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焯，在云冈这样“过日子”
“山堂水殿，烟寺相望，林渊锦镜，缀目新眺。”1500多年前，初到平城（今山西大同市）的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沐浴着北魏皇城的气息，轻叹吟哦。历史的锤钎在一个个石窟内遍留斑驳，但佛一直拈花而笑，一笑千年！
2018年初夏的大同云冈，一面小小的牌匾静默在某间办公室的书桌上，牌匾上镌刻的文字却赫然生发着沉甸甸的分量：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这个中国政府环保领域内最高荣誉的归属者，就是身兼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任双职的张焯。近些年，云冈在景区建设过程中，继承先人传统理念的同时引入低碳节能、旧物利用、变废为宝的环保理念，让各种景观与千年石窟群和谐共生，遥应先贤的咏叹。
张焯获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
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颁奖词
张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掌门人，他用“过日子”的精神指导景区建设。两年间，三万多立方米的旧石废料，在他的笔下，在云冈人手中化作了质感凝重的人文景观和低碳节能的服务设施，他把保护文物与保护环境相融合，创造了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生态环保的中国范例，他是生态文化的传承者。
云冈景区的东山区域，堆放着大量从民间收购回来的旧石雕、木头、碑刻、塔件、碾盘等，这些在张焯的眼里都是宝贝。
用“过日子”精神创中国范例
2009年年初，大同市启动以云冈石窟为核心的大景区建设工程，政府投资近20亿元，在3年内完成了云冈石窟景区周边环境治理，扩建后的景区面积比原有面积增加了数倍。
“改造后的云冈大景区太大了，这相当于一户人家的住宅，刚刚盖起了房子，内部怎么装潢？摆一些什么家具？庭院如何建设？这些都得一步步去做，起码让客人看起来像一个大户人家。”作为当家人，张焯开始琢磨如何做。偌大的景区边缘基本属于建设空白地带，如果常规打造这么一座“大庭院”，没有大量资金保障几无可能。
怎么做？张焯陷入长久的思考中。
北魏王朝开凿云冈石窟时，斩山为壁，取石成窟，取下的石材主料主要用于首都平城的建设，产生的大量工程废石并未扔弃，而是基本被用于石窟前北魏河坝和山顶塔庙建设，一部分雕刻成佛教造像与生活用品，充斥于寺院、民间和墓葬。
“我们的祖先已经有了化腐朽为神奇的超凡创造力和循环利用自然资源的环保意识。我们何不传承综合利用自然资源的祖传秘法打环保牌？”张焯从开凿云冈石窟的北魏匠师身上得到了启发和灵感。
从此，大同城乡改造和道路翻修时遗弃的水泥块，石材厂丢弃的下脚料，古城改造拆除的旧砖瓦、条石，建筑工程剩余的石材、木料，以及云冈周围的砂岩石片、河卵石等，全部成了张焯眼里的宝贝。同时，张焯团队还大量收集民间旧石雕、石柱、碾盘、碌碡，煤矿电厂淘汰的铁矿车、旧风筒、绞车轮、大铁罐等，将这些东西依地形、地势、实用、造型分别不断打造出各种特色景观。
如今漫步云冈大景区，这种匠心之作比比皆是。从云冈山顶的砂岩围墙，到研究院周边的文化墙，从废水泥块、石碌碡柱建造的全环保型厕所到旧石磨盘铺设的环湖休憩摄影区；从煤矿风筒、绞车轮改造的冰激凌售卖亭到煤矿废旧机具和废木料创作的铁木雕塑，从景区改造剩下的边角木料改造成的木栈道到长条休息凳……
