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野圭吾是推理小說的金字招牌。在他的作品中，《解憂雜貨店》是“出格之作”。其中既沒有匪夷所思的案情，也沒有審慎縝密的推理，東野圭吾用時空穿越的框架，講述了一個關於凡人之憂與自我發現的溫情故事。
《解憂》的寫作手法十分具有電影感，全書分為五章，包含了過去（浪矢雄治）和現在（三個小偷）兩條核心線索，串聯起五個關於憂愁與解憂的故事。東野圭吾在敘事上用了多處的時空跳躍，並且在不同章節中也採用了不同的敘事視角，把橫跨30多年的各個人物，巧妙地聚集在“雜貨店”這一核心場景中，彼此之間又產生了宿命的勾連。
相比而言，這樣一部複雜的小說比東野圭吾的推理小說更難改編。核心框架如何保留和呈現，電影的敘事結構如何設計，人物關係如何處理等一系列問題，都會成為電影改編的巨大阻力。但是韓傑執導的電影版《解憂雜貨店》精巧地把原作的精髓搬上了大銀幕，更重要的是，還把一個日本氣息濃郁的故事，妥善得完成了中國本土化的改編，這十分難得。
【故事和人物的取捨】
小說改編電影，首要解決的問題便是取捨。《解憂》小說中最主要的脈絡是浪矢雄治在自己的雜貨店裡通過信件的方式來為別人答疑解惑，以及三十多年後，三個小偷誤打誤撞地又來到了雜貨店，打開了穿越時空的信箱。這是整個故事的核心框架，也是根基。所以在電影版中得到了完整的保留。
成龍飾演的無名，基本延續了原作中浪矢雄治的所有性格特徵和人生經歷，而“三個小偷”則從原作中的三個男孩變成了兩男一女（王俊凱、董子健、迪麗熱巴），其他也並沒有進行大的改動。可以說，電影版在主線的處理上，原原本本地沿用了小說中的設計，也為所有故事的發生與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除此之外，小說中詳細講述了五個故事：名為“月兔”的奧運健兒，在奧運夢想和身患癌症男友之間的選擇；名為“魚店音樂人”的魚店之子，在音樂夢想和家族生意之間的選擇；名為“綠河”的單身女人，在懷上有婦之夫的孩子之後面臨的生與不生的選擇；名為“保羅·列儂”的披頭士歌迷，在得知父母因負債潛逃之後離不離開父母的選擇；名為“迷途的小狗”的陪酒女，在事業和人生之路上的選擇。
說到底，這五個故事中的“憂”都是因為面臨選擇，這就像我們所有人的人生，都是由一個個選擇組成的，這也是東野圭吾對“憂”的理解，正如他在小說中借浪矢之口說的：“如果把來找我諮詢的人比喻成迷途的羔羊，通常他們手上都有地圖，卻沒有去看，或是不知道自己目前的位置。”因為不知如何選擇該走哪條路，所以心中生出憂愁。這是小說的主題，而電影中也切實地抓到了這個名門。
然而，電影的時間顯然無法容納這麼多故事，否則每一段都只能淺嘗輒止。所以，電影版《解憂》中剔除掉了“月兔”和“綠河”的故事，保留了剩餘的三個。其實如果讀完這五個故事就會發現，這次選擇非常明智。首先“月兔”的故事所講述的主題是“夢想與愛情”，和“魚店音樂人”的故事主題十分近似，而“綠河”的故事在原著小說中也講述地較為淺顯，似乎東野圭吾本人也沒有在這則故事上投入過多的心力。
得到保留的三個故事，在電影中也做了適當的中國化改編：魚店音樂人改成了小城音樂人、約翰·列儂改成了邁克爾·傑克遜、陪酒女的有婦之夫改成了假冒的香港富商。可以說，這三個改變明顯是為了更貼近中國的社會環境和文化習慣。
【70年代的日本與90年代的中國】
小說《解憂》出版於2012年，故事中“過去的年代”是70年代，主人公浪矢的解憂雜貨店便是從1970年開到了1979年，“現在的年代”就是小說出版的2012年。而到了中國的電影版中，則把“過去的年代”設定為90年代，“現在的年代”則是電影上映的2017年。
這個年代設定的改變也是很有深意。東野圭吾之所以把“解憂”開始的日子設在70年代，是因為彼時的日本正處於劇烈的社會轉型期，二戰後的日本先後經歷了創傷陣痛期與經濟飛躍期，在70年代迎來了轉折點，尤其是1973年的全球石油危機，導致日本經濟受到重挫，經濟增長的步伐大幅放慢，也在一定程度上導致了後來的“泡沫經濟”。所以，70年代的日本社會處在變革與不穩定的狀態中，隨之讓日本人的內心焦慮開始浮現出來。
