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开启了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黄金时期，但百年蓝图终归抵不过现实中的权力纷争，规划设计随着日寇大举入侵、政府西迁而再次搁置。日寇入侵，南京城经历了历史上最黑暗、最惨痛的时期，城市被毁坏殆尽，而“抗战”胜利后，内战随即再起，近代南京城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城市规划设计，最终成了仅仅留存在地图上的规划……
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英《南京条约》签订于南京，这样一段屈辱史为近代的南京城抹上了一层悲凉的色彩。1853年，太平天国定都南京，并将南京改名为“天京”，但这并未能促进南京城的发展，反而引来了战争杀戮和破坏。
1899年，备尝辛酸的南京终于正式开埠，通商口岸设在下关地区。南京开埠虽较其他一些沿江城市晚，但这毕竟带来了下关、浦口一带工业、交通建设的迅速发展。其后，沪宁铁路、津浦铁路的修成通车，使得南京下关、浦口成为南北交通枢纽，带动了南京经济的迅速发展。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下关港图/FOTOE
1912年，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但短短3月便辞去职务，因此对于南京的城市建设尚未来得及规划。尽管如此，孙中山仍坚持认为南京是作为首都的最佳地点。
1919年，孙中山又写成《实业计划》一书，在书中仍不忘提及南京的城市规划。他建议调整沿江用地结构，“削去下关全市，拓展沿江码头区域至江心洲，改夹江为内河船坞”，目的是改善长江航道，巩固码头地位。
此外，他还建议加强长江南北两岸联系，修建穿江隧道，连接市区和浦口为“双联之市”。同时加强浦口新市河堤、街道等基础设施的建设，为吸引国际投资创造条件。
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构建的南京跨江发展的宏伟蓝图在当时的环境下太过超前，加上这样庞大的工程建设必须是在经过较长一段时间的和平发展之后方有实施的可能，因而孙中山在有生之年并未看到它纳入市政规划。
即使如此，孙中山为南京提出的这一发展战略确实是一份极为珍贵的思想遗产。2015年7月，江北新区正式获批成为我国第13个国家级新区，南京这才进入了真正意义上的跨江发展新时期。
《首都计划》中的插图：《汉西门现状图》、《明故宫五龙桥图》。汉西门自古是南京城防要冲，按《首都计划》的规划，汉西门与新街口广场以汉中路相连。五龙桥位于明故宫御道之上，明故宫旧址成为蒋介石中意的中央政治区选址之地。《中山马路新街口图》、《南门大街图》，展示了《首都计划》编制时的新街口及城南老城的景象。
20世纪20年代，相较于孙中山的宏伟蓝图而言，南京的城市规划是非常缓慢的。无论是1919年的《南京新建设计划》以及次年按此计划由下关商埠局具体编制的《南京北城区发展计划》，还是1926年南京市政筹备处制定的《市政规划书》，均是依托于南京市发展现状所做出的局部规划调整。
这一方面保证城南老城区继续发展，另一方面在城北做了一些道路系统设计布局，为城北下关、浦口一带的发展提供便利。但总体上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没有大的突破和提升，南京城仍属于贫穷、破旧的二线城市。
位于中山东路的国民政府大门
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南京的政治地位空前提升，迎来了自六朝、南唐、明初以来的第四次建设高潮。因此，规划界的有识之士纷纷投入到“首都规划”的热潮当中，使得1927年至1937年的10年成为南京城市规划建设的黄金时期。在众多有关“首都规划”的作品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无疑是1928年的《首都大计划》和1929年的《首都计划》。
1928年初，北伐节节胜利，国民政府意气风发，开始着手制定首都建设的宏伟蓝图。这一年，南京市的人口由36万骤增至49.7万，这也使得首都建设变得更加迫切。于是，南京市工务局组织国内外专家编制完成了《首都大计划》，这是民国时期南京第一个真正意义上完整的城市规划。
《首都大计划》由时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何民魂定名，其指导思想是：“要把南京建设成农村化（即田园化）、艺术化、科学化的新型城市”。
《首都计划》中的《新街口道路集中点鸟瞰图》
该计划初稿于1928年2月完成，后又于同年6月和8月两次对原稿做出调整，内容包括分区与道路规划两部分。分区规划方面，市政府考虑了7项分区内容，即旧城区、行政区、住宅区、商业区、工业区、学校区和园林区。