每块本来面临废弃命运的混凝土、石材、木料，都得到了新生，它们在景区的每个角度，彰显着云冈人对佛教生命轮回理论的现实理解和对生态环保思想的实践。
据统计，自2012年以来，云冈大景区共使用废旧材料，建设了大约10万平方米的石墙、道路、水渠、水池、停车场等景观建筑，为国家节省资金上亿元。
张焯的“环保牌”引来了各方关注。山西省委常委、大同市委书记张吉福评价说：“云冈总是过一段时间就有新的变化，处处体现出一种过日子精神。”这种“过日子”精神是以文化和服务为核心的，加之云冈石窟的独特魅力，使得云冈景区年年游客递增，门票年收入已经过亿。
在张焯的引领下，云冈把保护文物与保护环境相融合，创造了世界文化遗产领域生态环保的中国范例。2018年6月5日，中国政府在环保领域设立的最高奖项——“2016—20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揭晓，张焯在列。
“这个荣誉不是我个人的，而是属于云冈、属于大同，我们就是希望通过云冈石窟的做法，起到示范作用，让生态环保观念走进每个人的内心，成为全市、全省、全国的行动，带动全社会走上一条可持续发展的良性循环之路，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更多的绿色GDP，同时也为我们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清雅的净土。”张焯说。
利用石碾等旧物建造的塔
从攻读历史学到解读云冈之路
今年是张焯在云冈工作的第16个年头。2001年，在大同市纪检委任职的他调任云冈石窟研究院的前身——云冈石窟研究所，担任副所长。
翻看张焯的履历，1981年考入山西大学历史系，1985年考入天津师范大学攻读历史学硕士，主修魏晋南北朝史，师从研究中国制度史见长的李光霁先生。而大同正是北魏故都，有丰富的历史遗存，其浩瀚的历史时空正可为张焯的文化抱负提供广阔的空间。
毕业后，张焯在大同市政府办公厅工作，利用业余时间把大同地方史志读了个遍，对大同历代政治、经济、文化状况有了全面了解。每逢节假日，他都会骑着自行车，在大同的大街小巷、远郊近野转悠，寻访北魏都城遗迹，并于1996年在《大同日报》连载《平城访古记》，以细致的现实遗迹调查结合详实的史料佐证，实现了一次完备而深入的大同北魏遗迹考古报告，一时为学界侧目。
调任云冈，可以说给了张焯施展才学的理想平台。颇有识才惜才之心的时任院长李治国对他说：“早叫你来，你不来。云冈石窟才是你应来的地方。”
“其实，说起与云冈结缘，可以追溯到1996年。”张焯说，那一年，他奉命编辑大同市第一本旅游指南画册，走访相关单位负责人时，时任大同国旅老总的王远雁讲了一句话，让他对云冈产生了无比深厚的兴趣。“她当时说，云冈石窟，你把它夸到什么程度都不过分。当时我就惊诧了，云冈从小去过多次，并无什么特别的感觉。但在旅游专业人士口中，却能得到如此赞誉？浩瀚云冈，到底藏着多少神秘的故事？”
从此，张焯走上了解读、发现云冈的探索之路。
张焯院长接受采访
研学云冈成果，徜徉历史长河
2002年，研读了浩如烟海的史籍后，他发现云冈如同一座“无字的丰碑”，关于云冈石窟的文字记载太少，导致云冈的历史不够清晰。张焯由此产生了一个想法，发挥自己的史学特长，为云冈石窟挖掘、整理一部详细的编年历史。张焯深知，这将是一项何等宏大的历史文化工程，对其历史视野、学识都是前所未有的考验。如同一个意志坚定的孤身苦旅者，张焯义无反顾地踏上了漫漫追寻之路。
