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电影市场，已经不是观众想看什么就看什么那么简单了，影院排片反而占据了最大话语权。在这有限的选择空间里，观众只能凭借票房高低、口碑好坏、周围反应来判断一部影片是否值得看。然而有些票房高的影片，却让观众大失所望。《后来的我们》就是典型的例子。上映首日(4月28日)，还是工作日，就收获了近3亿的票房，但豆瓣并没有给出较高的评分，从之前的7分跌至到6分，热门短评也是一星两星。 
为何《后来的我们》票房如此之高呢？首先，是因为电影名称取的好。刘若英曾凭借一首《后来》火了整个大江南北，将这首歌的名称植入进去，引起了很多网友们的注意。其次，影片的故事线很好。这部电影讲述的是周冬雨和井柏然两人在北京北漂的《爱情故事》，故事线激发了网友们想看的欲望。
《后来的我们》高票房最重要的一点原因，就是退票事件引起各类媒体纷纷报道，为影片涨了不少热度。这可能也是一起营销事件，因为《后来的我们》退票率可以说达到了空前绝后的地步，退票率如此之高，引发媒体报道，很多网友也自然而然的了解了这部电影，同时也对这部电影产生好奇。
虽然影片内容勉强及格，但通过营销手段获取票房是惯例。像《后来的我们》这类“青春文艺片”内容，易引起共鸣。当内容在及格线边缘徘徊时，就需要营销来补齐短板了，尤其在现在这个“大营销”时代。但4月28日下午的"退票"事件，不如说它是一种恶意营销。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次的“退票事件”，目的很简单，就是为了制造作品很火、排片供不应求的假象，吸引更多的人买票进影院。它不仅有欺骗性，还将导演、主演、影片质量抛在一边，只给你它想让你看到的。《后来的我们》“退票事件”不论操作方是谁，最终都很完美地为影片造势。影院的排片规则很简单：预售票房+首日票房的结果基本上决定了这部影片的排片率。预售票房被抬高，那么影片的排片率一定相应升高，在五一小长假期间，观众想不看《后来的我们》都难。这也就造成了高票房，低评价的怪像。
其实，这种营销手段对影片本身不会产生一丁点的不良影响，但它使中国电影内容质量的提高放慢了脚步。这种造势的营销手段，使得高票房不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在利益当头的社会现状下，影片带来的经济效益远比社会效益受欢迎的多，这是电影的悲哀。
如何扭转局面，使影片内容与票房成正比呢？比如《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战狼》等现实题材的电影，都获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也取得了丰盈的艺术成就。
这些电影延续了主旋律电影中爱国主义、英雄主义、集体主义为主导的主流价值观，更对其进行了深化和拓展。这些影片将主流价值观表现和商业类型充分对接，在提升其经济效益的同时也确保了其传播价值。现实题材影片创作，弥补了国产电影的短板，使中国影坛出现多元化创作格局。特别是在国产电影价值观迷失问题被广为诟病的当下，这些影片展现主流价值观、宣扬正能量、表现时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特别具有启示意义。这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需要，也是电影人责任意识的重要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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