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Joan Xie （謝炯） and Sam Perkins
內容：13位中國詩人的英文翻譯短詩98首
出版社：Three Owls Press, New York, NY
出版後記
十三片不同的葉子為什麼會長到一棵樹上？
他們分別叫做陳先發，胡弦，毛子，雷平陽，藍藍，湯養宗，王家新，李少君，阿信，古馬，潘維，池凌雲，于堅。除了都是根植於漢語土壤的中文詩，這些詩人的語言修辭各有千秋，性格南轅北轍。什麼樣的命運契機將他們安排在同一本翻譯集裡面的？什麼樣的巧合？我剛開始將翻譯詩歌發表在自己的微信平臺上時，有人曾經問我，陳先發請你翻譯嗎？我當時一愣，沒有。不僅沒有，而且陳先發再三推說不用翻譯他的詩，因為有人在翻譯。 那人追問道，那麼你為什麼去翻譯？浪費這種時間。我又一愣，在我，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發生從來不需要理由，而且人類的絕大部分活動就是在浪費，甚至就是為了浪費時間。仔細想來，大凡進入翻譯這行的人，多數得到了某種事先的委託，多少是出版社見某書在某國暢銷，願意花錢請翻譯界權威人士翻譯成本國語言。沒人請我，也沒人付我錢，事實上我並不是翻譯領域裡的人。我連走進這扇門都純屬偶然，不過看到門沒關緊，自說自話推開了，但是，翻譯這本詩集恰恰與我自己的創作過程休慼相關。
2016年10月21日，上海
2016年春天，我第一次翻譯中文詩歌，翻譯的是陳先發的成名詩《前世》。 陳先發見我在美國生活了幾十年，又寫了幾首中文詩，以為我懂詩歌翻譯，非常信任我。他並不知道，我處在創作初期的混亂狀態。我於2014年12月重新動筆寫下第一首中文詩後，欲罷不能。 畢竟我有長長的人生，從來沒有寫過，想寫的，能寫的非常多。但是，我發現自己的中文瀕臨消失貽盡的邊緣。寫中文詩初始， 靠的是所謂的“原始記憶”。寫到夏天，我放棄詩歌，寫了一堆微小說和散文。 夏季陽光兇猛，花果成熟之時，我又開始寫詩，但改用英文寫。整整一年的時間內，我不斷在兩種語言之間搖晃，彷彿喝醉了酒的人。不過當時，我對現代漢語詩的認識停留在大學裡讀的朦朧詩階段。
2015年秋天，復旦大學的老朋友倪劍來紐約出差，她建議我不要悶頭一個人寫，應該多和其他國內成名詩人交流。她說，復旦的陳先發現在是中文詩壇的佼佼者，你當年在復旦時是否應該見過他？ 我對陳先發印象模糊。八十年代的校園詩歌圈非常大，凡是懂點文學的都曾寫過幾首詩，幾乎所有人都稱自己是詩人，幾乎所有寫詩的都在某個場合見過另一些寫詩的， 當時我沒有接茬，我平素不愛社交。2016年春天，我對自己的寫作不甚滿意，想起倪劍的建議，就找到她。她把她認識的幾個中國詩人的微信和詩轉發給我。我讀了一些，發現三十年來現代漢語詩在修辭上，意像的締造上，結構的運用上已經走到了我完全陌生的高度。陳先發的詩意象奇特，別出心裁。聯繫上陳先發後，見他對翻譯有興趣，我開始翻譯他的《前世》。回想起來，一個略有經驗的詩歌翻譯家是不會去碰 《前世》的。 這首沒有註解的詩套用了中國傳統戲劇中的“梁山伯和祝英臺化蝶”的故事，而“化蝶”沉浸在中國文化中良久，早已不是簡單的愛情故事，而是獨有的生命輪迴的文化象徵。形式上，此詩多為排比句，又從古詩詞中嫁接來不少形容詞，人物多重，跳躍幅度過大。翻譯的解說成分過多，詩意頓失，而解說不夠，則一團霧水。相比陳先發後期的詩，這首呈現出無比的翻譯難度。單是一句“脫掉了內心朝飛暮倦的長亭短亭”就足以讓人無從入手，百感交集。好在當時，我茫然不知其難。反反覆覆翻了《前世》，然後翻了《丹青見》，但無從知曉翻譯結果的好壞。