已读万卷书，更行万里路，从敦煌反向溯流，经张掖、武威、麦积山、西安、洛阳，沿路一个一个石窟考察，摸清各石窟艺术留存及艺术风格；他去新疆，从乌鲁木齐一站站走到喀什，考察佛教入华起点，考察西部造像遗迹；他赴印度考古，寻访世界早期石窟。一条线下来，他心中对佛教东传历史有了清晰的印迹，对云冈石窟的诞生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他想到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说过的一句话：“研究历史，要站在帕米尔高原瞭望东西。”而他要做的，就是站在云冈所在武周山的高处，望见东西文化贯通、交汇、升华、结晶的历史。
此后4年时间里，张焯焚膏继晷、夜以继日，终于撰写出《云冈石窟编年史》，并于2006年由文物出版社出版发行。在时任云冈石窟研究所所长李治国的记忆中，那4年时间，张焯每天不是在电脑前，就是在书堆里，来去匆匆面带疲容，“像个苦行僧。”
《云冈石窟编年史》是迄今为止有关云冈石窟研究的第一部最为完整的通史。研究以云冈石窟为载体，从战国一直到民国，时间跨越2400余年，取材广泛、内容详尽。张焯把云冈石窟置于历史的长河当中，置于五千年中华文明之中，将1500多年前的武周山石窟寺开凿的伟大壮举及其实物延续，与之前之后的重大历史事件，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社会的、文化的、宗教的、艺术的进行比对，也使云冈石窟变成研究佛教、打开大同历史文化大门的钥匙。
徜徉在云冈之巅，追寻时光在大佛、石窟内的传奇雕痕，张焯一直没有停步。在繁杂的行政事务之余，他又伏案撰写了许多学术论著。
“当下最重要的学术成果，应是我们正在与青岛出版社合作出版的《云冈石窟全集》。”张焯介绍说，多年来，日本水野清一、长广敏雄著的《云冈石窟——公元五世纪中国北部佛教石窟寺院的考古调查报告》，一直被认为是云冈研究难以逾越的学术高峰。但是，这本著述由于调查有遗漏，内容并不全面，云冈亟须一部更为全面、更为细致、更具学术水准的图文全集。
目前，一套20卷本的《云冈石窟全集》陆续印刷出版，明年全部完成。“素材的采集，利用的是顶级专业团队和技术。”张焯说，5年的时间，3个摄影团队光拍摄照片就有30多万张，同时利用数字化测绘、三维扫描、机器绘图，大角度、全方位地展现了云冈。
如今的云冈石窟研究院，除了拥有自身众多的研究机构外，还是国内多所顶级大学考古教学、文物数字化研究的基地，同时也是国家古代壁画与土遗址保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的山西工作站，“继续挖掘展示云冈石窟的文化，使云冈学真正成为一门显学。”张焯宏愿如此。
另有件事，不得不提，张焯的女儿，也受父亲严谨治学的影响，自小钟爱文史，北京大学文博学院硕士毕业后，任职国家清史研究中心，走上与父亲相同的治学之路。（感谢唐晋先生、史涌涛先生对本文的贡献）
记者直击：云冈无处不张焯
晨曦初开，第一缕阳光拂过云冈石窟，大佛的眸子一如既往地清澈澄明。
6月19日一早，张焯就到了景区后面的办公室，头发稍显凌乱的他略有疲态，从深圳出差归来，又逢端午小长假旅游高峰期，丝毫没得松懈。甚至，他还因为没来得及给自己添一件贴身背心而有些受凉：“在深圳是不用穿背心的,但在云冈这个避暑胜地却不行。”他打趣说。
张焯的办公桌上放着一顶草帽，他随时准备去景区“劳作”。
办公室内事务繁复，几无空暇
在办公桌前坐定，张焯想起出差前还有一个未完成的设计手绘稿。从厚厚的一叠图纸中，找出那张画了一半的图纸描摹起来。这又是一座利用废旧材料构筑的塔形建筑，其主体是一个刚刚回收来的废弃锅炉。
在云冈大景区，这种利用废旧材料构建而成的景观比比皆是，几个磨盘、几轴石碾、一个锅炉、些许铁皮木料就是一处景致，或透着悠悠古意，或赋予现代气息，让游人移步即见景，在感悟厚重沧桑的历史之余，领略绿色环保之美。
上班时间一到，身兼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云冈旅游区管理委员会主任两职的张焯电话多了起来，每隔五六分钟的来电频率虽然让他再无法专注绘图，但每一次通话笃定舒缓，从语气和表情上，看不出任何繁绪之下的烦懈和不快。
