使他没有得到那么多的功名利禄他也是有价值的。”郑琼说，“你在精神上找到出路和自由时，成功学这么坚硬的东西其实你是有力量去对抗它的。”
拍摄《出路》的过程中，在北京打拼了20年的郑琼“停下来”关掉了自己的纪录片发行公司。她称现在的自己身份为“无业”。而事实上，她正在着手自己另一部纪录片的拍摄，而今年的iDOCS国际纪录片论坛也正在她手中筹办。
郑琼为今年的iDOCS定下的主题是：“脆弱与力量”。她觉得，当下社会一点都不容纳“脆弱”，所以她决定要把这些脆弱的力量——失聪少年、渐冻人、盲人、老年人、受奴役者等“边缘人”带入人们的视野。在郑琼看来，这些人从来没要求别人的同情，而是活得很阳刚。
“也许有一天马百娟会到城市里来，她可能会在餐馆里面当服务员，在某个家庭里做保姆，或者正在为你送快递。而当你看到她，就会知道，她走到这里，背后有那么多的故事，那么多的经历，而这些跟你的都不一样。”郑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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