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2月，原北川縣城遺址
時間流逝，他們的人生無限分岔，但“5·12”始終是一個起點
十年之後，在那塊懸掛在北川茅壩中學亂石碓前的橫幅上，賀川仍然活著。“生日快樂，我們來看你了……賀川，你一定要堅強、開心、快樂好嗎？媽媽寄。”橫幅除了文字，還有一張水果蛋糕的照片，賀川媽媽留在上面尋找兒子的電話，跟十年前一樣沒有變化。2018年，臨近春節的北川老縣城，冷清，從廢墟走過的人寥寥無幾。
汽車在北川安昌鎮繞了一圈，我在一家膏藥鋪裡見到了賀川的媽媽成興鳳和父親賀德志。他們正在給顧客換藥。這是他們十年裡無數個工作中的一個。煤礦、建築工地、飯店、茶館裡有過他們的身影。新的橫幅正在製作。他們一年會換三次橫幅——過年前、地震紀念日和兒子的生日。“很多人覺得這樣做沒有意義。”成興鳳說，“可是沒辦法，我就是忘不了，必須這樣做，一年才能過去。”橫幅如同膠布，貼在無法癒合的傷口上，需要每年更新，才不至於化膿感染。
北川姑娘黃珊（化名）在綿陽度過了自己的21歲生日。地震時，她上小學四年級，正從學校宿舍往教室去，並無大礙。同村的幾個哥哥姐姐，在北川縣城讀中學，沒能生還。“地震之後，好像很多事情都看淡了。”她說話的語氣彷彿歷經世事的垂暮老人。她正猶豫要不要回家過年。綿陽前幾天下了雪，凌晨，她跑到門外，“看外星人一樣看雪花。”上次見這樣的雪花，正是2008年。
北川鄧家海光村，湔江之畔，朱遠成和妻子李昌平正倒水和漿，準備給房子砌兩道新牆。十年之間，仍有餘震，房子有裂縫，趁著年前稍有餘暇，趕緊加固。女兒朱蘭在地震中去世兩年後，他們生下了兒子朱浩然。他已經八歲，上小學二年級。
王宇辰快十歲了。她在2008年底出生。她的生父亡於震中北川，她是遺腹子。媽媽廖乾美為了生活，十年前在板房區開了一家髮廊，板房拆了之後，她將髮廊搬到綿陽永興鎮，至今仍在那裡。年前做頭髮的人很多，店面經常營業至凌晨。
朱楊是我當年見到的另外一個遺腹子。他的媽媽楊菊花過年不回北川了，她正在江蘇打工。朱楊和外公、外婆，還有舅舅一家過年。楊菊花曾再婚，後又離婚。“得不了錢，一家生活都莫法。”楊菊花的媽媽母賢蓉說。
5月13日，王東的女兒王稚然將迎來自己的十歲生日。她與這場地震同歲。我特別想知道她的情況。撥通王東電話的時候，王東說他在外地，正在蹲點，準備討要甲方拖欠的工錢，要過些天才回北川。
2018年2月，北川遺址
成都，一輛汽車在十字路口停了下來。半個小時過去了，汽車仍在原地，沒動。周圍車水馬龍。
“為什麼停下來？”賈佑春問開車的來訪者。
“我不知道應該走哪條路，走原來這條路回家就保險一點，另外一條路近些，但是不知道能不能左轉，不能的話，就要繞很遠。”來訪者說，“我會害怕我怎麼這麼笨，我這樣會不會被老闆炒魷魚，老婆會不會跟我離婚……”來訪者感到頭疼，腦袋像豆花搖散了一樣。
賈佑春是心理諮詢師。在這個行業，一般不把病人叫“病人”，而是稱為“來訪者”。開車的是一位焦慮抑鬱症患者。“他對未知充滿了恐懼，每件事情都會放大了去想。”生活中一個看上去無足輕重的選擇都能讓他陷入無盡的痛苦。
賈佑春的心理諮詢工作室在成都一處小區裡。十年前，工作室的成員比現在多，包括來自澳大利亞、加拿大和中國臺灣的心理專家。臺灣來的心理諮詢師原本租住在15樓。找房子的時候，臺灣人跟房東開玩笑說，樓層這麼高，要是地震了怎麼辦，逃跑都麻煩。房東說，我們這裡可沒地震。彼時是2007年下半年，幾個月之後的2008年5月12日，這棟樓如同被電擊的人一樣，劇烈顫抖。
大樓平靜下來之後，地震的慘狀逐漸為大家所知。臺灣專家參加過“9·21”地震的心理援助，眾人商量，可以進入災區做志願者。賈佑春和丈夫關山月加入其中，進入北川，在那裡工作了三年。
“可不是嗎，快十年了。”賈佑春說。當我請她一起去北川回訪的時候，她有些猶豫。一天之後，她給我回微信，答應跟著我們去北川。此時距離狗年春節只有不到一週的時間。
2009年2月，映秀
長痛留痕
新北川縣城看上去像一個十分成熟的大樓盤。除了安置房，也有開發商建的公寓，貴的要六七千塊一平米。一個帶臨街商鋪的樓盤在建中，廣告語寫著“先賺穩，再賺狠”。
朱楊家原本住在新北川縣城，他的外公外婆還是決定到附近的安昌鎮買了房，那裡的房子更便宜。朱楊的學習成績不錯。他隨口給我背了很多課文，其中一篇是《大海的歌》——“海上的風是獅子，他一吼，就掀起滔天波浪。”他的媽媽楊菊花在江蘇打工，那裡更靠近海。小年夜，他說他想媽媽了。朱楊並不知道自己的爸爸是誰，看到別人的爸爸，他會想自己的爸爸叫什麼名字。
2009年，地震後的遺腹子家庭合影，左起：劉小燕和兒子謝雨辰，張建清和女兒席菁雯，廖乾美和女兒王宇辰
2009年4月，楊菊花和兒子朱楊以及爸爸楊正林、媽媽母賢蓉
2013年，楊菊花和兒子朱楊在新北川
2018年2月，楊菊花的兒子朱楊在安昌鎮家中
“媽媽會跟你說起爸爸嗎？”
朱楊搖頭。
“長大了想幹什麼？”
“當老闆，可以賺很多錢。”
“賺了錢了呢？”
“可以買房子。”
外公楊正林仍然在打工，北川的工作不好找，尤其是上了年紀的人。這些年，他去了很多地方——在西藏公路邊燒過飯，在湖南山裡修公路高架橋，在緬甸叢林中伐木。他在景家山上的地如今種柳杉，木料能賣800塊錢一立方，可是需要十五六年才能成材一次。幾年前見到他的時候，他正在砍家裡種的毛竹。現在不種毛竹了。毛竹四毛錢一斤，人工就要兩毛錢，不划算。
十年前，作為建築工的朱遠成在北川景家山上給一戶人家蓋房子。正在山上工作的志願者邱老師遇到朱遠成。朱遠成說起自己亡故的女兒，哭了起來。邱老師給了他一些錢，還有《聖經》和《靈歌集》。