2016年秋天，我到俄國旅遊，期間路過中國，拜訪了陳先發。他是個表面非常沉穩安靜的詩人，話很少，高傲，敏感。他選擇的總是一個僻靜的觀察者的位置。這樣的人，他的內心世界卻像一片剛被雨滴彈到的桑葉，在逆光中不為人知地微微顫動。他送我他的兩本書《黑池壩筆記》和《寫碑之心》。落筆題詞前他問，你會讀嗎？我當時大概沒及時回答，他不滿地瞥了我一眼，把書悄悄放回桌邊。我回過頭來一看，怎麼他沒把書給我，便問他，他又追問了一句，你會不會讀？我保證會讀之後，他才把兩本書遞給我。這次見面後，我重新翻譯了《前世》和《丹青見》。當時，我開始朦朧地意識到，技巧除外，翻譯其實是一個深度解讀的過程，與其說你翻譯一首詩，還不如說你真正翻譯的是文字後面的人，除了對文字的理性認識，更需要對人的感性直覺，譯者和作者不認識，缺乏交流的情況下是很難真正翻譯好一首詩的。
從莫斯科回美后，我心想，不知道中國現在到底有多少人在寫詩。我搜索了微信，對鳳凰主持的詩藝群頗感興趣，加入後在裡面結識了一批默默耕耘的中國詩人。他們對中外詩壇的熟悉程度令我驚訝，其中不少人很能寫，經常一天寫四首。我讀他們的詩， 也讀了不少他們介紹的中外詩人的詩， 同時花了不少時間和他們在微信群裡交流，同是愛詩者，年齡與經歷並不構成我們之間的交流障礙。 2016年底到2017年初的期間，我寫了大量的中文詩。2017年2月底，我去紐約92Y寫作中心參加一個保羅·奧斯特（PaulAuster）的讀書會。 作為一個藏書者，我以前也經常出席此類讀書會。 這次不同的是，我自己成了寫作者。在成為小說家前，保羅也寫詩，他的小說裡總是飄蕩著詩的靈魂。保羅在臺上大談他的創作過程，我在臺下心不在焉。自從開始寫作後，我的外在世界變小了，內心卻在無限擴大。讀書會結束後，我在廣告牌上看到詩歌中心春季大師班的招生海報。92Y詩歌中心是美國數一數二的詩歌中心。 我不知道大師班是什麼，我一生讀過23年書，各種專業，卻從來沒有進過文學寫作班。我心想，既然自己不想坐在臺下，就得往臺上靠。 回家後，我遞交了申請，兩星期後收到了錄取通知。
2017年10月大師班同學倩園聚會，Damon, 我, Catherine, Arrye, Sam
大師班共有六堂，每星期六在老師CorneliusEady家裡舉行。 Eady是位南方詩人， 80年代末在黑人詩人還很少的年代即已成名。 他長得有點像著名的牙買加歌手鮑勃·馬利（Bob Marley）， 編成細辮的黑色長髮，骨骼巨大，長手長腳。他住在曼哈頓西村一間精緻窄小的公寓裡，書桌擺在走廊裡，客廳非常小，從地上到天花板，堆滿書籍和唱片。這麼大個的人在小玩偶的房子裡轉圈，有點像他牆上畫中水池裡打轉的烏龜。客廳朝向爬滿紫藤和懸鈴木的後院，薔薇尚未開花，小心翼翼地攀在木架上。寫作班共有7位學生，年齡性別種族各異。 大家先介紹了一下自己，我發現他們都有比我長得多的詩齡，其中Sarah是成名的小說家，Sam哈佛大學時代已經是詩人。Eady要求大家談一下為什麼寫詩並讀一首自己的詩。輪到我，我說，詩是我和世界之間唯一有效的交流方式，好比有的人用橄欖球棒， 有的人用歌喉，我用詩。不同的是，別人花了很短時間就找到自己的方式，我卻花了整整半生，這多少令我百感交集。第一次，我在陌生人面前朗讀了自己的詩，詩名叫作“Nothing Made Me Happier Than Finding These Objects（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這首詩後來成為我在國內出版的第一本詩集的書名。寫作班採取的是討論的形式，每個人輪流讀一首自己的詩，其他人發言幫助修改。六堂課上得很快，這期間我寫了一大批後來陸續發表的敘事詩，像《站街女》《洗窗者》《法官大人》《玻璃門》等都直接取材於我作為一個移民同時又是移民律師的親身經歷。