第一位敲门进来的，是大同大学的美术教师贾宜潮。受云冈景区管委会之托，贾宜潮设计了6位蜡像人物造型，准备放置在云冈大景区观音堂的平房里。其中一组是晋商题材，呈现的是俄罗斯商人与晋商谈判的商业场景，另一组则是民间女子问签求子的民俗情景。
根据张焯的介绍，云冈石窟位于大同城西的云冈峪，俗称云冈沟，旧时是连接山西及内地与蒙俄通商的要道之一。沿线保存有类似鲁班窑、观音堂等各种石窟、庙堂以及古堡、烽燧、窑址等文化遗存30多处，再加上晋华宫煤矿等近现代工业文明遗址项目，构成了全国少有的历史文化旅游带。
在他看来，这些都应视为云冈石窟遗产地的附属文化遗存。这次设计的蜡像项目，就是布局观音堂开发、扩大云冈景区外延的举措。
在与贾宜潮老师探讨蜡像摆放位置的间隙，办公室主任汇报了将于第二天在云冈石窟研究院召开的大同“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研究院专家座谈会的筹备情况。在这次会议上，正式成立了大同“一带一路”文化艺术研究院筹备委员会，下设筹委会办公室，设在云冈石窟研究院。研究院的核心目标包括整合大同与国内外学术、文化、艺术、媒体和商贸资源，建立一个国家级的开放型研究推广平台，从文化艺术交流沟通的角度，促进大同与一带一路国家间的文化产业交流与合作，全面提升大同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与知名度。“这次会议很重要，文化艺术研究院的成立，将对重塑大同在古丝绸之路中的地位有积极作用，我们一定把这个会举办好。”张焯吩咐。
此时的云冈，流云飘逸，祥光万丈。石窟内的万千佛尊，历经千年剥蚀洗礼，在游人的仰视下不动声色。石窟后面的研究院内，一个个忙碌的身影，游走在浩瀚的云冈学海中。
张焯处理完手头的事务后，起身走出自己的办公室。
云冈大景区用民间回收的碾盘铺就的休闲驻足区。
文物保护研究，时时牵挂
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在纷繁的研究机构基础上，又陆续成立了云冈数字中心，组建了山西彩塑壁画保护修复中心和馆藏文物修复中心等。这几个新部门让张焯有了更多挂念，每隔几日必定躬身问事。“大云冈之大，不仅仅在于体量大，更要做到气度大，这样才能做大文化，带动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文化创新全面发展。这就是所谓外结良缘，内活机制。”他说。
在云冈数字中心，他查看了洞窟3D打印复制技术工作的最新进展。
2017年年底，云冈石窟研究院采用3D打印技术为青岛城市传媒广场原等比例复制了云冈第3窟大佛，成为轰动一时的文化事件。此次浩大的工程采集10000张石窟照片，打印了842块模型，安装了3个月，复制出的石窟整体长17.9米、宽13.6米，主佛高10米，最终实现了云冈石窟成功“搬家”，这是世界上首次使用3D打印技术实现的大体量文物复制工程，是利用先进的数字技术进行文化遗产保护和传承利用的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领域的重大突破。
“这足以申报吉尼斯世界纪录。”云冈石窟研究院美术工作人员高平传参与了这次3D打印复制过程。“我站在青岛城市传媒广场云冈大佛前的一刹那，第一次有了时空变幻的感觉。”
对这项成果感到非常满意的张焯又提出新的课题，他告诉数字中心的工作人员，必须升级工程技术，把3D模型积木化，便于巡回展览，让云冈大佛“走”出洞窟，走向世界。
