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王伐紂
武王伐紂，是指大約公元前1044年周武王姬發帶領周與各諸侯聯軍起兵討伐商王帝辛（紂），最終建周滅商的歷史事件。依據出土的西周利簋的銘文記載，“武王徵商，唯甲子朝，歲鼎，克昏夙有商。”武王伐紂，一夜之間就將商滅亡，在歲星當空的甲子日早晨，佔領了朝歌。西周利簋的銘文，澄清了武王伐紂具體日期，證實了古籍中所載的“戰一日而破紂之國”的正確記載
西周利簋
西周利簋名“武王徵商簋”、“周代天滅簋”或“檀公簋”，西周早期青銅器，1976年出土於陝西臨潼縣零口鎮，收藏於中國國家博物館。利簋通高28釐米，口徑22釐米，重7.95千克。利簋器侈口，獸首雙耳垂珥，垂腹，圈足下連鑄方座。器身、方座飾饕餮紋，方座平面四角飾蟬紋。此種方座青銅始見於西周初年。器內底鑄銘文4行33字，記載了甲子日清晨武王伐紂這一重大歷史事件。利簋為圓形兩耳方座，這是西周出現的新式樣。利簋銘文內容與中國古代文獻記載完全一致。作器者名“利”，他隨武王參加戰爭，勝利後受到獎賞，鑄造這件銅器以記功並用來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確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銅器。利簋採用上圓上方的形制，是西周初期銅簋的典型造型，同時也是中國古人對天圓地方這種古老觀念的體現。銘文
周部落源自華夏民族，其始祖姬棄就是被稱為農神的“后稷”，為黃帝之後，因為遭到戎、狄等遊牧部落的侵擾，周部落的首領古公亶父率領周人遷移到岐山（今陝西岐山東北）下的平原定居下來。《詩經·魯頌·閟宮》中有“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剪商”，說明周在古公亶父時期就有取代商朝的計劃。在古公亶父與季歷的治理下週部落逐漸強盛，商王文丁為拉攏周國，把女兒嫁給季歷，並封他為“牧師”。但周始終是商朝的隱患，日漸強大的周與日漸衰落的商相互猜疑，進而相互征伐。商王文丁為扼制周勢力發展，殺了季歷，周商矛盾陡然加劇。
商紂王
商紂王姬昌繼位後，國力不足與殷商對抗，固繼續臣服於殷，為殷西伯。但殷商對周並不放心。商紂一度囚禁姬昌於羑里，並殺其子作為肉湯、迫文王喝下。周人以寶馬、美女賄賂商紂，求得釋放姬昌。姬昌歸國後，謀商之心並無鬆懈。他一方面倡導發展生產，制定“有亡荒閱”之法律，大肆搜捕逃亡奴隸，防止勞動人口流失，增強周族實力，使周國附近一些部落歸附。另一方面進行武力擴張，根據《尚書》記載，周國首先討伐西方犬戎及密須等小國，以固後方，接著東伐耆國（在今山西長治西南）、又伐邘（即孟，在今河南沁陽），最後伐崇國，深入到商朝勢力範圍。此時周國已“三分天下有其二”，姬昌便遷都於豐都（今陝西省西安市戶縣灃河西岸），準備進取殷商。姬昌在未完成翦商大業前夕逝世，其子姬發繼位，是為周武王，姬發以姜尚做他的師，周公做他的傅，召公、畢公一班人輔佐周武王，遵循既定的戰略方針，並加緊予以落實
孟津觀兵
周武王九年，姬發先在畢地祭祀姬昌，然後前往東方舉行閱兵，到達盟津（今河南孟津）。設姬昌的木主，用車子運載置於軍中。姬發自稱太子發，表示是以周文王姬昌的名義征伐，自己不敢獨斷專行。然後向司馬、司徒、司空、諸節告誡：“大家要小心謹慎，說到做到！我無知，全靠先祖們留下諸位有德之臣，我這晚輩才繼承了祖先的功業，當致力於賞罰，以鞏固他們的功業。”最終起兵。 姜尚下令說：“集合起你們的部下，帶上你們的船隻，遲到者斬首。”姬發渡黃河，船到河心，有白魚跳進他的船中，姬發俯身拾起用來祭祀。渡過河之後，有一個火團從天而降，落在姬發的屋頂上，凝固成烏鴉狀，它的顏色是紅的，降落時聲音轟隆隆的響。當時，不約而同前來盟津會盟的諸侯有八百之多。諸侯都說：“可以伐紂了。”姬發說：“你們還未知天命，現在還不行。”所以班師回來。