大師班結束後，我覺得應該把大師班這樣的經驗搬到中文詩歌實踐中來。2017年4月底，我發起了詩藝X詩社， 集合了詩藝群裡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國詩人，在平臺上自由討論交流創作經驗。微信中詩群很多，大多數有好幾百人，不是成為佈告欄，就是各講各的，對詩歌創作本身毫無幫助。我成立的詩社限制在三十人以下，每個人都是創作量可觀的詩人。有些在詩壇已成名，有些默默無聞；有些住在中國農村，有些和我一樣長居海外。每個月我們在詩藝平臺上發表一期作品，而更多時間，我們用在修改彼此的作品或討論詩觀。5月底，我從英倫三島旅遊回紐約後，Eady寫作班的同學Dana來電，希望大家到她家小聚。Dana本人除了寫詩，是曼哈頓一家寵物店的老闆。Dana的晚宴中，聊起中國詩歌的現狀。我說，中國當代詩人技法上和現代英文詩非常接近。詩人們表示驚訝，幾個人中，除了Arrye聽說過北島，其他人對中國當代詩人一無所知。 相比之下，國內的詩人對海外詩歌不僅瞭如指掌， 而且開口閉口都是外國詩人的名字。 我說，我翻譯了兩首詩，發給你們看。回家後，我把翻譯的《前世》和《丹青見》發給了Sam Perkins。Sam曾經是《讀者文摘》歐洲部主管，有長年編輯的經驗。Sam說他不會中文，讓我發給Catherine。Catherine是華裔，剛從大學畢業，在一家網絡公司做項目。Sam以為她會中文。 結果我發現Catherine也不會中文。但我請他們倆在我翻譯初稿的基礎上進行修改，我交給Catherine四首，Sam六首，他們一口答應。因為我自己掌管一家律師事務所，業務繁忙，他們倆就在我下班後到我辦公室隔壁的墨西哥餐館碰頭。三個人就幾首詩在餐館裡佔了一排車廂座，第一次，坐了4個小時，喝掉了9杯朗姆雞尾酒，我講解了一通中國當代詩人的背景。好比陳先發寫道，“對匱乏的渴求勝於被填飽的渴求”，Sam和Catherine完全不明白他的意思，但我知道這和中國過去三十年轟轟烈烈的全民商業化有直接的關聯。過去三十年，被填飽的又何止肚子，而需要減肥的也絕不止於身體。因此我對Sam和Catherine做了大量的解釋工作。
之後，我們開始定期聚會討論翻譯。前前後後，花了將近兩個月的時間，才翻完十首詩，但是說“翻完”，不過是暫時不去碰它，事實上，詩歌翻譯上，從來不存在“徹底翻完”的時候。在這點上，翻譯，寫作和人生極其相似，永遠處在“形成之中”。翻完陳先發後，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既然美國詩壇對中國詩人所知甚少，我們為什麼不將更多的中文詩翻譯成英文呢？我找到詩藝平臺的群主鳳凰，讓他介紹我認識更多的中國優秀詩人。鳳凰搞公共平臺，和我共同扶持，組織了詩藝X詩社。 他給了我他手上所有的名詩人們的個人微信號，其中包括胡弦，雷平陽，毛子，湯養宗和藍藍。因為是毛遂自薦，鳳凰和他們也沒有私交，我把完成的翻譯做成一期平臺，發給每個詩人，希望得到翻譯他們詩歌的許可權。沒想到，不費吹灰之力我便得到了五位詩人的肯首和支持。我至今不清楚他們為什麼會盲目地相信一個微信平臺上萍水相逢的人。