几个部门一一走过后，张焯来到景区的第7、8窟，这里正在进行封闭维修。“窟顶有多种病害，脱皮、裂缝、掉石，必须维修加固。”他戴上安全帽后，径直爬上十多米高的脚手架。在狭小的钢管木板搭就的廊道里，张焯熟练地穿行攀爬，他向每一个正在工作的工人微笑致意。“您经常光顾，是不放心我们呐？”一位师傅打趣道。“哪能不放心？你们有机会离佛这么近，都是有福报的人哈。”玩笑过后，他仔细地查看了维修过的部位，又和工程技术人员交流了维修方案。
从脚手架下来的张焯，摘下安全帽后，浓密的头发已经和汗水粘成一片，他随意捋了捋，走出窟外，融进来自五洲四海的人流中。
时近中午，张焯来到食堂的时候，大部分员工已经用餐结束，几位在办公室没有找到他的工作人员留下没走，他们等着张焯吃完饭后再汇报沟通一些工作上的要事。打好饭的张焯看到了他们，招呼着过来一起用餐。“我们都吃过了，这些事等您吃完再说。”“这哪行？你们先说，说完赶快去午休。”张焯把打好的饭放在桌上，开始现场办公。
修剪景区树木是张焯工作中亲力亲为的一个缩影。
亲力亲为，剪树枝清杂草的事也做
午后云冈，风朗气舒，当空的太阳周围，竟然拱环着一圈日晕，观瞻佛容的游人纷纷将镜头对准这一难得景观。
在宿舍稍稍休息后，张焯戴着一顶草帽拿着一把修剪树木的锯刀来到景区后的东山，沿路看到树干有生出的杂乱枝桠，就用锯刀砍下来：“这些树枝既影响树冠的美观，又汲取争夺树干的营养，清理掉这些负担，这棵树就会轻松无忧地成长了。”
有些部位稍微靠上的树枝，张焯会跳起来够着去砍。这对于一个55岁的中年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情。但对于张焯，这不是难事，云冈大景区建设近十年来，这位戴着草帽拿着锯刀的景区一把手，在树林草丛间修剪树枝、清理杂草已经成了一种习惯。他经常挂在嘴上一句话：“树林里氧气含量足，就当是锻炼健身了。”但是景区的人都知道，政府投入巨资大量移植树木绿化云冈，张焯是担心养护不好，导致这些移植树木水土不服，他必须多盯多看，“把每一棵树都服侍得妥妥帖帖，让它们快乐生长。”
“在云冈景区，会经常发现有个小老头，顶着个草帽手里拿把锯子到处转悠，哪里不对就拾掇拾掇。”退休老干部张恒瑞经常来云冈石窟景区采风，亲力亲为的张焯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在5月份“绿色中国年度人物”的网络投票环节中，张恒瑞为入列候选人的张焯投完票后，专门在留言区写下了这样一段话。
记者很好奇张焯为什么喜欢剪树，工作人员解释说，云冈石窟虽然有1500多年的历史，但基本上没有古树。以前，很多人说，云冈这个地方种树活不了。年年种树不见树，每年种树每年不见活。2008年，云冈周边环境进行综合治理时，一次就种了20多万株树。为了能让这些树活下来，张焯院长费了不少心血。因为大部分树都在山上，担心下雨聚不住水，就带领绿化队给山上的树挖鱼鳞坑；后来，为了收集雨水，又专门派人用河卵石砌边，在山上修建挡水渠；到了冬天，每下一场雪，所有工作人员立即扫雪，并且要把所有的雪都倒到树坑里头。
采访时，一处整齐排放着数十根直径近两米的水泥管道的工地颇为引人注目，这是张焯打造的又一处具有实用功能的绿色环保杰作——胶囊公寓。每年，云冈石窟研究院都会有许多前来研修实践的大学生，由于条件所限接待成了问题。胶囊公寓就是为了解决这一困难而生出的法子。“这些水泥管都是城市改造过程中挖出的，两边安装上门窗，里面添置上寝具，就是现成的居住空间，电暖设备由太阳能提供驱动，整个工程又省钱又环保又符合年轻人临时居住的时尚浪漫需求。”张焯说：“这种做法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在于：引导学生树立创造思维，走艺术创新之路！”
