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 年初，已婚才子作家郁达夫在上海偶遇杭州美女王映霞，从而对其疯狂追求。王映霞在经过犹豫、困惑、烦恼以及兴奋和举棋不定后，终于扛不住郁达夫苦心孤诣的追求，于1928年与之结为秦晋之好。但令人扼腕的是，这对在诗人柳亚子眼里的“富春江上神仙侣”，数年后却反目离婚，上海从此徒留下对这双才子佳人爱恨情怨的怅然回忆。
1927年1月14日，32岁的创造社作家郁达夫前往马浪路（今马当路）尚贤坊40号看望在日本留学时的同学及同乡孙百刚，结果在孙家不期遇上借住在孙家的毕业于浙江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时年18岁的王映霞，不由对其一见倾心，就此展开疯狂追求。此后郁达夫除了频频给王映霞写情书，更将自己为爱情燃烧的心境写入日记，其缠绵悱恻、露骨率真、点点滴滴，尽皆托出。
而据王映霞自述，郁达夫最初引起她注意，是因他的杭州口音。她在《我与郁达夫》中回忆道，当时“彼此坐定后，我就和平时一样去后面倒了一杯茶出来，先递给了孙先生，然后再由孙先生递给了这一位来客。刹那间想起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是一位好熟悉的名字啊。这样一转念，我倒自然而然地注意起他们谈话的内容来了。从什么稿子，什么书店这些词句里，我又忽然回忆到学生时代曾看过一本小说叫《沉沦》的，这一本书的作者，似乎就是刚才孙先生给我介绍的郁达夫”。
她很快打量了一下郁达夫后，“便又留心着他们的谈话，才听出他是孙先生在日本读书时的浙江同学，新从广州来上海的……过了一会，我到隔壁房间里去了。不几分钟，听见孙先生在招呼我，说郁先生邀我们一同出去吃午饭。我就很习惯地和他们同去了”。当时别说王映霞，就是孙百刚夫妇也没有意识到，郁达夫这天心情这么好，兴致这么高，多半竟是冲着他一见钟情的王映霞去的。
此后一连数天，郁达夫几乎天天“再会”王映霞。17日，约王映霞在朋友家用晚餐，餐毕送王回尚贤坊；18日郁日记记载，去尚贤坊访王映霞，王不在，郁等了约半小时，“方见她回来，醉态可爱，因有旁人在，竟不能和她通一语，即别去”。19日，郁晚饭后又去尚贤坊，邀王映霞他们外出看电影。看罢电影，又去吃夜宵。郁达夫魂不守舍的情状自然瞒不过周围人的眼睛，当然，也许郁根本无意瞒大家。但人们多不赞成他追求王映霞，尤其是孙百刚夫妇。
孙百刚曾对妻子孙掌华说，郁达夫有妻子叫孙荃，“ 是富阳一大户人家的小姐，读过旧式书，对达夫感情很好，达夫对她也不错。他们已经有儿女了。”孙掌华惊讶道，“照这样说来，郁先生不应该再在外边寻人。”为此，她还委婉地问过王映霞对郁达夫怎么看？王映霞开始一言不发，最后说了句：“我看他可怜。”
得知王映霞这样说，孙百刚觉得应该对郁达夫提出忠告了，但是郁达夫根本听不进去。两人不欢而散。孙百刚回家后又找王映霞谈话，希望她拒绝郁达夫的追求。王映霞回答道，我怎么会愿意答应他呢，不过我倘若断然拒绝，只怕非但不能解除他的烦恼，也许会发生什么意外。
此后的日子里也出现了一些波折，尤其是当郁达夫得知王映霞回杭州后，曾疯狂地乘上火车一路追到杭州。因寻她不遇，一度曾让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绝望，因此一次次以酒浇愁，喝得烂醉；还吸食鸦片，以图麻醉自己。清醒后，便奋笔给王映霞写情书。
2月9日，王映霞曾致信郁达夫，婉转地批评他不该去杭州找她。11日，王映霞又致信郁达夫，但后者觉得信中“一点儿内容也没有”。直到收到2月15日王映霞信，郁才觉得她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说她已经受过好几次骗，所以现在意志坚强了。我也不明她的用意。不过她总要想试练我，看我的诚意如何”。于是郁达夫向王映霞开始新一轮情书“轰炸”。2月25日，郁达夫接到王映霞信，请他去尚贤坊一见。郁当日日记记载： “马上跑去，和她对坐到午后五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约我于下星期一再去，并且给了我一个地址，叫我以后和她通信。无论如何，我总承认她是接受了我的爱了……”