得到許可之後，我很興奮地馬上把胡弦的翻譯好了。翻譯的神秘性在於，有時候譯者會突然和一首詩窄道相逢，幾乎本能地就知道應該翻成什麼樣子。胡弦的《平武讀山記》就是我非常有幸翻譯的一首詩。我只翻譯了一遍，英文自動呈現，幾近完美，連Sam和Catherine都很驚訝。“我愛絕頂，也愛那從絕頂滾落的巨石——如它愛著深淵：一顆失敗的心，餘生至死，愛著沉沉災難。”什麼樣的詩人能夠在註定的失敗中看到生命過程的偉大？從災難中提煉出人性的尊嚴？我在這首詩中清晰地讀出胡弦思想的經脈和那種銀杏葉面似的音形色的完美。他的詩令我像大熱天喝了一杯冰水一樣酣暢。翻完胡弦之後，我們又開始翻譯毛子和雷平陽。說好由我翻譯，Sam修改雷平陽，Catherine修改毛子。我非常欣賞毛子詩裡的溫厚和誠意，那股淡淡的對天地的慈悲感懷和憂傷，以及那陣雨過叢林時山毛櫸的瑟瑟聲。相對胡弦和毛子，雷平陽的現實主義敘事詩呈現奇怪的難度。他的詩如劍蘭葉一般銳利，特別是他最出名的兩首敘事詩《殺狗的過程》和，不管怎麼改，總是感到什麼地方不妥。我有時徹夜不眠地琢磨，誤區到底在哪裡？難道是我的內心沒有強大到像雷平陽一樣可以把殘酷的現實寫進詩裡？他那些執迷不悟的可悲的家狗，和惡聲惡氣大叫的青蛙著實我不舒服。但這就是他的風格，你不得不佩服他的率真，獨特和大膽。一開始，他的《集體主義的蟲叫》被我翻譯成了The Calling of Insect Collectivists, 後來又改成The Calling of Collectivist Insects。我左右琢磨，覺得他詩中叫的不僅有蟲，青蛙還有猿猴，哪裡是英文裡的“蟲子（Insects）”。 我又想起武松拳打母大蟲，中國人顯然把在地上爬的都叫作“蟲”。我得把蟲去掉，於是又改成The Calling of Collectivists. 出版前最後一秒鐘，終於找到靈感，改成了The Calling of Collectivist Creatures，Creature一詞可大可小，涵蓋一切地上爬的，天上走的，才使整首詩的寓意呈現。
2017年8月的一天晚上，我們三個坐在我家客廳，面對一輪滿月和窗下銀緞一般波動的哈德遜河，Catherine指著天空說，這個不是毛子的月亮嗎？我們拿來賭吧。 我們的翻譯確實類似一場豪賭，既沒有經驗，也沒有計劃。回想起來，也許就是為了湊在一起借個理由喝酒。毛子還沒有徹底改完，Catherine沒了工作，她在重新找工作和回學校進一步讀書之間不斷猶豫，而她的同學們紛紛成家立業，她感到自己在詩歌這條道路上非常孤單，便對翻譯無精打采起來。走掉了Catherine，Sam和我也索然無趣，Sam勉強改完雷平陽後，開始消失無蹤。他不回我的郵件，翻譯全面擱淺。這使我陷入非常尷尬的境地，因為我已經信誓旦旦答應了幾位詩人，儘管人家不催我，我覺得不完成翻譯任務，言而無信。沒有辦法，我們的翻譯沒有實際收入，與生存無關，且看不出前景，我只好一個人硬著頭皮幹下去。湯養宗的詩接近散文體，隨筆到處，處處出詩，和我自身的簡約風格距離較遠，我翻譯了十首，卻一首都不滿意。後來改了又改，至今還是不滿意，因此最後在這本翻譯集裡只收錄了過得去的三首。藍藍的詩情感飽滿，又著豐富的音質，把旋律控制好是翻譯藍藍詩歌至關重要的一步。我往往在翻譯藍藍時先翻出她的主旋律，然後再圍繞主調翻譯變奏。我意識到，如果想鼓勵Sam和Catherine繼續幹下去，我必須擔起責任，將翻譯件發表到美國文學雜誌上去。尋找發表渠道一點不比翻譯來得簡單，8月中，我從美國筆會討來美國詩刊雜誌清單，寫好自我推薦信，將翻譯好的陳先發挨個盲投到凡是號稱接受詩歌翻譯的文學雜誌。 我初入文壇，平生第一次投稿，投出去後，杳無音訊。後來，我詢問身為《揚子江詩刊》主編的胡弦盲目投稿被選中的概率是多少。他讓我猜。我說10%，他說最多隻有2%。