工人们正在焊接门窗，几位美术学院的实习生在现场设计各种外饰图案和色彩。张焯询问了工程进度后，又征询几位年轻人的意见：“站在你们的角度，看看这设计方案里还缺少什么元素？”“公寓外的空间可以设置一些休闲项目，有利于住宿的年轻人之间互动沟通。”“两排公寓之间如果能搭建一个透明的穹顶就更好了，这样就像一个大庭院，氛围更加温馨。”大家积极建言，张焯频频颔首。
云冈景区很大，张焯牵挂的事务又多，走走看看，不知不觉到了下班时间。在回办公室的路上，他和一位保洁女工打招呼：“王大姐，家里搬到附近住了吧？”“院长啊，我这么个事你还惦记着，已经搬到附近村里了，上班很方便。”“那好，那好！”张焯爽朗地应答着，扇动手里的草帽疾步而去。保洁女工的视线，随着那个稍微有些佝偻的背影，渐行渐远。
旧石废料，在他眼里都是宝
盛夏时节，骄阳似火，记者来到位于武周山南麓的云冈石窟，这里绿树成荫、游人如织，整个景区连一片废纸屑和一个烟头都找不到。
记者在云冈石窟采访，所遇到的人，不论是职工还是普通的清洁工人、保卫人员，甚至是一个常来的游客，只要提起张焯，人们都亲切地称他：“我们的张院长”。
摆弄几下工矿淘汰机具，让旧废料有点新意境。
他把云冈带入快速发展的轨道
“张院长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文质彬彬，一看就是个做学问的人，而且他能静下心来，坐在那里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当时云冈最欠缺的就是对石窟文化的研究，张院长来了以后，我们就感觉云冈的春天来了，是他带来了云冈研究的春天。”6月19日，崔晓霞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崔晓霞1996年参加工作，比张焯到云冈早6年，一直从事讲解接待工作，现为云冈石窟研究院接待办主任。
聊起张院长，崔晓霞说得最多的词就是“敬佩”和“感动”。
张焯于2002年调到云冈，刚开始任云冈石窟文物研究所副所长，2006年10月，任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到云冈后，他先后出版了《云冈石窟编年史》《云冈》《中国皇家雕刻艺术：云冈石窟》等专著，发表的论文有《隋炀帝与云冈石窟》《徐州高僧入主云冈石窟》《小议》《云冈筑堡与古寺衰微》《云冈石窟的历史与艺术》《云冈石窟源流考略》等。
崔晓霞对记者说：“在张院长的带领下，云冈石窟研究院涌现出许多专家学者，现在云冈的学术研究领域可以说是百家争鸣。”
除了著书立说，近年来，云冈石窟研究院还先后成立了石质文物保护中心、彩塑壁画保护研究中心、可移动文物保护修复室、遗产监测中心、数字中心等文保部门，不仅圆满完成了云冈石窟及其附属文物的保护和研究工作，同时还走出去帮助省内外兄弟单位完成了诸多保护项目。这些部门尤其是数字中心，在国内已经有了一定的影响力和知名度。
同时，为了使云冈文化走向世界，云冈石窟研究院还与北京大学、浙江大学、武汉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中央美术学院、天津美术学院、大同大学，以及敦煌研究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等高校院所签订战略合作协议，在复制雕像、人才培养、油画创作、数字化研究、书籍出版等方面开拓出全新的合作领域。
今年1月，研究院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的“另一个世界的想象——大同沙岭7号北魏墓葬与云冈石窟艺术展”在北京大学开展。展出近10幅大同沙岭北魏墓壁画摹制作品，是云冈石窟研究院抢救濒危消失的古代墓葬壁画的一次有益尝试。这种由专家学者与画工团队的无缝协作方式，在全国文物保护领域尚属首例，为我国古壁画保存与展示探索出一条新路。