2008年5月，邱老師從江西來到北川做志願者，帶來了眾人的捐款。本來想著三個月後換別的志願者來。可是由於種種原因，一時沒人來接班，他就繼續在北川幹下去。他在災區認識了另一位志願者。他們相戀，留在了這裡，直到現在。他們生下了兩個小孩。小孩沒有上學，是在家教育。他們在新北川縣城給一些小學生輔導課外作業。他們覺得現在的學生太累了。
在朱遠成家，我掂了掂朱浩然的書包，得有十幾斤重。他的學習好，櫃子裡有姐姐留下來的書，但他還沒看過。
朱遠成已經不看《聖經》和《靈歌集》了，他覺得很忙很累。他去過很多地方當建築工。這次回家之前，他在雲南與緬甸交界的地方蓋房子。現在蓋房子的工作不好找。“中國的房地產飽和了，我們建築工人沒什麼事情做了。”朱遠成說。
2008年的5月，朱蘭曾對家人說，學校前面修的那個地基，覺得陰森森的，很奇怪。彼時距離地震沒有幾天時間了。“她跟我說，好像跟陰人打交道的感覺。”李昌平想起女兒對她說的話。陰人，就是死人。
常海（化名）當時在那個地基裡放線，北川的電梯公寓很少，那裡準備新蓋一棟電梯公寓。這是北川的熱鬧地段，縣政府、公安局、中學、小學都在附近。公寓計劃建十幾層，地基有八米深。放完線之後，常海就到別的地方工作了。兩天之後，地震了，許多遇難者的遺體被埋在了這個坑裡。
常海一直沒有小孩，地震之後，經人介紹，他和莫小朵（化名）認識了。現在，他們兩人生活在一起。
在北川的濃霧裡，賈佑春見到了莫小朵。十年前，賈佑春見到莫小朵的時候，她是一身黑衣。她像是被黑色鎖住了，不僅是衣服的顏色，還是心理的顏色。莫小朵是北川一所小學的老師。地震之前好多年，莫小朵和前夫離婚，和女兒兩人生活在一起。
2018年2月，莫小朵（化名）和賈佑春並肩走在新北川縣城的濃霧中
2008年地震的時候，莫小朵是班主任，她在辦公室裡，學生在操場上體育課。小學情況比較好，沒有發生樓房整體垮塌，只有兩個學生去世。她和師生們轉移到河壩邊上，四下漆黑，過了一個晚上，周圍是石頭垮塌的聲音。女兒在任家坪的北川中學讀書。她想著北川中學離山還是很遠的，應該不會被落石砸到。
第二天早上，莫小朵去北川中學找女兒。北川中學成為了一片廢墟。女兒的教室在頂樓，但是垮到了一樓。她找到了被壓在大梁下的女兒。大梁完全移不動。女兒對她說，腰桿很冷。周圍還有許多孩子，大都已經沒有了氣息。有一個小孩被抱出來，兩條腿沒了。“我鼓勵她，不要睡覺，救你的人馬上就來了。”大吊車來了，讓大家到圈定的範圍之外。女兒的爸爸也來了。莫小朵說，“以前我一直沒找對象，就是因為有孩子，有孩子我就知足了。”
幾十分鐘過去了。莫小朵站在遠處，看不清楚情況，她看到前夫走過來，問，他們怎麼還不去救呢？前夫說，他們去救可以救的人了。
“我夢見她特別多，夢到她小時候……”莫小朵沒辦法說下去了，“過了好久，我的腦袋都是嗡嗡響，根本靜不下來。孩子就是我的世界，世界塌了下來。”
莫小朵身世坎坷。她出生後，家裡窮，被送給一對養父母，養父母家後來也困難，她又被送給了另一對養父母。和丈夫結婚生下女兒後不久，他們又離婚了。她一次次離開自己原有的家庭。“我以前這樣安慰自己，上輩子，我肯定是一個壞人，這輩子才會有這樣的遭遇。”她流下眼淚。
常海趕緊轉移話題，說，我們到外面吃飯去。在一家排骨店裡，快要過年了，很多人從外地回來，很熱鬧。“現在能吃得下去就是好事。”賈佑春說。地震之後，莫小朵什麼都吃不進去。
賈佑春來北川的時候，特意染了一下頭髮，她覺得要見到很多熟人，不想讓他們覺得自己這麼老了。“畢竟十年已經過去了。”他們互相夾排骨，倒酒。“安逸。”常海喝了一大口酒說。我聽到“安逸”的背後，是五味雜陳。
莫小朵現在教小學四年級，她覺得這個年級的小孩最難教。因為他們大都是在地震那一年出生，家人都特別疼愛。“甚至是溺愛，這個年級的學生跟上下兩屆的學生都不一樣。”莫小朵說，“他們有特殊體質，比如耳朵聽力不好，地震的時候，耳膜被震傷了。”
“這些學生註定是不一樣的，他們的一生都會受影響。”賈佑春說。
王宇辰出生之後，身體就不太好，經常咳嗽。廖乾美說，她上網去查名字，發現“王宇辰”的名字得分很低。“都是火命，火在一起了。”她把孩子的名字改了，跟她姓廖，但髮廊仍然叫“宇辰”。
2009年4月，廖乾美和女兒王宇辰
2013年，廖乾美和兩個女兒
2018年2月，王宇辰和表弟在唱歌
十年前，髮廊裡只有廖乾美和她的弟弟妹妹三人。弟弟妹妹原本想著幫姐姐一段時間，就各自回去工作。但是，這一干就是十年。現在，弟媳、妹夫都是其中的成員，弟弟、妹妹也有了小孩。髮廊不僅做頭髮，還做美容。他們把髮廊二樓也租了下來，全家人平時在那裡做飯吃。當年，他們都是在屋簷下吃盒飯。廚房裡有一個微波爐，那是地震時從家裡搬出來的。
“你昨天打電話來，我姐姐又哭了。”廖乾美的妹妹告訴我，“如果每天不忙的話，還是會想起當年的事情。那時候，姐姐覺得隨時死了算了，這麼多年，一步步熬過來的。”
廖乾美的媽媽還記得我們，她還記得北川另一個叫“雨辰”的小男孩。那是我們當年遇到的另一個遺腹子。“謝雨辰的爺爺奶奶還在新北川賣水果，我見到過他們。”他們一直在做水果生意。
2009年，媽媽劉小燕和奶奶周秀芳給謝雨辰洗澡
2013年，謝雨辰與姑姑謝燕祝和奶奶周秀芳
王宇辰說老師帶他們去看過地震博物館，給她印象最深的是那些鞋子。她的外婆告訴她，地震的時候，爸爸在北川大酒店那裡做事情。這些小孩，在別人提到爸爸時，他們都會從活潑中突然安靜下來。“爸爸”對他們而言是一個難以真正切身體會的詞。
莫小朵是語文老師，她不會讓學生寫關於地震的作文。“震區的人，其實都避免談這個。”
當年，在板房的時候，莫小朵是牴觸跟賈佑春見面的。“不想做心理諮詢，徒增煩惱，想忘記，可永遠忘不掉。”莫小朵說。
她所在小學的校長有一天找到賈佑春說，賈老師，你能不能幫一下我們的莫小朵，她不開腔，不跟人打交道，人瘦得像絲瓜藤藤，擔心她會自殺。
