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桧是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大奸臣之一，他结纳私党，斥逐异己，屡兴大狱，杀害岳飞，残害忠良，主张向金国求和，奉行割地、称臣、纳贡卖国求荣的政策，遗臭万年，为后人所不齿。
但实事求是来看，秦桧此人也并非一无是处。与明朝的奸臣严嵩一样，秦桧也是进士出身，博学多才，书法造诣颇深，秦桧还是宋体字的创造者。
另外，秦桧并非一开始就是主和的投降派，恰恰相反，在为官早期，秦桧其实是主张对金国强硬的强硬派。
宋钦宗靖康元年，秦桧曾上奏说，对南犯的金军不宜显示出太怯懦的态度，因为这样只会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使自己的力量被削弱 。
同年十一月，金兵包围北宋京师汴京，派使索求太原、中山、河间三镇。秦桧再次上书言事，说：朝廷应该召集百官讨论切实可行的对策，并加强守备，把金使安置城外，最多只能答应割燕山一路之地。
宋钦宗于是在延和殿召百官商议对策，范宗尹等七十人同意割地，而秦桧等三十六人则不同意。宋钦宗又任命秦桧为职方员外郎，不久又改为干当公事，隶属河北割地使张邦昌。秦桧认为此职专为割地求和，有违自己的主张，多次上奏折请求辞去这一职务。
秦桧还曾在《题范文正公书伯夷颂后》一诗中感叹说，像韩愈和范仲淹这样的大忠臣、大文豪不是经常能碰到的，我这颗忠诚之心该与谁诉说呢？（韩范不时有，此心谁与论）表达了敬仰前贤，追思古人的情怀。
秦桧由对金的强硬派转变成求和的投降派，关键的节点在“靖康之耻”。靖康之耻，汴京失守，宋徽宗、宋钦宗被俘，秦桧作为臣子之一，也成为金人的阶下囚。这让秦桧认识到：宋朝当时的国力，不足以与金国对抗。若与之对抗，只能加速宋朝的灭亡。
至于有人认为，秦桧之所以成为主和派，是因为他贪恋权位，贪图荣华富贵，受到金国人的贿赂等等。我们在这里不予置评，我只想顺便提出一个问题：假如宋朝当时有实力打败金国，那么秦桧在宋朝就会没有权位、没有荣华富贵了吗？
好了，言归正传。我们前面说到，秦桧这人其实并非一无是处。
据记载，秦桧当权后，有一个读书人当官心切，利欲熏心，便耍起了小聪明，伪造一封秦桧的推荐信，拿去见扬州太守。
不料，扬州太守却是一位明白人，他当场发觉这是一封假信，立刻将信没收了，并把那伪造假信的读书人抓住，押送去京师请秦桧发落。
秦桧了解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既没有像许多想像的那样大发雷霆，喊打喊杀，也没有把读书人交由有关部门依法论处，反而给他一个做官的资格。
有人问秦桧，为何如此？
秦桧说：“这人有胆量伪造我的信，说明他不是个普通人。如果我现在不不舍得用一个官位套住他，他也许就会去投靠南方或北方的敌人了。”
秦桧如此说，并非危言耸听，因为在此之前，就曾发生过一件类似的事件。
北宋仁宗年间，宋朝的藩属党项政权首领李元昊脱宋自立，建西夏国，于是，宋朝与西夏的战争全面爆发。
宋夏战争爆发后，有张姓和李姓两个男子，想用文章去求韩琦、范仲淹提拔他们做官，又觉得毛遂自荐不好意思，于是写诗刻在石碑上，请人拉着经过韩、范的府门，想以此吸引韩琦和范仲淹的注意。
韩琦和范仲淹当时都是朝廷所倚重的重臣，名重一时，都主张对西夏用兵，正是用人之时。但或许是因为韩琦、范仲淹二人为人过于方正，不像秦桧有那么多花花心思，便以张姓和李姓二人行迹可疑，不予任用。
张姓和李姓二人在韩琦、范仲淹处求官不得，无法可想，便化名为张元、李昊，跑到西夏去到处题诗。
西夏国王李元昊得知此事，觉得很奇怪，就招他们来问话。双方的谈话很投机、很愉快，李元昊于是任命他们为谋士，让他们出谋划策，在北宋边境上兴风作浪，给北宋朝廷制造了不少麻烦。
我们且不去评论韩琦、范仲淹与秦桧的道德品质如何，单以韩琦、范仲淹对待张、李的态度和秦桧对待那个读书人的态度论，秦桧的做法，难道不是更加可取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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