崔晓霞说：“云冈研究院这些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张院长的高瞻远瞩及亲力亲为。毫不夸张地说，张院长把云冈带入了一个快速发展的轨道上来。”
张焯查看石窟维修工作。
他的存在，让云冈人工作很快乐
“张院长没有一点官架子，扎在人堆儿里头，根本就看不出他是个院长。但是他作为云冈石窟研究院的掌门人，事无巨细，什么都要操心，什么都要管，而且特别能吃苦。”崔晓霞说。
尤其云冈大景区建设期间，估计是张焯一生当中最艰苦的时段，也是我们云冈人最难忘的一个时段。那段时间，所有云冈人没明没夜，起早贪黑，随叫随到，大家恨不得一天当成两天使用。
从2008年开始，经过三年的综合治理，云冈景区面积扩大了近十倍，各项旅游配套设施基本完成，景区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其实，云冈景区建成后，张院长也没有休息过。”云冈研究院保卫科科长李烨接着说：“如果张院长不在云冈，那他肯定就是出差了。”
得知记者前来采访有关张焯的话题，景区的几个保卫人员和保洁人员也都主动和记者聊了起来。“张院长出差，只要一回到大同，就先来云冈转一转，哪怕是晚上五六点，也要到山上山下走一走。”“院长走也不空走，看见烟头捡烟头，看见垃圾捡垃圾。”“他的这个行为，影响了研究院和景区一线的所有管理人员，到了景区里头，大家看见烟头就捡起来，所以我们景区的卫生做得特别好，还获得了全国景区的卫生优秀奖。”负责保洁工作的吉银宝高兴地说。
张焯白天上班，晚上还要修改文章。据了解，研究院所有研究员写的文章，全部都得让院长过一遍。“尤其《云冈雕塑全集》出版前，院长每天四五点就起来修改文章。”崔晓霞说，在张焯的感召下，云冈人都没有双休日，更没有节假日，谁家里有事才请假。拿她自己来说，她负责接待工作，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有了接待任务，“家里有事请假时，心里得拿好几次主意，生怕耽误了工作。”
当记者问及单位有没有人因为过节不能休息而产生抱怨时，崔晓霞说，以前也曾有人抱怨过，但大家更多的是感动。
“张院长每天那么辛苦，但他并没有因为辛苦而感觉到痛苦，相反，大家觉得他是在快乐中工作。并且不仅他自己快乐，我们感觉因为他的存在，大家的工作也很快乐。”崔晓霞说，他平时经常对我们讲，大家在云冈工作不要有压力，要以“玩”的心态去工作，这样才能有一个好心情，才能变被动工作为主动工作，才能激发大家的服务意识及创造力。
随手一指，张焯就能讲出石窟的一段典故。
打造一个多元的云冈
“我觉得我们院长还是一个特别有情怀的人，是一个想干事的人，而且是一个想把事情干好的人。”崔晓霞说她因为做接待工作，与张焯接触比较多，对院长的心思了解得更多一些。张焯一直说云冈这个地方和其他地方不一样，这个地方是世界文化遗产，我们既是它的守护者，也是它的建设者。我们首先应该想着怎么把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保护好，其次，我们尽量能给后人再留下来一些东西，要打造一个多元的云冈，且不能粗制滥造。
大景区建成之后，张焯提出了一个口号：云冈石窟是5A级景区，但我们要努力做到6A级服务。
什么是6A级服务？张焯这样给出答案：如何把景区弄得更漂亮一些；如何给游客回家般的温暖；如何让游客在云冈有更多可看的东西。
带着这些思考，张焯提出云冈要走多元文化发展之路。随后，就又有了云冈博物馆、皮影表演院、石兵美术馆、北魏射艺场、云冈美术馆、云冈院史馆、手工醋坊等。尤其云冈美术馆，常年举办大型展览，并且与中央美院、天津美院、鲁迅美院等共建云冈写生基地，积极创作发生在大同、对中华民族有过重大影响的历史题材油画。目前，云冈正在逐步向国家级美术创作基地迈进。