賈佑春花了很大精力，想了很多辦法，給莫小朵做了心理輔導。她們成為了好朋友。莫小朵知道賈大她一歲，問她願不願意當她的姐姐？賈佑春感到為難，向督導請教。督導是一位澳大利亞的資深心理諮詢師。他了解了情況，並不贊同這樣的做法。他認為“姐姐”的角色，說話會沒有力量，無法保持中立。
心理諮詢需要有一個專業的設置，就是督導。“我們遇到一些情況，不一定能處理得下來，我們會和督導談。”賈佑春說，“他們不在具體諮詢業務裡，他們管理我們的技術和心理狀態。”
賈佑春做出決定，成為莫小朵的姐姐。“已經十年了，現在回過頭去看，我仍然會這樣做。這更符合民俗民風。因為這不是在辦公室，是在災區。”
夢醒時分
十年前，莫小朵感覺每天都很累，早晨醒了爬不起床。她和很多地震災民一樣，過的日子是“醒著怕睡著，睡著了怕醒來”。
“女兒還活著的話，現在就二十多歲，可能就成家了。”莫小朵說女兒喜歡寫東西，她上小學就寫過小說。“地震之後，她寫的東西都沒了。”
21歲的黃珊以前也寫過小說。“寫的是玄幻小說，開頭便是雲煙四起。”她曾經有過文學夢。她在報紙上發表過一篇紀念她祖祖的文章。祖祖就是曾祖母。祖祖是在冬天去世，臘梅花開的時候，逢此時節，她會想起祖祖。“大概是一九一幾年吧，家裡人逃難路過北川。”她說，“就把祖祖丟在一戶人家那裡，有一口飯吃，能活就活，不能活就算了。”
祖祖臨終前，一直沒閉眼，等她從學校回來，看到她了，才閉眼。祖祖一輩子差不多都待在北川的山裡面，最遠只去過北川縣城。黃珊小時候許過願，要祖祖看著她上大學，給她買好吃的，帶她出去玩。
黃珊沒考大學。高三會考之後，家裡人覺得上太一般的大學還不如不上。她拿著500塊錢，頭一回離開了北川的山裡，來到綿陽打工。“我之前沒坐過公交車，沒做過火車，沒吃過牛排，沒吃過海鮮。”
李昌平很少夢到女兒朱蘭。她想夢到，但夢不到。朱蘭的外婆說，她倒是夢到過幾回。“有一次，我看到她在後門那裡坐著。我問她，你走哪裡去了？她說，我出國留學了。還有一次，我夢到她，穿著黑色的裙子，在種著竹子的公路上跳舞。”朱蘭的奶奶說，她夢到過孫女。“她跟我說，你要把爺爺照顧好。”朱蘭的叔叔夢到過侄女，說讓給她燒些紙錢。他們就趕緊買了紙錢到茅壩中學的廢墟燒了。
2018年2月，安昌鎮的晨霧
下午，在膏藥鋪送走幾位來治療的顧客後，成興鳳為去給兒子掛橫幅做準備，她到安昌街市上買了一些香蠟紙。
“拿上這個。”老闆遞過來一種紙錢。
“不要其他頭像的，要閻王頭的。”成興鳳說，“下面是閻王管的。”
“拿上這個。”老闆遞過500萬一張的紙錢。
“娃娃用不了這麼大面值的。”她挑選的是一百塊面值的。
“十年了，娃娃都長大了，得買車買房了。”老闆說。
成興鳳沒有搭老闆的話，她固執地走了好幾家店，買了幾疊一百元面值的閻王頭像的冥幣。她又買了畫著玩具的紙張，沒買畫著汽車房子的紙張。她相信兒子仍然是16歲，正在茅壩中學上初三。
2018年2月，賀德志、成興鳳在安昌鎮
成興鳳和賀德志都是北川陳家壩人。陳家壩在北川山裡面。她覺得那裡不利於小孩上學。全家人從陳家壩搬到了北川縣城。從農村來到縣城生活並不容易。賀川很懂事，從不亂花錢。“他跟我說，媽媽，你們這麼辛苦，我要好好學習，以後到北京去讀大學。”地震之後，成興鳳從賀川的書裡發現他攢下的一百多塊零花錢。以前，她生日的時候，兒子會給她買小禮物。
賀德志為了一家人在縣城的生活，曾去往山西大同挖煤。剛下到地底挖煤的時候，他非常害怕。挖煤的地方距離地面一百多米，光是煤層都有十幾米深。一晚上裝幾十個炮眼，炮一響，垮塌的事情經常有，一年得死幾個人。死一個人，賠二十幾萬。電影《盲井》裡那樣故意弄死人騙賠償款的事情會發生，他聽過真實的故事。每次下井，他都不知道能不能滿臉黑漆漆地活著上來。晚上，他想到家人，會哭。
2008年5月12日那天，賀德志從電視裡看到了地震的新聞。他往家裡打電話，一個都打不通。他趕緊坐長途大巴到太原，從太原到西安，從西安到綿陽。13日，他就回到了北川縣城。“很多時候，我是從死人身上踩過去的，沒有地方下腳。腦殼打爛的、腿杆斷的、沒手的……能鑽進人的地方我都進去找。茅壩中學全是大石頭，我只看見一具屍體，大概是老師，他還差一點就跑掉了，有一塊石頭打在他背上。”有好多天，賀德志不吃飯，只是喝水。已經戒菸兩年的他開始一根接一根地抽菸，一天幾包。他沒找著兒子，“沒看到人就覺得有希望。”
劉平安（化名）和王水清（化名）是生活在北川田坪村的農民。地震之後，他們失去了自己的兩個兒子。在很長時間裡，王水清做著幾乎相同的夢：在田坪村的老房子裡，她在廚房生火做飯。大兒子和小兒子回來了。她放下正往灶裡添的柴，問，大娃，你去哪裡了？大兒子說，媽，我到綿陽躲地震去了。說完就去幫媽媽燒火。小兒子則去揭開灶頭上的鍋蓋，問，媽，蒸蛋了沒有？飯還沒做好，孩子們在家裡的木板上用毛筆寫字。王水清覺得，現實生活像在做夢，而夢裡反而親切真實。
地震之後幾個月，在北川做心理諮詢的賈佑春聽到了王水清跟她說的這些反覆出現的夢。“我知道她的夢的意義是什麼，她難以承認兒子死亡的事實。治療悲傷是需要時間的。地震剛發生的時候，他們的感覺是麻木的，會有‘心理休克’現象，就像人在劇烈疼痛時出現休克一樣。地震後的第三個月，真正的悲傷才浮上心頭，像毒蟲一樣撕咬人的心。”
賈佑春和丈夫關山月以及其他夥伴們在北川的心理諮詢工作，得到了華西醫院心理衛生中心的支持。他們對許多北川人進行了家訪。地震三個月以後，20%以上的受災者出現創傷後延遲性精神障礙（PTSD）和焦慮抑鬱障礙。他們主要是跟進輔導一些需要持續幫助的個案，從而有效地預防自殺，促進創傷者的心理修復和社會適應能力。
賈佑春在災區諮詢的時候，發現災民身上有一種天然的自我修復跡象。“他們的悲傷是深刻而漫長的，需要更深一層的悲傷輔導處理，其中重要的一步就是和已故的孩子告別。”比如劉平安夫婦，他們幻想著兒子會奇蹟般地活過來，從未真正從內心承認兒子已經死亡的事實。