誓師伐紂
帝辛日益昏亂暴虐，周武王十一年（前1045年），帝辛殺王叔比干，囚兄長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著他們的樂器去投奔周。這時武王姬發發覺攻打商的時機即將到來，向所有的諸侯宣告說：“殷犯下大罪，不可不合力討伐
因而遵循文王的遺志，率領戰車三百輛，虎賁三千人，穿戴甲冑的戰士四萬五千人，東進伐紂。十二月戊午日，軍隊全部渡過盟津，諸侯均到達，姬發說：“大家要勤勤懇懇，不可懈怠呀！”作《太誓》向眾人宣告：“現在殷王紂竟然聽信妻妾之言，自絕於上天，違背天理，疏遠自己的同祖兄弟，廢棄其先祖的音樂，敢採用淫亂的音樂去竄改典雅的音樂，以取悅於他的妻妾。所以現在我姬發要替天行道。這次要努力呀，男子漢們，機會難得，不會有第二次機會，更不會有第三次了！
牧野大戰
周武王十二年（前1044年）二月甲子日的凌晨，姬發一早就趕到商別都朝歌郊外的牧野（今河南淇縣西南）舉行誓師。姬發左手拄著黃鉞，右手握著以白色旄牛尾為飾的旗幟指揮將士們說：“來自西方的人們，你們一路辛苦了！”又說：“啊！我的友好鄰邦的君主，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氏、千夫長、百夫長，以及庸、蜀、羌、髳、微、彭、濮各族的人民，舉起你們的戈，排好你們的盾，豎起你們的矛，我要宣誓了。”姬發說：“古人有句話‘母雞是不打鳴的，如果母雞打鳴，必定傾家蕩產’。現在殷王紂什麼都聽女人的，自棄其先祖的祭祀不予回報，拋下自己的家族和國家，放著自己的同祖兄弟不用，反而聽信讒言，對四方各國的奸佞逃犯那麼推崇，那麼看重，信任他們，重用他們，讓他們對百姓橫施暴虐，對商國大肆破壞。現在我姬發要恭敬地執行上天的懲罰。今天的作戰，每次前進不超出六、七步，就要停頓整齊一下，要努力呀，男子漢們！（每次刺擊）不超出四、五、六、七下，就要停頓整齊一下，要努力呀，男子漢們！希望大家勇武，有如虎、羆、豺、離，我們不可迎擊前來投降的人，而要讓他們為我西方之人所使用，要努力呀，男子漢們！你們誰不努力，我將拿他問斬。”誓師完畢，諸侯派兵參加會盟者共有戰車四千輛，列陣於牧野。
牧野之戰示意圖
帝辛聽說姬發前來，發兵七十萬抵禦。姬發派姜尚和百夫長挑戰，用大卒馳擊帝辛的軍隊。帝辛的軍隊都是臨時拉來的奴隸俘虜湊數，雖然人多，但都無心作戰，只盼周武王趕快攻入。在周軍強大威懾下，帝辛的軍隊丟盔棄甲轉而攻擊紂王，為姬發做內應。姬發順勢攻擊帝辛的軍隊，帝辛的軍隊潰不成軍。帝辛逃跑，退入城中，登上鹿臺，把他的寶玉都穿戴在身上，自焚而死。姬發手持大白旗指揮諸侯，諸侯都向他拜手致敬，姬發也向諸侯拱手回禮，諸侯都聽從他。姬發來到朝歌，城中的百姓都在城郊迎候。於是姬發派群臣告訴商的百姓說：“上天將賜福給大家！”商人一齊拜手稽首共兩次，姬發也還禮拜謝。於是進城，到了帝辛死的地方。姬發象徵性的用箭射他，射了三發才下車，用輕劍刺他，用黃鉞砍下帝辛的頭，掛在大白旗上。然後又到帝辛的兩個寵妾那裡，發現這兩個寵妾都已上吊自殺。姬發又射了三發，用劍刺她們，用黑鉞砍下她們的頭，把她們的頭掛在小白旗上。武王做完這一切才出城，回到軍中。
姜尚
武王伐紂之後，姬發把殷商的遺民封給帝辛之子武庚。因天下初定，尚未和睦，所以周武王派他的弟弟管叔鮮、蔡叔度輔佐武庚治理殷國。然後又命召公放箕子出獄。命畢公放百姓出獄，在商容的閭門上設立標誌以表彰他。命南宮括散發聚集在鹿臺的錢財和巨橋的糧食，用來賑濟貧苦的野人和賤民。命南宮括、史件搬走殷人的九鼎和寶玉。命閎夭為比干之墓培土為冢。命宗祝祭享于軍中。然後撤兵回到西方。姬發巡狩，記錄其政事，作《武成》篇。封諸侯，分賜殷的宗廟祭器，作《分殷之器物》篇。姬發追懷古代的聖王，因而嘉封神農的後代於焦，黃帝的後代於祝，帝堯的後代於薊，帝舜的後代於陳，大禹的後代於杞。接著又封功臣謀士，姜尚是第一個被封的，被封於營丘，為齊；封周公旦於曲阜，為魯；封召公奭於燕；封叔鮮于管；封叔度於蔡；其他人也都依次受封。