“张院长想得多，做得也多，各个地方凡是废弃想扔掉的东西，他都要想办法拿回来，然后通过他的奇思妙想，让这些承载着一定文化的东西，变废为宝。”崔晓霞一边领记者参观，一边向记者介绍。
看到被张焯“拾遗”回来的东西，记者只能用“震撼”来形容。
我们日常只能在偏远农村零星看到的石磨盘，在云冈竟然有上万件之多；碑头、碑刻、石柱、塔件、上马石、拴马桩等旧石雕数不胜数。其他城乡废弃的道路水泥块、路牙石、旧石条，附近山区的大石块、砂岩石，丰镇石材厂遗弃的碎石板、下脚料，倒闭工厂的烟囱石，云冈五华洞窟檐工程剩余的大小木材，大同煤矿电厂淘汰的铁矿车、旧风筒、绞车轮、大铁罐，以及城市改造闲置的大型雕塑等，都分门别类地汇聚到了云冈。这些废弃物经过张院长及有关人员的策划和设计，再进行简单的改造和组合，就变成了塔林、雕塑、广场、厕所、景观墙、木栈道、小木屋、木桌凳、秋千椅、售货亭、铁罐屋、碎石子停车场等。这些都是云冈大景区新景观的原材料，低碳节能、旧物利用、变废为宝，与千年石窟群的环境相互协调，和谐共生。游客在游览中，看到这些废弃物质的再生利用，潜移默化中受到了教育。
“这既解决了废物的利用，又低碳节能，同时还能增加延长游客的旅游时间。崔晓霞说，这件事情不仅云冈内部，其他部门和同行看了以后，都觉得非常感动。据了解，目前，在全国乃至全球的上千处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大规模使用清洁建筑废料和旧石材、旧材料美化环境、变废为宝的，只有云冈景区。“所以说，今年张院长荣获‘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我觉得当之无愧！”
张焯印象
废铁块、废木头……在别人眼里，那是一堆废品，但在张焯眼里，它们可都是宝贝。
2018年6月5日，张焯荣获“2016-17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殊荣。这个沉甸甸的奖牌背后，是张焯的坚持。作为云冈石窟研究院院长，他每天要做的事情太多太多，采访当天，他只“挤”出4个小时留给记者。
利用废旧木桩及工矿机械制作成的卡通人物引游人拍照。
张焯，作为世界文化遗产云冈石窟的掌门人，本着“过日子”的精神，为云冈石窟的景区建设，做了大量拾遗补缺的工作，植入环保节能、循环利用的理念，将别人眼里的废旧物资物品变废为宝。近年来，他带领员工利用当地开山废石、道路废水泥块、石材厂废料、铁道旧枕木、倒闭工厂烟囱石、建筑边角木料、工矿淘汰机具、碑头碾盘等打造了各式极具文化内涵的景观和服务设施：塔林、雕塑、广场、厕所、木栈道、小木屋、木桌凳、秋千椅、售货亭、铁罐屋等，消化利用了3万多立方米固体废料，为国家节约资金1亿多元。历经了十年改造和建设，使云冈走上一条废物利用、低碳节能、水土保持、人文创新之路。目前云冈已经形成具有环境优美、文化多彩、服务人性等鲜明特色的新面貌。全球的上千处世界文化遗产地中，大规模使用清洁建筑废料和旧石材、旧材料美化环境，变废为宝的，只有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景区。
张焯利用废旧的工艺品及工矿淘汰机具打造的主题旅馆。
展望未来，张焯希望生态环保理念走进每个人的内心，为国家和社会贡献更多的绿色GDP，同时，也为子孙后代留下一片清雅的净土。
张焯前往洞窟里查看维修工作。
张焯（左三）向维修的工人了解情况。
细心的张焯经常和景区里的环卫工聊聊工作上的问题。
忙碌经常让张焯顾不上洗脸，洗漱时也不忘手头的工作。
记者：山西晚报全媒体记者 郭斌 刘俊卿
山西晚报全媒体摄影记者 胡续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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