在田坪村，時隔幾年，賈佑春再次見到劉平安和王水清。王水清正在廚房準備午飯，有土豬臘肉、山藥燉排骨、豌豆涼粉、折耳根。隔壁房間的門上，有一張2004年的掛曆，那是猴年，王水清屬猴，大兒子當時特意為媽媽買的。掛曆上畫著劉德華。“劉德華”下面是大兒子用毛筆寫的《贈汪倫》。
地震之後，許多失去孩子的家庭開始尋找新的寄託。王水清去醫院，拿掉放的環。不久之後，她懷孕了，但依然在做著重複的夢——大兒子一次次從綿陽躲地震回來，幫他做家務，小兒子一次次要吃蒸蛋，兩兄弟在牆上寫毛筆字。
妊娠反應和夢境引發的悲痛，讓王水清的抑鬱狀況越發嚴重。給王水清做心理輔導的賈佑春焦慮起來。她擔心王水清會因抑鬱而流產，又覺得自己無能為力。她向督導求助。督導認為在王水清懷孕期間，處理她的悲傷並不安全。賈佑春接受了督導的建議。直到2009年8月，王水清生下女兒後，賈才逐漸恢復了諮詢師的角色。“生下小孩這件事情是心理諮詢師無法給予的最好的力量。”
田坪村地勢很高，前些天下的雪仍然積留在樹梢、屋頂、菜地和院子裡。劉平安家養著許多雞，它們在雪地上走，留下串串腳印。屋簷上的冰開始變成水，滴答滴答往下落。院子裡有4株種了三十幾年的杜仲，直伸上天空，雪的晶體附著在樹幹上，在霧氣四起的午後泛著微亮的光。
2018年2月，田坪村，劉平安（ 化名） 和女兒劉心（ 化名）
2018年2月，田坪村，劉平安（ 化名） 一家
劉平安和王水清的女兒劉心（化名）已經九歲了。她坐在“劉德華”和“汪倫”面前烤火。
“知道劉德華嗎？”
小姑娘搖頭。
“會背《贈汪倫》嗎？”
小姑娘搖頭。
小姑娘最喜歡的是TFBOYS，她準確地說出了他們每個人的生日。她用手機播放了《我們的時光》：“我們好好珍惜好好感受，趁現在的時光，還能無所顧忌地嚷，也許童話裡的情節是大人們說的謊，卻能讓我安睡到天亮……”
“從去年開始，我已經不做那樣的夢了。”王水清告訴賈佑春。
“是希望夢到還是不夢到？”賈佑春問。
“還是希望夢到。”王水清說。
“我不希望夢到，夢到心裡會好慌。”小姑娘的意見不一樣。
家裡人從來沒帶過小姑娘去地震遺址。“不想讓她去。”
“有了小孩，才有精神寄託。”王水清說，“生她的時候都41歲了。”
“你跟我說撿的嘛，垃圾桶撿的嘛。”小姑娘在一旁認真地聽，“我早就知道我不是撿的。”
“她的脾氣犟，跟那兩個哥哥不一樣。”王水清笑了。
看著牆上那些毛筆字，小姑娘會問起哥哥的事情，媽媽就不說話了。“她不願意說起。”
菜都做好了，桌上，大家不斷舉杯，桌下，炭火在燃燒。小姑娘的爺爺邊喝酒邊說，十年了，北川大變樣了。2008年，野生山藥十一二塊，現在漲到18塊，這是一個變化。在帶著我們上山之前，劉平安在擂鼓鎮的菜市場花了一上午的時間，也沒賣出幾根剛挖的山藥。
為了陪小孩上學，劉平安夫婦在擂鼓鎮花五萬塊錢買了一個房子。按照學校規定，現在的小孩都需要家長接送。
2013年，李昌平和兒子朱浩然在自家院子門前
2018年2月，李昌平、朱遠成和兒子朱浩然一家三口
“以前不興這個。”李昌平在海光村的家中說，“以前他姐姐上小學，自己去，中午還自己回來吃飯。現在小孩住校，星期一去，星期五回來。”儘管他們家走到學校只要十分鐘。
朱浩然的書包裡有一本學校發的課外讀物。其中有一首西班牙詩人洛爾加的《春歌》：“快樂的孩子/從學校裡走出來，/四月溫暖的空氣裡/隨即飛揚起歡笑和歌聲。/孩子們銀亮亮的歌笑/把街上深沉的寂靜/撕裂成碎碎的破片。”
李昌平有時對兒子生氣，“你姐姐以前從來不用我們操心。我不在跟前你就不做作業，真是氣人啊。小孩說，我不氣你了，你是不是要多活一歲啊。”李昌平說完大笑。這些失去小孩又重新獲得小孩的家長們，對於孩子的一切反應都那麼甘之如飴。
逝者如斯
北川擂鼓鎮菜市場很熱鬧，大家為過年準備著。一個賣油的小夥子，口才很好：“經濟實惠，價錢不貴，不是往年舊社會。”“小帥哥，莫拍照，拍照就要買嘛，12塊一斤，野豬頭。”賣野味的大姐衝著我說。一轉身，另一個大哥說，“從新疆帶回來的大蘆花雞，買了不虧。”
2009年4月，張建清和女兒席菁雯在臨時板房裡
2018年2月，張建清和女兒席菁雯在擂鼓鎮買菜
張建清和女兒席菁雯正在買菜，第二天是張建清父親的生日，她要去任家坪給父親祝壽。“才從外地打工回來，過完年還要出去。”席菁雯是我當年遇到的又一個遺腹子。地震後，張建清被一家醫院接到北京生下了席菁雯。菁是“京”的諧音，代表北京；雯是“汶”的諧音，代表汶川。許多當年出生的小孩都取了一個和地震有關的名字。多年以後，許多這樣的小孩又都改了名字。在這裡，試圖記住和試圖忘記往往是矛盾的統一體。
莫小朵所在學校的孟校長（化名）已經去了教育局工作，如今在北川的一個村子裡做精準扶貧。他是賈佑春當年做過心理輔導的人。當賈佑春帶著我們見到他的時候，他跟我們說的是稻田養魚、村子裡不願贍養父母的年輕人、大家只知道低頭玩手機、外孫女吃外賣太多……他的話語密集，不給我們提起當年的機會。
孟校長在地震中失去了自己的兒子。他的兒子是北川中學學生。地震之後很長一段時間，他都在不斷給兒子的手機發短信。地震兩年後，他才去做了DNA鑑定，確認了兒子的骨灰。兒子生前最喜歡吃魚香肉絲，他之後再沒吃那道菜。賈佑春當年想給他做心理諮詢，被他拒絕了很多次，最後只做過一次。“他認為我對學校師生的幫助很大，在我離開北川之前，覺得應該接受我的心理諮詢，作為對我的回報。”
“他穿的‘防彈背心’現在是越來越強了。”賈佑春說。這是此次回訪之旅不順的那一個。
災區的人，有的選擇忘記，有的選擇記住，無論哪種選擇，都是因為“根本忘不了”。
“你們記者都還記著，我們能忘得了嗎？”成興鳳說。
