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周末下着雨又去看了一遍《我不是药神》，上座率达到了90%，看完出来时还看到一个像是知识分子的阿姨站在电影院门口的海报前跟人聊天说看到了网上的评论赶紧来看看这部电影。
我仔细观察了一下，周末的下午观影人群中多了一些中老年观众，这是一个非常可喜可贺的现象，可以说《我不是药神》给中国电影市场拓展了一些增量票房，把一些不怎么进电影院的中老年观众拉进了电影院。特别是卖假药那一段相信会对老年观众有所启发和教育，至少让他们少受点骗。从这个角度上而言，都应该让自己的陷入保健品骗局的父母进电影院接受一下电影再教育。就这种形式来看30亿票房是可期的。
今天在网上看到了一些评论，应该说是一些媒体专家的评论，一个是《南方人物周刊》主笔何三畏，一个是目前《局面》的制作人，著名的“王局志安”。这两个人的评论观点大概有一致的地方，就是认为电影不够深入，特别是“王局志安”针对电影中丑化制药公司的问题进行了批评，并且提出了目前的这种医患关系处于一种“伦理困境”的阶段，并且认为“一部好的电影，应该揭示这种深刻的伦理困境，但是，《我不是药神》最终，却将这种困境选择变成了一种道德控诉。”
“王局志安”是媒体人出身，这种见过大世面的媒体人习惯了站着说话不腰疼，今天我们就来戳一戳王局的腰子，也替我们电影人撑撑腰。你说王局志安这种“新闻联播”式的大道理说的对不对？那简直是太对了！完全没错！在这个事情上确实如“王局志安”所说那样的那样中国社会处于一种“伦理困境”。瑞士的药厂定高价没问题，病人想活没问题，印度仿制药也没问题，中国限制进口也没问题，走私药也没问题，这就是“伦理困境”。
那么电影是否一定要对现实进行忠实的纪录？那就不是电影了，那是新闻工作者的纪录片，那是需要王局进行挖掘的“局面”了。电影是一种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文艺、娱乐以及媒体综合体。太严肃了，没人看，不会让年轻人关注，更不会让老头老太太走进电影院，再深刻的作品没人关注那意义就不大了。所以，电影中对原型进行了改编，并且树立了一个相对负面的“药厂代表”形象，否则就无法进行艺术化和娱乐化的创作。
如果电影没有对“药厂”进行负面丑化，那么电影中其他可以丑化的势力会是谁？我估计大家都能猜得出，这个如果是韩国或者印度进行改编我相信就会相对简单了，也就不会有王局志安的这些疑问了。
“王局志安”这种脑袋大脖子粗的媒体人从来只负责高屋建瓴的站在道德制高点提出问题，却不负责解决问题，这就是一些传统媒体人的问题：眼高手低。在这里我给王局这个现象起一个新名词叫做：“王局困境”。这个困境的意思就是：道理说的都他妈对，但是听完了仔细一考虑纯粹是瞎耽误工夫，扯几把蛋。
因为按照王局的要求来拍摄这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就不存在了，而王局也不会批判了；而王局之所以能批判这部电影正是因为没有按照王局的观点来操作。只要这部电影它能站在你面前它就必然具备你说的那些“缺点”，这就是现实中的“王局困境”。
针对这个“王局困境”，我们在举一个最现实的例子：王局目前正在做的《局面》栏目正好播出了周立波在美国涉枪的案子，王局瞪着一对大眼睛看着周立波，搞的好像要挖掘什么深度内幕的严肃样。但是当周立波提出幕后黑手“某某”的时候，这个节目也就仅停留在周立波的只言片语上了。如果按照王局对于电影《我不是药神》的逻辑我们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一部好的社会访谈节目，应该揭示这种深刻的背后内幕，但是，《局面》最终，却将这种深刻挖掘变成了一种常见的娱乐八卦而已。”
王局自己陷入到了自己设计的困境当中，社会有“伦理困境”，媒体圈也有媒体跨越不了的“伦理困境”，同样电影行业也有电影圈无法逾越的“媒体困境”。
《我不是药神》之所以让人感觉到伟大的地方就是一是它能上映，二是它能带着不完美引发社会的广泛的讨论乃至批评。这就是电影作为媒体形式的意义：不是让人众口一词的夸赞艺术有多伟大，而是因此引发广泛讨论。甚至起到了启蒙和教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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