可以说，至此，郁、王的恋爱关系终于出现了转折。这时候，郁达夫突然产生纠结。他在2月27日日记中记载：“我时刻忘不了映霞，也时刻忘不了北京的儿女。一想起（孙）荃君那种孤独怀远的悲哀，我就要流泪…”
但是甜蜜的爱之激流，最终还是冲溃了理智的堤坝。而在王映霞这边，除了在信中“稍露了一点诚意”，在行动上似乎也出现了迹象，那就是她搬出了尚贤坊，借住到一位同学那里。反正从这时起。他们的关系急转直下。其间郁达夫也曾因感到与王映霞相爱有“一点罪恶感”，便自欺欺人地于3月4 日致信王映霞说要中断两人关系。但5日上午，当王映霞如约出现在他面前时，郁达夫有的只是喜悦，昨晚作出的“和她绝交的决心，不知消失到哪里去了”。那天他们“从早上九点谈起，谈到晚上，将晚的时候，和她上屋顶乐园散了一回步……我怀抱着她，看了半天上海的夜景……大约我们两人的命运，就在今天决定了。她已誓说爱我，之死靡他，我也把我爱她的全意，向她表白了”。
至此，闹得满城风雨的郁达夫追王映霞之事，终于明朗化。王映霞的激励也确实给郁达夫带来勇气和力量。这年5月底，当创造社出版部遭到搜查，郁达夫潜往杭州，就是避居在金刚寺巷王映霞家，由王映霞给予掩护的。显然由于王映霞此前已做了家人“思想工作”，家人并没反对她与郁达夫的结合。于是，6月5日，他俩假杭州聚丰园莱馆，举行订婚仪式。两人原打算于1928年3月12日在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婚礼，这一计划后来没有实现，结果在上海南京路上一家饭店请了两桌客，“就算是作了我们的喜筵”（王映霞语）。至此，郁、王这场引人关注的恋爱事件总算尘埃落定。
婚后，郁达夫最初与岳母同住于上海赫德路（今常德路）嘉禾里1442号，不久租下毗邻的嘉禾里1476号底楼一间老式房，于3月底迁入。 8月，郁达夫将他恋上王映霞后写的日记编成《日记九种》，由北新书局推出，开创了新文学作家出版日记的先例。《日记九种》出版后。几年内连续印了八九版，发行量达三万之多，轰动一时。
郁达夫、王映霞在嘉禾里最初的日子过得虽不宽裕，但却惬意。遗憾的是，郁达夫和王映霞在上海待的时间并不长，他们于1933年4月25日举家离开上海回了杭州。关于迁居原因曾有多种说法，但为生活计多无疑义。王映霞曾这样表白：“一九三一年以来，我心理上幻灭得厉害，似乎人未老而精神先衰，对于许多事物，也都发生不出兴趣。有时想到树高干丈，总要落叶归根，很希望有一个开支节省的安定的去处。达夫他亦流露出这个意思。”又说，“我们都认为唯一符合我们生活上经济上愿望上的去处是坐四小时火车即能到达的杭州。在从不关心政治的我的胸怀里，还认为杭州是我想象中的最好去处，可以作我的终老之乡”。
迁居后的郁达夫的心情似乎并不如王映霞达观。在由上海迁居杭州的第一夜，郁达夫失眠了，于是他干脆起床拿起新出版的鲁迅与许广平的《两地书》看起来。这一看，顿时让郁达夫精神焕然，他“从夜半读到天明，将这《两地书》读完之后，神经觉得愈兴奋了 ”，他此刻人在杭州，但心却在上海。上海不仅有他与鲁迅等人的战斗足迹，更有他对王映霞一见倾心后，就此留下的美好时光。他内心是否有预感，上海留绐他的甜蜜岁月一去不复返了；“好事只愁天妒我”，更多地也只能珍藏在心里了。
郁达夫、王映霞此后的情感里程，最后果然出现了谁也不愿看到的一幕：1940年3月，他俩以一则“离婚启事”宣告了12年情缘的结束。1945年8月20日夜，用笔抗日的斗士郁达夫在南洋被日本宪兵队杀害。王映霞后来则以耄耋之年，在杭州“叶落归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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