2008年，地震之後，成興鳳和家人住進了綿陽的九州體育館，那是災民聚集點之一。她在那裡睡不著。她想起兒子說過，長大後要去北京。她覺得要給兒子圓夢。她是敢想敢做的人，馬上和家人動身，從綿陽去北京。“當時連一雙好一點的鞋子都沒有，只有幾張被子，就這樣去了北京。”
成興鳳和賀德志在北京南二環菜戶營東街開了一家名為“北川成鳳”的小餐館。“北川”在地震之後，為世人所知。餐館引起了大家關注。成興鳳說她只是想完成兒子的心願，並不想博取同情。當有人來就餐時，問起她是哪的人，她乾脆說是重慶人。於是，有人在網上發帖：有人冒充北川人在北京開餐館。甚至有人晚上用油漆在餐館的卷閘門噴上“四川人，滾回災區去”。好心人也不少，把原來的字塗掉，寫上“北京歡迎你”。有的人還給他們捐款。工商部門認為店名有悖於“縣級以上行政區劃不得用作字號”，沒給他們辦理營業執照。在北京奧運會到來之前，他們關掉了餐館，回到了北川。
回到北川后，成興鳳去到茅壩中學的廢墟，那裡當時並不像現在這樣有紀念的平臺。她想念兒子，想跟兒子說話。她就寫了一封信，製作成橫幅，掛在了廢墟里倒塌的一輛吊車上。
過了一段時間，她經過那裡，發現橫幅沒了。她差不多跑遍了北川的有關部門，去找橫幅。“我問他們，我給兒子掛橫幅有錯嗎？他們說，沒有。我問他們，是你們取的嗎？他們說，沒有。”成興鳳說，“2008年下半年，我跟發瘋似的，不管颳風下雨，我都去找橫幅，親朋好友都勸我放棄，我都沒有放棄。在一個部門，我把桌上的杯子砸了，把桌子掀了，我說不把我給兒子的橫幅還給我，我就死在這裡。”有領導到北川老縣城視察，她就去老縣城堵領導。“他們最後承認，說是讓清潔工給取下來了。他們帶我到安昌鎮，重新做了一個橫幅掛上去。”
到了2009年，地震快一週年的時候，成興鳳發現橫幅又不見了。她又執著地去找有關部門。橫幅再次掛了回去。從那之後，她在茅壩中學廢墟上掛的橫幅再也沒有被人取走。“我會堅持把橫幅掛下去，直到我不在了為止。”
成興鳳一年的時間節點是由這些紀念日構成的，她已經寫了快30封信，這些信構成了時間的意義。
在田坪村上的炭火旁，九歲的劉心繼續用手機放了一首TFBOYS的《自由環島》。第一句就是——“我們每天都在跟時間賽跑。”
“你覺得時間是這樣的麼？”我問她。
小姑娘點點頭。
門口供有土地爺爺，早晚一爐香。這是劉心的爺爺對於時間的概念。爺爺說，他們的老家是湖北麻城，“湖廣填四川”的時候來的北川。《四川通志》記：“蜀自漢唐以來，生齒頗繁，煙火相望。及明末兵燹之後，丁口稀少若晨星。”這是“湖廣填四川”的緣起，已是清初之事。
地震之後，北川重建，有許多志願者來到此地。北川是山東對口援建的地方。黃珊初中時候的語文老師是山東來的志願者。在她的印象裡，老師氣質好，有魅力，說話好聽，給他們看PPT，裡面有高原雪山大海，那代表了遠方。她喜歡遠方。老師離開北川的時候，她哭了一場，捨不得。
黃珊在綿陽已經待了三年，她的手機裡存著一張綿陽的城市照片。上面有一行字——“一個稍微不努力就可能回老家餵豬的城市——綿陽。”
她走在綿陽街上，遇到乞丐，都會給錢。“我看到過一個男的從垃圾堆裡挑出一些東西給一個女的吃，覺得很心酸。”前幾天，綿陽下雪的時候，她會想著那些乞丐都到哪裡去了。“以前橋洞底下全是乞丐，現在沒有了。”
去年春分的時候，黃珊去綿陽的河邊放風箏，看到河裡有螃蟹。她很高興，這跟山裡的小溪是一樣的啊。她脫了鞋，到河裡去抓螃蟹。在河邊散步的人看到了，說，這螃蟹不能吃，都汙染了。
山裡面的水也沒那麼好了。“地震以前的井水是甜的，現在不能喝了。”黃珊說，“有汙水冒出來。”以前泉水裡有小魚小蝦小蟹，現在也難以看到。她最喜歡的是麻魚，像泥鰍一樣，“吃得比豬肉安逸”。“當然，那時候吃豬肉少，一星期才能吃一次。”
她懷念小時候，“除了經濟不好，什麼都好。”而現在，“豬肉、雞肉吃起來都不香了。”
地震之後，很多山裡人都離開了原來住的地方。朱遠成的父母原本住山上，地震之後，都下了山。“老頭說，要看看幾個娃怎麼樣了，結果我們這個孫女子沒有了。”朱遠成的媽媽說。
李昌平聽著這些話，低頭弄菜地裡的竹竿，拍自己腳上的土，沉默。“地震是大難、國難。”她忽然說了一句。也許只有把災難放到足夠大，才好讓自己躲進去，將傷痛暫時隔離開來。
朱浩然的一本“拼習本”的封皮上印著魯迅的一句話：“時間，就像海綿裡的水，只要願擠，總還是有的。”
他的姐姐朱蘭在留下的週記裡寫著：“我覺得人活著就是追趕時間，不是有個腦筋急轉彎說：只會往上爬，永遠不會往下掉的是什麼？答案是：時間。”
朱浩然會向媽媽問起姐姐，我怎麼沒見過姐姐？李昌平說，那時候還沒有你呢。
李昌平覺得時間過得慢。“我們一天都是在浪費日子，沒有事情幹。煮飯、吃飯、打掃一下衛生，接送娃娃，除了這些，沒啥事情做。這叫混日子。”退耕還林之後，也就剩門前一小塊菜地了，種著油菜、白菜和萵筍。“沒啥可種的，耍到就種起了。”
至暗時刻
來到擂鼓鎮幾天了，賈佑春四處打聽楊富貴（化名）和他的孫子孫女的下落，她想見到他們。2008年11月15日，地震剛剛過去大半年，擂鼓鎮發生一起慘案。在鎮上開服裝店的楊老闆用刀砍死妻子後自殺身亡。他們13歲的大兒子楊濤（化名）是第一個發現父母去世的人。慘案發生的當天，當地的一位老師打電話給賈佑春，說讓她趕快去，看看能不能幫助這兩個小孩。
賈佑春記得當時的情形，楊濤沉默地坐在一張木凳上，眼神裡流露出恐懼和悲傷。賈佑春只是默默看了幾分鐘，然後離開了。“此時此刻，任何的輔導介入都為時過早。”賈佑春說，“包括好心人的到訪都是對他的打攪。”
此後，賈佑春和另外一位諮詢師來到楊家。妹妹楊霖（化名）可能還小，對父母的死亡還沒有多大的認識，很快就和他們玩兒起來。哥哥沉默，一個人待在房間不出來。爺爺楊富貴去叫他吃飯。他問爺爺：爸爸為什麼要殺死媽媽？這是那天賈佑春聽到他說的唯一一句話。