其中，行政区与学校区是南京城市设计自近代以来首次添加的内容。在道路建设方面，政府计划修建中山大道，设计路线由鼓楼至凤仪门，并在鼓楼至聚宝门、鼓楼经成贤街花牌楼至益人巷、汉西门经中正街至大中桥、水西门经奇望街至通济门等繁华地段，构筑相关干道。
初稿时，行政区设在城内东北、玄武湖西岸，学校区设于城东明故宫旧址一带。而三稿时则将行政区改为明故宫旧址，学校区改为两处：一处为中正街以北、鼓楼以南，另一处为下关商埠局和三牌楼之一部分。这一变化发生在1928年7月何民魂去职、蒋系刘纪文接任南京特别市市长之后，当是蒋介石意志的体现。
《首都计划》中的《道路剖面图》。从中可知当时规划的道路分为林荫大道、干路、工业及商业区街道、住宅区街道、内街、后巷。
这份《首都大计划》随着何民魂的下台而被新政府成员束之高阁，但它大量引进欧美现代都市计划的理论和方法，并注重与中国国情相结合的设计，为后来制定的《首都计划》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铺垫。
其中，最为重要的莫过于1928年8月起修建的中山大路（也称中山大道），它贯通城北、城中、城东，大大改变了之前南京主城区只有城南老城和城北下关、浦口新区发展的格局。而中山路的规划与修建，最初的出发点却并不纯粹是城市发展的需要……
1927年的一张南京地形图显示，人口相对密集的区域主要是城北下关、浦口新区和城南老城区，大量城中地带发展十分落后。而1932年的南京地图则显示，繁华地带已从下关码头和城南转移到了城中一条主干道——中山路沿线，一个多区域协同发展的现代城市格局初具雏形。
这样的转变，虽有城市规划设计的考虑，但更多的则是由一场葬礼所引发的。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临终前，他提出愿归葬南京城东紫金山麓。为此，国民党在紫金山圈下了8万平方米的土地兴建中山陵。
位于南京紫金山麓的中山陵
陵墓设计方案最终由年轻建筑师吕彦直中标。吕彦直学成于美国康奈尔大学，曾是美国建筑师墨菲在纽约雇佣的绘图员，之后作为助手随墨菲转战中国。
吕彦直的设计理念非常符合时代的潮流：一是中式建筑的“大屋顶”，可识别性强，同时又融合西方石头建筑的特征，顶上是中国的琉璃瓦，但琉璃瓦没有采用黄色而用了天蓝色，以表达孙中山并非古代皇帝；二是建筑与环境融合在一起，中山陵主体建筑面北朝南，由南向北拾阶而上，逐步展开，道路两旁的雪松逐年长成后与建筑浑然一体。
1926年1月15日，中山陵开工，因时局动荡，工程进展缓慢，直到1929年春才完工。为迎接总理灵柩下葬，一条连接中山码头与中山陵的中山路必须先期完成，这就是中山路修建的初衷。1928年8月，中山路破土动工，工程的领导者是市长刘纪文。1929年5月，中山路一期工程告竣。
《首都干路定名图》（局部）。此图绘制于1931年，主要表示新规划的城区道路网络结构及名称。
这条路横跨城西北、城中与城东，并将城市中心向北推移，永久地改变了南京城的格局。中山大道全部竣工后，南京市在沿途种植了2万棵悬铃木（俗称“法国梧桐”）既实用，又美观。中山路的建成，也使中国的城市发展走向了另外一条道路，即一改原来国都只设一条中心大道的对称、庄严、均衡的格局，形成了根据城市发展需要进行道路设计的新理念。而《首都计划》的制定与此息息相关……
1928年底，北伐大业几近完成，蒋介石也已成功地将桂系排挤出权力中心，内外局面大致已定。此时，国民政府才以“建设经费巨大，依靠市政府单独力量绝不可能独自承担”为由开始介入一直进展缓慢的首都规划建设中来，设立以林逸民、孙科（孙中山之子）为主要负责人的“国都设计技术专员办事处” (简称“国都处”) ，并延揽一些外国市政专家作为政府的规划顾问，具体设计《首都计划》。
《首都计划》中的《首都中央政治区图案》，包括《中央党部正面图》、《国民政府正面图》、《院署正面图》、《部署正面图》。这些设计图最终都没能付诸实践。
1929年底，历时一年完成的《首都计划》正式由国民政府公布。《首都计划》的内容共28项，包括人口预测、都市界定、功能分区、建筑形式、道路系统、公园及林荫大道、对外交通、市政设施、公用事业、住宅、学校、工业、规划管理及实施程序、资金筹措等，另有附图59幅。
在都市范围的界定方面，《首都计划》规定的国都界线西至和尚桥，东至青龙山，南起牛首山，北至常家营，界线全长117.2公里，面积为855平方公里。在城市分区方面，《首都计划》沿用并拓展了《首都大计划》中的思路，将城市划为5大区域，即行政区、工业区、 住宅区、商业区、公园及林荫大道。
而与《首都大计划》相比，最大的调整是将中央政治区的位置从明故宫旧址移至城东的紫金山南麓；同时，在明故宫一带设商业区，以中山路为发展轴，将中央政治区、商业区与城南旧商业区及鼓楼、五台山一带的文化教育区和计划中的市行政区相连，形成一个多中心的带状结构，尽量避免出现引发严重拥堵的单中心城市结构。
《首都计划》中的《城门正面图》
可谁曾料想，一个宣称“全部计划皆为百年而设，非供一时之用”的《首都计划》，在诞生后没多久就演变成了各方政治力量角逐的“竞技场”！而其中争论最激烈的，无疑是整个计划的核心——中央政治区的选址问题。