周朝分封列國
周武王召見九州之長，登上豳的高地，遙望商的都城。周武王回到周後徹夜不眠，周公旦來到他的住處，問：“為什麼不睡？”王說：“告訴你，只因上天不接受殷的祭祀，從我沒生下來的時候到現在已經有六十年，遠郊和遠郊以外到處是麋鹿和飛蟲。因為上天不接受殷的祭祀，所以我才有今天的成功。上天建立了殷國，殷國有賢人三百六十人，卻不重用，所以會有今天的結果。我還沒有真正得到上天的保佑，哪有功夫睡覺！”接著又說：“要想真正得到上天的保佑，我們必須應依靠太室山，把作惡的人統統找出來，加以貶黜，與殷王受同罪。日夜慰勞人民，安定我西方，我要提倡克盡職守，直到我們的德教弘揚四方。洛水拐彎處到伊水拐彎處，是人們定居在平坦之處，這是夏人的活動中心。這裡南面可見三塗山，北面可見太行山，背靠黃河，還有洛水、伊水，距離太室山又近。”於是在雒邑（今河南洛陽）營建了周城離去。把馬放於華山之南，把牛放於有桃林之野外，把武器收起來不用，整頓軍隊，解除武裝，向天下表示不再用兵。
影響武王伐紂是中國歷史上的一件具有劃時代意義的大事，是中華文明史上的一次偉大革命，它是商衰周興的轉折點，經過牧野之戰，一戰而勝，結束了商王朝的統治，對推動中國歷史進步起到積極作用，它標誌著歷史的進步和發展，伐紂成功之後，西周開始實行分封制，中國從此建立了長達800年的周朝，周朝的經濟、文化、生產力水平比商代更高，並培育了中華民族的文明。武王伐紂的五百多年後，作為商族後裔的孔子，面對輝煌的周朝，這樣傾心表達對滅掉他祖宗之國的周朝的認同：“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評價
對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有很多說法，有說是因為周武王討伐商朝時有精密的討伐策略，有說歸功於以周部落為主的強大聯盟軍，也有說武王伐紂勝利的原因是因為得到了天時地利人和的條件。但究其最主要的原因商朝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呈現白熾化，民心渙散，商朝的將士無心戀戰，倒戈相向。周武王、姜尚等人遂把握這一有利戰機，乘虛蹈隙，大舉伐紂，經過牧野之戰，一戰而勝，結束了商王朝的統治。武王伐紂同時是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的一個政治倫理的難題，《史記·伯夷列傳》說：“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如果最高統治者殘暴無道，下面的人可不可以用武力推翻他？如果不推翻，他會繼續實行暴政；但如果要去推翻一個暴君，也會傷害許多人，還不一定能成功。或者說，這裡有一個“度”：過了某個限度也許就可以採取行動了。但即便如此，也還有對暴力屬性的恆定評價。對於政治倫理的討論，不爭有時或許是明智的，但難題自然不會因為不爭論就消失。也許，我們可以同時觀照武王、夷齊兩方的各自意義，乃至同時保持兩種不同的觀點。日常政治倫理中大家還是反對暴力，維護能夠保障人們安全與和平的政治秩序；但在有些特殊和緊迫的政治形勢下，政治家可能也會有因時制宜的“權”，還是不得不採取某種斷然的、道德上一般不應採取的措施。但即便如此，也不要趾高氣揚地去這樣做，更不要號召人們為此大唱讚歌，尤其是涉及大規模暴力和戰爭的事情。故古人老子有言：“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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