楊富貴給賈佑春講了一些情況。兒子和兒媳在鎮上開店做生意，還算不錯。地震前一年，兒媳主張把家裡的舊房拆了，蓋二層新樓。兒子覺著經濟壓力太大，不同意重修房子。兒媳不聽兒子的話，非要拆了房子重修。家裡的積蓄不夠，借了幾萬塊錢，硬是把兩層樓的房子修了起來。地震一來，樓房成了危房，還欠著別人幾萬塊，兒子天天焦慮睡不著。
“他們兩個走到絕路，跟地震有很大關係。”楊富貴說。賈佑春則瞭解到，這對夫妻經常吵架，感情不好。地震大概是一個誘因。可是，人都死了，沒有人會真正知道最確切的原因。
因為這是發生在地震災區的事情，這一家人備受關注。
父母去世之後，兩個小孩跟爺爺奶奶生活。楊濤到綿陽去讀中學，楊霖在擂鼓上小學。那時候，賈佑春每週都要去看楊霖。“雖然我把我們的關係定位在關懷陪伴而非諮詢輔導上，但當我覺察到我們之間出現移情和反移情時，還是感到了壓力。她的移情表現是把我當媽媽，我的反移情是把她當女兒。如果有一天不再來看她，她會不會受到第二次被拋棄的傷害呢？”賈佑春開始減少和楊霖見面的次數，她想著通過監護人做工作會比較好。可楊霖的爺爺奶奶是她遇到的最難幫助的對象。
楊富貴是鄉里的一位退休幹部。“這是地震造成的悲劇！”“我們要堅強！”“要勇敢面對現實！”——這是他經常說的話，像開會時念發言稿。
賈佑春覺得這是迴避談論問題之辭，問他最近在做什麼？他說，有空我就讀讀革命先烈的故事，從中受到教育啟發，我們應該好好珍惜今天先輩們用生命換來的美好生活。
賈佑春繼續問，兩個小孩現在的狀況如何？
楊富貴說，他們很好，我一直鼓勵他們要努力學習。我們國家要發達，民族要興旺，就要靠下一代。看看北京奧運會，我們向世界展示了中國的強大實力，讓世界看到了中國上下五千年的文明。
當時，正在做飯的楊霖奶奶聽到，插了一句嘴——上下五千年，加起來就是一萬年。
之後幾次見面，情況大致一樣。賈佑春有些焦慮。督導告訴她，對任何家庭來說，自殺都是最艱難的失喪危機。他提出了兩種處理辦法，第一，要看他有沒有求助的需要。如果他願意接受幫助，必須控制話語權。第二，你在他眼裡的身份是什麼？是居委會大媽還是專業心理諮詢師？
賈佑春反省自己在對這家人進行諮詢時有時退縮，有時又過分主動。“可能是源於內心深處對災難的無助及對死亡的恐懼。”
多年前，賈佑春的一位好友跳火車自殺，她覺得內疚自責。“自己當時如果具備心理治療的知識幫助她，她可能就不會自殺。”這是她當年想當心理諮詢師的一個理由。她原本學的是中文，後來在西南師範大學讀了心理學和心理治療的研究生班。
賈佑春暫時停止了對楊家爺爺的幫助，給他留了電話，告訴他，在他需要幫助的時候，可以打電話給她。
這一次，在擂鼓鎮上打聽了很久，我們才找到楊家新的住所。賈佑春已經七年沒來過這裡了。開門的是楊濤，他已經不認識賈佑春了。小夥子很警惕地看著我們。他給爺爺打電話，要他回來。
妹妹不在家。“她原來是在北川中學讀書，後來轉到綿陽讀藝校，學的鋼琴。”楊濤說。
“妹妹現在怎樣？”賈佑春問。
“她脾氣怪，沒法接觸，溝通很困難。”楊濤說，“當年也只有我媽媽能管住她。”
“你感覺到這幾年有什麼變化？”
“還好吧。”這是楊濤那天下午說得最多的一句話。
十年前，賈佑春來看楊濤時，見到的那隻狗走丟了。楊濤現在養的這條相似的小狗叫莽子，“莽子”在四川話裡是有點傻的意思。“好多年沒養狗了，爺爺不讓養，怕狗髒。”陽臺上還有一條大哈士奇和幾條剛出生的小哈士奇。
楊濤說他隨時會想起父母。“理解也談不上，還好，當時什麼情況都不曉得，發生了就發生了。”他是第一個發現父母慘死的人，“那個場景肯定是忘不了的。”
“會做夢夢到？”
“會吧。”他喜歡在句末加一個“吧”字。
“害怕嗎？”
“記不到了，可能吧。”
“有什麼辦法幫助自己？”
“也沒有什麼辦法。”
他忽然把話題又轉到了會拉雪橇的哈士奇身上，“哈士奇力氣大，有兩層毛，耐冷。”
楊富貴回到了家裡，他今年72歲了。“也是黨的政策好，靠社會各界人士的關心支持。”他的開場白跟十年前是一個方式。“每個月有一些養老保險金，支撐了這麼多年。”
孫女學鋼琴，他其實並不贊同。“年齡大了，學鋼琴有點難。這是她的選擇。這有什麼法子，只有讓她選擇。”
假期，楊霖白天去綿陽補鋼琴課，晚上回擂鼓鎮。“她沒事就不說話，一天‘穩起’。她媽媽個性強，‘撿到’她媽媽了。”
楊富貴看在心裡，覺得難受，給她寫短信寫微信。他有寫東西的習慣，這些年下來，記錄了很多東西。“有時間就把感受寫下來，存著。”
他拿出一個本子來，隨便翻到一條2013年2月26日寫的和孫子的談話：“人要成才自掌控，莫在社會混時光。勤學苦練把書念，有了知識是本錢。莫學燈籠千隻眼，要學蠟燭一條心。真才實學闖天下，光宗耀祖被人誇。爺爺嘮叨為了你，莫把嘮叨當牢騷。良藥苦口利於病，忠言逆耳利於行。長大找了好事做，那時才知爺的心。若是未聽爺的話，百事不成害終身。”
楊家現在住六樓，是當年搖號分到的安置房，“莫得電梯”。“三樓金四樓銀，五樓六樓爬死人。”楊富貴說，“年齡大了，爬起惱火。”
在北川，很多人出去旅遊，他覺得旅遊也不是辦法，不願意跑遠了，對旅遊不感興趣，去到那些風景名勝，也看不出什麼名堂。
“這十年還是慢。”楊富貴說，“精神上壓力大，但是我從來不向哪個表露，自己的事情自己解決。我只會記錄下來，在老百姓面前不說這些，影響不好。”
賈佑春覺得和十年前相比，楊富貴“變得真實了”。“生活改變了他。”
“現在要過年了，別人家有父母，現在他們回來，就我這個爺爺。”楊富貴的老伴在2009年去世。
賈佑春給楊富貴又留了電話，說有什麼需要幫助就找她。
光影交錯
文醫生總是笑呵呵的，他的臉大而圓，穿著皮衣，開著路虎，在擂鼓鎮一家自助火鍋店門口停了下來。十年前，他開的是摩托車。這十年間，對北川會賺錢的人來說，是一個機會。文醫生在擂鼓鎮開有診所和藥店，還做一些別的生意。他覺得自己的這輛路虎配置低，沒什麼了不起的。他跟我列舉了鎮上的豪車。