整個初秋，月夜流動如水銀， 而一首詩一直在我腦海徘徊， 那就是王家新的《回答》。 6月，我第一次讀到王家新寫於1998年的長詩“回答”，立刻被此詩深深打動。 打動我的原因其實非常簡單，因為詩裡描述的是我熟悉的心境。對於我，這是一首似曾相識的詩。這首詩通過對個人命運的反思，直指八十年代大學校園中成長的一代人對自我存在價值的探索及其複雜曲折的心路歷程，同時探討了這一代人面臨的中西方文明的嚴峻挑戰。這一代人從天安門的影子下走入滾滾商海，詩在他們的心目中，是否還有地位呢？記得1995年夏天在王府井的咖啡館裡，我的一位窮困潦倒的文學朋友指著大街上的奔馳對我說，你下次回中國來時，我一定開奔馳來接你。二十年之後，我仍然在美國，他擁有的車遠遠超過一輛奔馳，當然，他再也不玩詩歌那種“雕蟲小技”。我把自己的詩傳給他時，他說，你怎麼到現在還在寫這種玩意？是啊，誰讀？ 而1998年時， 王家新已經掂量過了一切，思考的結果便是這首長詩《回答》。見我讚美《回答》，鳳凰問我要不要加王家新，他有王家新的微信號。我說，不用了，他太有名，我不想去煩他。我一時想不出和他攀談的理由。王家新的作品大部分已被史春波和喬治·歐康尼爾兩位傑出的翻譯家翻成英文，他的英文詩集在美國也能買到，我選擇翻譯的詩人也侷限在我的同齡詩人中間。不談翻譯的話，兩個陌生人自然開始交流的可能性非常小。不過，我倒是從一開始就本能地感覺到，這首《回答》從未被翻譯成完美的英文詩， 它等待一個具有強烈認同感的人來翻譯。過了一個月，我和鳳凰再度談及長詩的技巧， 他又把王家新的微信號給我。我想，好吧，加就加，他也可能不理我。沒想到，王家新是個極易交談的人，我們自來熟，很快便天南海北交談起來。他機敏健談且直言不諱，對我文字的評價非常公正尖銳。
進入金秋，突然得到很多好消息。《美國詩天空》發表了四首胡弦的翻譯詩。愛荷華大學國際翻譯中心來信要求在頂尖的《交流文學雜誌》發表陳先發的四首翻譯詩。交流文學雜誌社派了一位高級編輯給我，要求我修改其中一些翻譯得不夠明確的地方。我在原稿基礎上修改了五六遍，才達到要求。愛荷華大學是美國少數幾個以發展推廣國際文學交流為宗旨的大學，它的國際寫作中心素來是世界著名詩人作家的搖籃。我們的翻譯能夠在完全沒有內部關係的情況下被選中，無疑是天大的鼓舞。10月20號，我們三個被邀請去紐約的BloomReading詩歌朗誦會，我讀了中文，Sam和Catherine分別讀了英文。 會後，不少紐約詩人前來和我攀談。大家都希望以後能都讀到當代中國詩人的作品。11月中，我們的翻譯發表後，我邀請了Sam和Catherine在著名的美國“藍煙”餐廳慶祝了一番。在給《交流文學雜誌》寫的翻譯觀點論中，我指出，如果把翻譯當作一場動刀手術，那麼好的詩，就像身子骨健康的人一樣，是經得起折騰的。你把一首詩剖開，分解，把詞語像內臟一樣拎出來，然後塞回去，一首糟糕的詩會垮掉， 而真正的好詩是不會的。當時，我的目標是將毛子、雷平陽、藍藍和湯養宗修改完畢，發送美國雜誌發表，還沒有任何出版書籍的計劃。寫到這裡，我必須提到徐儉。在南京某大學教英文的徐儉和我是微信詩友，我發現他對詩歌語言異常敏感，英文閱讀量甚廣，因此經常交流。《交流文學雜誌》要求修改時，他給了我非常寶貴的建議。因為他本身能夠閱讀中文，他的建議在對原詩的理解層面彌補了我的疏忽和不足。2017年12月，我動身去中國前將翻譯稿分頭髮給了Catherine和Sam，寄希望予交流文學雜誌的出版使他們迴歸翻譯行列。
2017年12月13日 和胡弦，孫冬南京“朵上”合影， 蕙芷攝
12月13號，我先到南京拜訪胡弦。胡弦和我的想象非常一致，典雅含蓄，看似憨厚，卻有深藏不露的幽默和鋒芒。我問他，你最近在忙啥？他說，哎呀，這幾天我忙著管那片瓜地。我說，你不是吃瓜群眾嗎？他在眼鏡後面嘿嘿地笑。後來問起他寫詩的經歷，他說以前剛從徐州到南京，企圖學裡爾克一輩子不結婚。停頓後，他略微害羞地發出一個幸福男人的笑聲。胡弦請我到女詩人蕙芷的家庭餐館朵上小酌，在場的還有南京女詩人孫冬，我們花了很長時間拍照。胡弦對照片形象非常講究，衣服太臃腫不行，笑得不自然不行，露齒也不行，正不行，側不行。但他最好的幾張照片卻是我趁他不注意偷拍的。 蕙芷趁我不注意，也偷拍了我一張低眉順目的半身照。一個月後，我發現她在同樣的位子，給王家新拍了張同樣角度的半身照。初冬的南京陰冷，銀杏尚未完全落盡，旋在半空的葉子黃燦燦的，偶爾飄進頭髮。我爬上燕子磯，看了一眼滾滾東流的長江。臨走時，抱走一堆為人禮數周到的胡弦送給我的禮物：《陣雨》《沙漏》《空樓梯》三部詩集，兩罐高山茶， 一套精美的茶具。