同樣，90年代初的中國開始進入新的改革開放時期，在經歷了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的經濟迅猛增長期之後，80年代末經濟增長速度大幅回落，直到1992年鄧小平南巡之後，新的經濟增長浪潮激起了整個中國社會的活力。兩相對比就可以知道，70年代的日本和90年代的中國，都處在社會變革期，這樣的時期中，人們的心態也會面臨諸多的挑戰，越來越的人需要“解憂”。
電影版《解憂》中把故事最核心的年份鎖定在1993年，為了打造出令人信服的年代氣息，可以看出《解憂》的美術設計十分精緻，90年代的收音機、大梁自行車、歌舞廳、音像店等等具備年代感的道具和場景，可以迅速把我們拉到20年前的中國。更重要的是，這三個故事中的核心角色的心路歷程也都符合那個年代的社會氛圍——
小城音樂人的故事，就是一個小鎮青年如何在北漂之路上實現自我成長，他居住在簡陋的老北京的四合院裡，和一群形形色色的藝術家們各自為夢想打拼。在那個年代，詩人可以在自己的世界裡盡情吟誦，喜愛話劇的年輕人可以在創作的道路上破冰前行。所有人都在尋找心靈上的歸宿，也都在尋找精神上的庇護所。他們的眼前只有兩條路，正如小說原著中寫道的：是繼續追尋夢想，還是放棄夢想，繼承家業——說白了就是這麼回事。
喜歡邁克爾·傑克遜的小歌迷，則面臨著家庭境遇的巨大轉變。父母是經濟改革浪潮中的先行者，他們也是第一批富起來的人，可是當經營不善導致債臺高築之後，他們不得不以跑路的方式逃避討債人。孩子成為了這場金錢遊戲的犧牲品，他無法得到家庭的保護，只好選擇流浪出走。
而“迷途的汪汪”內心裡充滿了成功的渴望，所以她不惜為了賺錢去當舞女，為了做生意去給冒牌的“香港富商”當情婦。事實上，她內心充滿了掙扎，卻又在物質至上的社會大潮裡難以自得其所。
韓傑導演在電影中選擇、改編並呈現的這三個故事，是90年代中國的切片樣本，它們成為了帶領我們進入那個時代的入口，讓我們感受到20多年前的中國——那個充滿機遇又充滿疑惑的時代。這一點，也是東野圭吾在小說中對於日本社會的深思，可以說電影版的改編是真正切中了要害。
【雜貨店與孤兒院】
《解憂雜貨店》整個故事的核心場景是雜貨店，而為了不讓各條線索的人物過於分散，東野圭吾還給各個角色都找到了相同的紐帶：孤兒院（電影中名為“彩虹之家”）。電影保留了原作小說中的這些設定：小城音樂人在孤兒院義務演出，自己的成名歌曲也在這裡得到了傳承；邁克爾·傑克遜的小歌迷與父母離別後，也流浪到了孤兒院，並改名為“張默”，最終成為了一名傑出的畫家；迷途的汪汪自幼父母雙亡，小時候便是在孤兒院長大，後來事業有成，又毅然決然地回來改建孤兒院。
“雜貨店”和“孤兒院”這兩處場所也帶著很強的象徵意味。雜貨店，也就是我們如今身邊數不勝數的便利店或者叫小賣部，雖然沒有奢華的門面，但貨品一應俱全，總能在你需要某樣東西的時候，滿足你的願望，一定程度上說，它就是身邊的溫暖；而孤兒院，則是無家可歸的孩子們新的港灣，他們無法得到家庭的溫暖，卻在這裡收穫另一份溫暖。
這兩個場所並不是日本特有，在中國也是司空見慣。從根本上說，《解憂雜貨店》改編成中國故事並不違和。故事中日本人遇到的那些憂慮，與中國人所遇到的憂慮並無太大差別，而更加相同的是，面對冰冷的社會與時代的傾軋，我們都需要同樣的溫暖。
《解憂》雖然有一個奇幻的外衣，但是事實上，穿越時空的信箱只不過是敘事上的入口，甚至可以說只是東野圭吾對於時空穿越這一設定的喜愛，並沒有成為故事仰賴的根基。從小說《解憂》到電影《解憂》，從浪矢雜貨店到無名雜貨店，從70年代的日本到90年代的中國，這些變化都是形式上的，也都做出了精準的改編。而無論是小說還是電影，它們的內核卻是一致的，它們真正想表達的是人與人之間的溫暖，是來自陌生人的撫慰，是自我認同與自我實現的正能量。即便說這是一碗雞湯，也是細火慢燉出的高營養滋補品，讓人暖心也讓人舒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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