文醫生請我們吃飯。在火鍋店裡，他和老婆討論起楊家夫妻當年去世的原因。文醫生說是男的和女的一起捆上電線，同時電死的。他的老婆說，怎麼可能，這女的是瓜的嗎？還讓你捆上電線？男的是先用刀殺了女的，再用電線自殺。夫妻倆爭論了起來。
吃火鍋的中途，賈佑春的電話響起，她要去見當年的志願者。我們和文醫生繼續吃飯。他問我，你見到關老師了嗎？關老師指的是賈老師的丈夫關山月。我說，沒有見到。文醫生說，關老師可好了。當年，文醫生和關山月經常碰面，可是，他也很久沒見到關老師了。
在北川的三年，賈佑春和關山月都非常忙。“對一個諮詢師來說，一天諮詢幾個來訪者就不得了，但那個時候，我們經常一天要諮詢十幾個。”督導對賈佑春說，你接見了一個負能量的人，要再接觸三個積極的人才能抵消。大工作量對生理和心理都是考驗。
2008年底，連續的工作讓賈佑春想逃離，她離開工作場所，隨便找到一戶農民家，請求他們讓她在那裡休息一天。兩位老人請她進門，她不管屋裡是否髒亂，倒頭便睡，睡了整整一天一夜。後來，醫生告訴她，這是“精疲力竭綜合症”。
對楊富貴一家進行諮詢之後，賈佑春更加難受。朋友叫她去上海，她馬上就去了。休息了四天，她又回到災區。“在上海的咖啡廳，我一進去就傻了，覺得這個世界是假的，恍若隔世，發呆，我待不住。”
賈佑春從北川回成都，坐在出租車上，太累，覺得自己馬上就要猝死，心像很粗的針扎進去。她把自己的身份證拿出來，捏在手上，放到胸口，想著，如果死了的話，警察也不用去調查，看到身份證就知道是誰了，不必給別人添麻煩。
回到成都，看見別人跳廣場舞，她就掉下眼淚。洗衣機一轉，空調一開，她感到恐懼，好像地震又要發生了。做夢的時候，看到小孩的臉，看到遺像，看到爛房子像山一樣倒過來。她害怕想起北川老縣城那樣的地方，覺得那就像是失去價值和信念的人的心房。
2018年2月，賈佑春在成都工作室
“我患了嚴重的PTSD（創傷後延遲性精神障礙）。”賈佑春從包裡拿出藥盒給我看，那些是她每天吃的治療焦慮抑鬱症的藥，吃了近十年。
2017年9月，已經退休的督導從澳大利亞來到中國，她陪督導去了一趟北川，汽車進了擂鼓鎮，她沒有下來。“我回避見到那個地方，怕見到熟人。”聽了賈佑春的這番話，我明白了她之前在考慮要不要和我們一起到北川時的那種猶豫。
“在好多年裡，我聽見哪裡有災難，就害怕。有段時間，家裡的事情也不想弄了，有孤獨感，莫名的悲傷，無論看見什麼都覺得很可憐。有一次去北京出差，看歌劇的時候，忽然嚇得不得了。出門看見那些自在飛翔的麻雀，非常羨慕，非常難過。”作為心理諮詢師的賈佑春，開始去找心理諮詢師，接受治療。
我想起賈佑春的丈夫關山月也是心理醫生，我問她，那你的丈夫呢？
“他其實也得了PTSD，比我還嚴重。”
“嚴重到什麼程度？”我非常意外和驚訝。
“他經常半夜起來大喊——地震了，地震了。我帶他去看病，醫生開了藥，他把藥扔了，說有副作用，不吃。”
我看過賈在多年前的文章裡對丈夫的描述，在擂鼓鎮，他們那麼熱情地去幫助那裡的人。“他本來是個非常溫和的人，還挺幽默。現在完全是另一個人，對什麼都沒有熱情，對什麼都不感興趣。”賈佑春說，“別人不會理解他的，我理解他，我們像一個容器，被放得太滿了，我們成了光影交錯的人。”光影交錯，就是優點和弱點都那麼的明顯。
這個結果對她的家庭來說是可怕的。“這些我都沒跟別人說過，我原來只跟心理醫生說。災區的這些朋友老鄉，也都不知道我得了病。”
當年在北川，賈佑春和丈夫關山月管理著上百個需要服用精神藥物的災區受創者。“我們諮詢過的病人沒有自殺的。當時北川自殺的人，都沒有來找過我們諮詢。”
賈佑春一直堅持吃藥，她覺得對孩子來說，爸爸已經這樣了，不能讓他們沒有媽媽了。“他（關山月）躲著我和家人，為了這些事情，我們會吵架。”賈佑春說。
“這樣的情況，兩個人怎麼相處？”
“其實，我們離婚了。”
“他在外面租房子住。我經常叫小孩去看他。他想管兩個孩子，但是沒有能力管了。他關在家裡不出門，不見人，不社交了。前幾年，我母親去世，他沒有來。他自己的父親去世，他的家裡人也找不到他。”
賈佑春告訴我，前幾年，印尼海嘯之後，有機構對五十多個參與海嘯後心理援助的專家進行了調查統計，其中有二十多個得了抑鬱症，90%得病的人退出了這個行業。
“得了這個病之後，我才真正會諮詢了，因為我切身感受到了這個病是怎麼回事。”賈佑春說，“我們沒有面對過這麼大的災難，並不知道這會給我們帶來多大傷害，我們是用自己做了實驗，結果，我們犧牲了。”
在北川工作三年，沒怎麼管在成都的小孩。當年正上小學的兒子有時要寄宿在老師家裡。幾年之後，暑假，賈佑春和兒子去溫州楠溪江遊玩。兒子忽然對她說，那幾年，我覺得自己就像一個留守兒童。他不習慣住在老師家裡，睡覺的時候，躺在被窩裡都不敢動。他繼續說，曼德拉得了諾貝爾和平獎後，她的女兒對他說，你愛全人類，卻不愛我們。“他越說越生氣，把手裡的礦泉水瓶狠狠地扔進了水裡面。”兒子長這麼大，她從來沒見過他發這麼大的火。
2018年，讀高三的兒子準備高考了，賈佑春把工作量調到最小，大部分心思都花在兒子身上，她覺得虧欠兒子太多。
賈佑春回想起當年，有許多感嘆。“我很怕說使命和情懷，這不是好玩的事情，但當時我們的確是有使命和情懷的。和震區的人有了情感連接之後，你是真的無法放下，地震就在你身邊，你正好是做這個專業工作，那種生命對生命的影響，是很自然地流露出來的。”
幕布未落
黃珊仍在猶豫要不要回家過年。她覺得現在過年沒有年味了。在她的印象裡，北川山裡的冬天有各種“幹”——筍子幹、白菜乾、蘿蔔乾……冬天全都吃這些食物。“我都吃得想吐，農村不捨得出去買東西。”她現在則很懷念。“臘肉用松樹燻最正宗，還有其他樹的葉子，就看喜歡什麼味道了。”