15號一早，我坐高鐵趕赴北京，下榻在南鼓鑼巷裡的涵珍院。因為在北京要辦的事很多，我希望一次見到所有人，事先找王家新約時間。他說，你先來，你來後找我，只有你們美國人才預約。我離開中國幾個世紀，早已不習慣這麼隨性的社交方式，心裡總覺得很不踏實。好在，有一個方面我佔絕對優勢，那就是酒量。事先毛子向我透露，我將見面的朵漁和李少君都不會喝酒，王家新只喝德國啤酒，不用擔心他們。我到的那天，北京天氣晴朗，藍天高遠，枝椏上白雲朵朵，我的心情也晴朗起來。黃昏時，王家新來到南北鑼巷，他腰板筆挺，精神矍鑠，兩道濃眉，握手堅定有力。 他對這一帶和我一樣不熟，轉了兩圈，在張大千故居附近找了家雲南火鍋店扎進去。我們交換了許多海外打工和到處閒逛的經歷。王家新出身成長在南方，卻落戶在北方，他的詩風和人格上都明顯體現出北方的冷峻和強硬，而在這冰雪下面，卻無時無刻不流淌著南方的潺潺小溪。王家新說第二天他在中關村請洪子誠，讓我一同去赴宴。第二天，我跑去，他請了一座人，洪子誠、胡桑等，連我本來就希望約見的藍藍也在。藍藍長著好看的瓜子臉，個性溫和、舒坦，很像她自己筆下北京白楊樹毛茸茸的葉子。她說平時需要照顧母親，鮮少離開北京，她很幸運有兩個女兒。洪子誠上了年紀，有點怕冷，裹在棉襖裡，氣色紅潤。王家新送他剛出版的散文集《教我靈魂歌唱的大師》，他親暱地和王家新開玩笑說，你這是什麼時候寫的？整天跑來跑去，奇怪哦，怎麼有時間寫書？王家新筆頭迅捷大概是赫赫有名的。飯局散後，我獨自穿過人跡稀少圓明園，夕陽徐徐沉落湖心，寒風刺骨。
17號早晨，我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見到了李少君。李少君人如其名，謙謙君子，胸有成竹，是個既有抱負又有條理的人。他是個大忙人，當時在開一個書籍發佈會，我因此借光聽了聽。近十年我在美國很少親臨會議了，有事情也是視頻會議。北京會議室的暖氣開的實在太足，我感到悶熱無比。會議結束後，我和李少君聊了幾句，他問我在翻譯哪些人的作品，我說有雷平陽，毛子，胡弦，湯養宗，陳先發，藍藍等，他認為翻譯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應該繼續。不知道我們為什麼突然聊起星座。好像有種說法，現在寫詩的都是處女座的。李少君不是，他是射手座的，但他沉穩無比，更像是海南島上巨大的芭蕉葉，沒有颶風時巋然不動。
午後，我在鼓樓上讀節氣表，剛讀到《大雪》篇，王家新打電話來，讓我趕緊從鼓樓下來，在公交汽車站等他一同去吃飯。沒有想到他會在百忙之中如此熱情相陪，我匆匆忙忙從鼓樓陡峭狹窄的木樓梯爬下來，跑到鼓樓前的公交汽車站。我在那裡等了很久，仍不見王家新人影。王家新又打來了，他說他已經在立交橋上，我只要往立交橋方向走兩步就能看。我舉目四望不見立交橋，問路上行人。路人說，往東走，那裡好像有座立交橋。我沒辦法了，沿著東邊的大街往前走。越走越不對，一條大街直直的，前方在修路，卻沒有任何橋。我想，瞎走，還不如折回鼓樓。到了鼓樓一看，王家新的車停在下面。我說，王老師，我找不到你說的立交橋。他嘿嘿笑著說，看錯一棟樓，還以為那個是鼓樓。我們在使館區，走進一家酒吧，午後非常安靜，酒吧裡洋溢著溫馨的鋼琴曲，他點了一碗法國濃湯，我要了一杯茴香熱紅酒，他讓我一定要嚐嚐這裡的豬油黑麵包。我問了他很多有關《回答》這首詩的寫作背景。他毫無保留地告訴他的經歷和當時的心情。談到當年他獨自住在北京郊區昌平的土屋裡，妻離子散，不免傷感。王家新藉口要抽菸，走到酒吧後的小院去了。他是那種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中國知識分子，富有原則和理想，像北方高大的白樺樹，枝葉挺拔，質地尖硬，獨自挺立在白雪皚皚的原野，但當你剝下白樺樹皮，你會發現柔軟的一面居然可以寫字。