早在《首都大计划》修改第三稿时，南京行政区的位置即由玄武湖西岸调整到了明故宫旧址，这是蒋介石意志的体现。不少学者在推测蒋究竟为何喜欢明故宫这个位置时，往往提及1929年10月份吕彦直有关首都建设的一个方案。吕彦直在该方案中建议拆掉南京东面和南面的城墙，将城市往东往南扩展，这样，明故宫这个位置就变成了“中正之位”。
而这一点对当时势力正如日中天的蒋介石（蒋介石本名中正，字介石）本人无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一直拨动着他的心弦。但《首都大计划》毕竟是南京市一级的规划，当规划级别提升至中央后，主导《首都计划》的孙科则另有想法。
《首都计划》中的《五台山一带文化区鸟瞰图》
孙科在《首都计划》中提出了中央政治区的另外一个选址，即南京城外紫金山南麓，并将其写进了《首都计划》的最终文本。该计划将紫金山南麓与玄武湖西岸的明故宫旧址做了比较，认为前者“面积永远足用，位置最为适宜，布置经营易臻佳胜，军事防守最便”，最为重要的优点是其“于国民思想上则有除旧更新之影响”，“如地在总理陵墓之南，瞻仰至易，观感所及，则继述之意，自与俱深”。虽然列举了诸多理由，但孙科把中央政治区置于离中山陵很近的位置，或许有他的良苦用心—— 借此扩大自己对中央政治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这样的方案必然会遭到蒋介石的全面抵制。因此，《首都计划》规划文本完成当天，国都处立刻被裁撤。随后不久，国民政府下发“训令”，将中央政治区的地址改回明故宫旧地。“训令”中并未说明决策的理由，仅附短笺一张，上书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的亲笔批示：“行政区域决定在明故宫，全城路线应即公布为要。”最终，蒋介石的一纸命令使得《首都计划》的全盘设计戛然而止，南京最终没能形成一个规模完整的中央政治区。国民政府时期建造的一系列官署建筑全部被安排在了城墙之内，大多如珍珠般散落在中山大道的沿线。
《首都计划》中的《中央政治区界线图》。《首都计划》文本将中央政治区选址于紫金山南麓。这个方案后来遭到了蒋介石的否定。
相对于其在南京的具体实践而言，《首都计划》的实际价值更在于它的理论和方法对于中国近现代城市规划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此外，它宏观上采纳欧美规划模式，微观上采用中国传统形式，极力倡导采用“中国固有之形式”，旨在“发扬光大固有之民族文化”，开创了近代中国自身建筑风格的特色创新之路，由此在南京产生了一批经典的建筑，除中山陵外，其他类似的建筑还有励志社（1931年）、国民政府铁道部（1933年）、国民政府交通部（1934年）、国民政府考试院（1934年）、国民大会堂（1936年）、国民政府立法院（1937年）等。
1937年 6月1日，是南京建都10周年纪念日。南京市从这天开始，举行了 3 天盛大的庆祝活动。然而，沉浸在建都10周年庆祝欢乐中的南京民众不会想到， 6个月后，疯狂的日军竟会在这里制造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
南京陷入一场惨绝人寰的浩劫之中：30多万中国军民被屠杀，三分之一的城市建筑被烧毁，自1927年4月国民政府在南京定都以来所有的建设成果几乎被毁灭殆尽。汪伪政权建立后，几乎没有编制出都市规划，城市规划活动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城市建设活动也仅限于修复战时遭破坏的道路和房屋。
1948年武昌亚新地学社出版的《南京市街道详图》（局部）。从图上可见，《首都计划》及1947年的《南京都市计划大纲》并未给南京城带来许多变化，只是地图上的“国民政府”已经被“总统府”取代了（1948年蒋介石就任总统后，国民政府改组为总统府）。
“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于1946年还都南京，进行了战后首都复原建设，陆续编制了一系列城市建设及规划的文本，其中最重要的一部文献是1947年的《南京市都市计划大纲》。它代表着南京战后大规模规划设计实践活动的全面启动，同时也反映了战后城市规划发展理念的一些转变。
但它仅仅是一个纲目，具体的城市规划设计还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详细补充。最终，还没来得及制定具体规划，国民党政权便败退台湾，从此与南京彻底作别。南京城的首都规划和建设最终成了未实现的地图计划，成了一个永远无法做完的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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