冬天，山裡人喜歡弄一個大樹根，大家圍著樹根烤火，吃年夜飯。她還記得有一年過年，有外省人來賣藝。他們在村裡搭起帳篷，表演一些雜技，十幾個凳子搭上去，小女孩在上面叼著花，不小心掉了下來，幸虧給接住了。賣藝人在路邊摘一些野菜煮來吃，不放鹽也不放油。她覺得他們不容易，給他們送過白菜。過年的時候，這些人挨家挨戶舞獅拜年。村裡人自己也窮，但也會給他們一些錢。這些景象，在北川的山裡再也看不到了。
黃珊會多愁善感，前幾天，她看到租住的小區一棵樹給劈死了，想著自己哪天也被雷給劈死了。“就像地震一樣，這麼多事情都不確定呢。”
黃珊決定咬咬牙，再做一年現在的工作就不做了。“這樣的工作，會讓人想起古時候的那種女人。”她是“那種”按摩店的技師。她原本只是在按摩店做清潔，店裡的人看她長得不錯，身材好，“鼓勵”她做了技師。做了一段技師之後，她就逃跑了。去賣了一段時間衣服，又回去了。“賣衣服一個月一兩千，在那裡工作一個月一兩萬。”閒時她會用手機看一些修圖軟件的教學視頻，她想趕緊攢一些錢，以後開一家小的照相館。“以後嫁人生了小孩，還可以在家工作。”她的手機響了，店裡叫她去工作了，她喝了口水，趕緊起身回去。
此時綿陽已經入夜。我來到綿陽中心醫院。十年前，那裡的一樓滿是傷員。一位坐在大廳地上被截去一條胳膊的傷員對我露出了笑容，她剛從死人堆裡出來。
我上樓，到了新生兒病房。在病房的牆上，我看到我採訪過的兒科醫生的名字還在公告欄上。那時候，她告訴我，有一位剛出生的小姑娘，她的父親送來了一車北川的傷員。“他是個英雄。”我按照她的指點，找到了王東和王茹，見到了他們剛出生的孩子。
2008年，王東和王茹
2008年地震後，王東抱著剛出生的女兒王稚然
2008年12月，王東與王茹、女兒王稚然
我住進了綿陽火炬廣場旁的一家酒店。十年前，我和同事住在這裡，樓中有許多各地來的記者。如今，他們沒剩下幾個人還在做記者。酒店已經有些破敗，帶著黴味的陳舊牆紙沒有換，彷彿昨日重現。
新的橫幅製作好了——成興鳳打電話告訴了我。我和他們一起去了北川老縣城。我們坐在出租車裡，司機說，當年在北川的一所小學，某個班上只有兩個人活了下來，其中一個是她的女兒。女兒放寒假了，這些天正在打工，掙點零花錢。成興鳳和賀德志表情複雜，羨慕而落寞。
在茅壩中學的廢墟，夫妻兩人爬到了倒塌的吊車旁，拿出橫幅和鐵絲，仔細地捆紮好。
2018年春節前，成興鳳和賀德志到北川茅壩中學廢墟掛橫幅，表達對兒子賀川的思念 圖 / 衛毅
親愛的兒子，你好嗎？媽媽好想你。又過年了，時間過得真快，轉眼你離開家十年了……每次來到這裡想看見你，十年了，一次都沒看見你……媽媽永遠會每年給你掛3次橫幅，直到……祝你新年快樂……
他們把幾疊一百塊面值閻王頭像的冥幣燒了，還有一些紙做的衣物和玩具。成興鳳在橫幅前放上一些菜，還有一罐菠蘿啤——那是賀川愛喝的飲料。
旁邊有遊客路過，不知這是在幹嘛，他們湊近，看到這些文字，靜默了下來。
從老北川縣城回來的路上，賀德志買了一把新的富貴竹。他在店鋪裡整理著新枝。可能是累了，他不說話。電視裡是一檔音樂節目，播放著陳百強的一首老歌：“愁緒揮不去苦悶散不去，為何我心一片空虛……”
一位老大爺從店鋪外邊進來，他是這裡的顧客，但他此刻不是為了換藥，他拿出一部老人手機，想讓成興鳳幫他發短信。他不會打字。他需要在下午5點鐘之前把銀行卡號發給村幹部，新農合的一筆錢要打到卡上。老人原本住在北川山裡，現在安昌鎮住。他看上去很健談。他說起了自己家人。一家原本八口，兩個女兒、兩個女婿、兩個外孫女、老婆和他。地震之後，只有他一個人倖存。他讓我想起了《活著》裡的福貴。在北川，為新年忙碌的人群中，其實滿是殘缺的悲傷故事。他們笑容可掬地打著招呼，好像跟其他地方的人一樣沒有區別，迎接著即將到來的新年。
楊富貴在等待著孫女晚上學完鋼琴回來，朱遠成把修葺工程的最後一塊磚砌到了牆裡，廖乾美還在給陸續到來的顧客修剪頭髮……
我一直沒有見到王東。在離開北川前，我再一次撥通了王東的電話，他說他在外地一個“不知道名字的地方”，仍在討工錢。他做的是土建，北川已經不好做了，他去新疆、西藏做了很多年。“一家老小要吃飯，沒辦法。”
王東和王茹離婚之後，又娶了新的妻子。新的妻子，我在五年前見過，她那時還是王東的女朋友，當時正帶著王東的小孩王稚然在地震博物館前玩耍。
我還記得2008年5月19日，下午2點28分，哀悼的汽笛聲響起的時候，王東一家正在吃飯。他們看著電視，一籌莫展。
彼時，看著王東的孩子——2008年5月13日出生的小孩，我在想，十年之後，小孩和她的家庭將會怎樣？
2018年的此刻，王東告訴我，新的妻子已經懷孕幾個月，他將在不久之後迎來自己新的孩子。
2018年2月，清晨的任家坪汶川特大地震紀念館
賈佑春和我們坐在汽車裡，行駛在北川的道路上，窗外能看到夜色和彩燈閃爍。她前幾天看了電影《無問西東》，對裡面的一句話印象很深：如果提前瞭解你們要面對的人生，不知你們是否還會有勇氣前來？
“如果能提前瞭解的話，十年前，你們還會來北川嗎？”我問賈佑春。
車廂裡靜了下來。只有導航的聲音——
前方300米有限速拍照，限速60，當前時速56——
前方紅綠燈右轉直行——
請沿當前道路繼續行駛，距離終點2.5公里——
……
“我跟孩子們說，爸爸媽媽還沒斷氣之前，人生都沒有落幕。”賈佑春說，“就像電影一樣，我們要有信心看到最後的結局。”
本文首發於南方人物週刊第550期
文 / 本刊記者 衛毅 發自北川
圖 / 本刊記者 大食
編輯 / 周建平 鄭潔 [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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