2017年12月18日，北京，和王家新合影
見過王家新之後，我對翻譯《回答》產生了極大的興趣。要想把這首句子特別長而拗口的詩翻譯得氣韻生動非常不容易。詩歌翻譯是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明明每個翻出來的字都準確，語法無誤，連意思也翻得清清楚楚，卻無法在另一種語言裡生龍活虎起來成為詩。這令我想起童話《木偶奇遇記》。你造好了木偶，上了最美麗的漆，鼻子眼睛都刻的一板一眼的，到最後，需要一口氣將木偶吹活。 而活的東西，之所以活，有時恰恰活在引人注目的不完美之中。《回答》是很長的一首詩，共有二十段。我翻了前四段給王家新看。他鼓勵我繼續。我告訴胡弦我在翻王家新，他說，你翻雪山啊。“回答“證明是座極具挑戰性的大雪山。翻到第五段，我開始高山缺氧。Sam和徐儉幫我改了一遍後，我覺得離開原本的詩更加遠。王家新自己是個翻譯家，他知道翻譯的難處，他鼓勵我，讓我慢慢翻。期間，我仔細閱讀了王家新的詩集，以及散文集《教我靈魂歌唱的大師》，在散文集中找到了不少他的詩歌風格和思想的痕跡。王家新非常認同艾略特的“引文寫作”，認同詩歌必須讓所有的時代“並存”於現在，突破一己抒情，在更開闊成熟的層面上“以文學歷史之舌說話”。同時，我又閱讀了里爾克的《杜伊諾哀歌》和《致俄爾浦斯的十四行詩》。在這之前，我只讀過里爾克的短詩，他的《秋日》一直是我最喜歡的詩之一。里爾克的長詩有其獨特的震撼力。我讀了兩種英譯版本，在其中選擇了《回答》開頭引用的里爾克詩句“Nor are sorrows understood…（苦難尚未認識）”。 這句話怎麼翻，其實定義了整首詩翻譯的基調。“Nor are”暗示在“苦難”之外還有其它沒被認識的東西，好比“天命”, 好比“愛”。 而“understood”的準確定義是對命運應有的“深度認識”。得到了這句英文後，我覺得自己突然深入進了《回答》的核心，餘下的一切開始煥然開朗。 可見每一首詩都有一個內核，翻譯一首詩，就是要撥開枝葉，深入到這個核心。在很多詩歌中，內核往往包裹在盤根錯節的語言中深藏不露，只有認識詩人，瞭解詩人，才能真正走入詩人靈魂的迷宮。
經過十幾次的反覆修改， 我在二月底終於完成了《回答》的翻譯。在翻譯過程中，徐儉和Sam都分別提出了寶貴的修改意見。 我把翻譯稿發給程一身看，他說，你翻譯了這麼多詩，何不出本翻譯集？我心想，這也是一個辦法。雜誌的發行量有限，但出版一本書，只有51首翻譯詩是不夠的。於是，在原有的翻譯上，我又增加了五個人的詩：古馬，阿信，潘維，李少君和池凌雲。他們全部出生在六十年代，是我的同齡人，只有他們的詩，在沒見面的情況之下，我憑自己的生平經歷，還有了解的可能性。因為有出版的目標在前，加上翻完《回答》後我對翻譯有了嶄新的認識和自信，我日以繼夜地翻譯第二批詩人。但是我的熱情仍然無法激勵Sam和Catherine，Sam無精打采，Catherine推三阻四，不願再參與翻譯，同時，徐儉也宣告不再介入我的翻譯項目，期間，我又請黑子提供了一些寶貴的修改意見，但他的翻譯觀與我不同，也無法真正參與翻譯。我硬著頭皮日以繼夜翻譯完所有人的詩。 一直到三月初，Sam終於休息完畢又開始工作，於是，我和Sam兩人緩慢地逐批進行翻譯修改工作。我們在紐約世貿中心的商場裡找到可以坐到晚上10點不被人驅趕走的座位，每星期二晚上工作五小時，突擊了將近四個月，才將所有翻譯重新翻譯了一遍。對照我們的終稿和最初以及中間的翻譯稿，簡直面目全非。幾乎每翻一遍，就清晰一點。我想一個自覺的寫作者和翻譯者，對不成熟的不完美的部分有類似身體的不舒服感，我經常半夜醒來恍然大悟一句詩應該翻成什麼樣。最終，長詩《回答》沒有收在這本翻譯集中，而是發給了英國一家文學雜誌。 我又另外翻譯了王家新的六首短詩，替代了《回答》的位置。所以這本翻譯集裡都是短詩， 以便使整體格式統一。
為什麼在翻譯這件事上我如此強調合作的重要性呢？因為翻譯與純粹的詩歌創作不同，需要“另一隻眼睛”的審視。翻譯的尺度非常難掌控，一個母語是中文的翻譯者，中譯英，容易被中文原詩的詞語，文法和句式綁架，因為語言有先入為主的功效，讀完中文以後，不受其影響不可能，所以母語是中文的翻譯者中譯英，翻出來的英文往往太貼近中文，缺乏英文的詩意和美感。而一個母語不是中文的翻譯者，非常容易走入意譯的歧途，歪曲原詩意思而渾然不知，導致“過度翻譯”的現象。不是說這些缺陷無法克服，但克服缺陷需要漫長的時間，才得以讓一種語言在腦海消失，讓另一種語言自由生長。我在完成翻譯初稿後，往往將中文原詩和翻譯束之高閣，過一段時間後，再翻出來修改。修改時，中文原詩的衝擊力基本已經淡化，甚至忘記了。 如果想在極短的時間內，完成出色的翻譯，合作者便是非常重要的，合作者起到的最大作用就是幫助調節，監督翻譯尺度。由於尺度的恰當，合作翻譯出來的詩歌質量往往比單獨翻譯出來的高很多。
這本翻譯集裡，于堅是真正的第十三片葉子，一片託得起荷花的寬大的葉子。 在翻譯阿信和潘維之間，我得到于堅的微信，我加了他之後進入他的朋友圈，首先讀到的是他近期的詩作《小鎮》。于堅的詩我並不陌生，早期的《0檔案》等都讀過，令我佩服的是，于堅寫了一輩子，仍然能夠保持高度，越寫越好，這是實在不容易做到的。他的語言豐富飽滿，有濃郁的生活氣息。 我讚美于堅，他不理睬我。古馬引見我說，于堅兄，謝炯是很好的翻譯家和詩人，人很正派，她喜歡你的詩和散文，你可以和她說話嘛。這下，他才吭氣。我心想，不得了，這于堅大概經常被“不正派”的女詩人圍攻。我翻譯了于堅一組抒情詩，充滿浪漫激情和排比句。不管現代新詩發展到什麼程度，是否更加接近散文體，時髦什麼樣的流派，我個人對傳統詩歌形式歷來情有獨鍾，讀得最多的還是聶魯達，泰戈爾的詩。在翻譯于堅時，我千方百計想保留的就是他原詩中那股迴腸蕩氣的情感之力。
回想起來，這本翻譯集儘管源於我的近乎幼稚的衝動，卻是勤奮努力的結晶。 很難說這本書就是徹底完成了的翻譯，說不定，過幾天翻出來一看，又開始改。 只能說這本書是當下比較完美的狀態吧，而出版是因為目前實在改不動了，有點不想再被其煩惱的意思。 如果把這本書比作一棵樹，那麼這是一棵奇怪的樹，無法清晰地描繪。就像池凌雲曾經在詩中寫的，你必須“到一棵樹中去”才會看清。無法想象那些走進這棵樹的人，看到十三片不同的葉子後會怎麼想。也許，他們會突然忘記葉子，看到一棵完整的樹。
2018年7月4日 紐約
謝 炯
詩名炯，英文名Joan Xie, 60年代出生在上海， 1987年畢業於上海交通大學管理系，1988年留學美國，取得企業管理碩士和法律博士學位。2000年在紐約創辦自己的律師事務所，為美國知名移民法律師。恢復寫作後以雙語寫作詩歌，散文，微型小說，並從事詩歌翻譯。2017年榮獲首屆德清莫干山國際詩歌節銀獎，曾在美出版詩畫集和散文集，2018年在中國出版第一部中文詩集《幸福是突然找回這樣一些東西》，現任詩藝X詩社社長。
謝炯的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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