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隨改革開放一路成長起來的中國企業家，對企業發展和個人命運的理解往往裹挾著濃烈的時代情結。這種情結並非對過去某個時代的眷戀和感激之情，而是與時俱進與所處時代共命運的歷史使命感乃至家國情懷。
一個企業的命運固然主要掌握在它的掌舵者手中，但卻同樣身處無往不在的時代洪流之中。三十多年前，TCL還是一家中國南部的邊陲小廠，它的掌舵者李東生放棄從政機會成為TCL前身TTK的一名技術員。改革開放釋放了個人能力和資本力量，同時也將TCL和李東生的個人命運與時代牢牢捆綁在一起。
2018年是改革開放40週年，時代進入了新的篇章，TCL也逐漸在全球製造業的舞臺上扮演重要角色。2月27日，TCL在《人民日報》、《中國日報》等十大全國核心媒體上同時刊出TCL“向偉大時代致敬”的號召，兩天之後的3月1日，TCL又在北京、上海、香港、紐約等國內外11個城市地標性建築大屏同步點亮“TCL向偉大時代致敬”的號召畫面。
這兩個組合動作釋放出的信號足夠明確，即TCL一如既往地置身時代的宏大視角看待自身發展，強化企業命運和發展與所處時代之間同頻共振的關係。TCL和它的掌舵者李東生為何要向今天這個偉大時代致敬？我想主要出於以下幾個原因：
首先，企業興則國家興，而國家創造的良好時代環境是“企業興”的先決條件。37年前僅有40名員工的邊陲小廠TCL如果不是得益於改革開放政策營造的市場經濟環境，個人和資本的力量就無法發揮出應有的作用，企業也無法快速成長。就如同今天如果離開國家對企業創新的鼓勵和扶持，以及《中國製造2025》的戰略規劃，包括TCL在內的製造型企業也就無法獲得更大的發展空間。
李東生在央視一套播出的《大國品牌》欄目TCL紀錄片《時代》中說：“兩個毫不動搖的承諾給了民營企業發展更大的信心。”這種信心從根本上來自對今天我們所處的這個時代環境的信任。過去37年，時代成就了TCL，現在反過來站在TCL的角度看，它不願也不能辜負今天這個偉大時代。
其次，從改革開放時期一路走來的中國企業天然帶有歷史使命感，而新時代又再次賦予了TCL新的使命，或者說TCL的歷史使命感在新時代得以延續。改革開放初期，TCL的使命是為中國製造業的現代化摸清道路，而後與眾多企業一起將中國塑造成為製造大國，到今天這個新時代的使命則是在《中國製造2025》戰略綱領下帶領中國成為智造強國。TCL發起致敬偉大時代的號召，根本上源自新時代的歷史使命感。
再次，TCL以點亮國內外11個城市地標建築大屏的方式致敬偉大時代，源自大國品牌的自信。品牌的自信背後是大國的自信，但這種大國自信絕非一廂情願的大國沙文主義，而是中國製造業和中國品牌在國際舞臺上已經有一定的自信資本。TCL從最初對海外品牌的仰望、跟隨，到今天通過37年的技術創新和產品創新，獲得全球160多個國家及地區消費者的讚譽，海外銷售收入近50%，這些成績與背靠的大國和時代都有著緊密關係。
最後，需要強調的是，儘管互聯網、物聯網、人工智能等產業在今天已經成為企業創新的熱門領域，但歸根結底這些技術要落地在實業，依託於實業，脫離實業虛擬經濟無異於空中樓閣。正如李東生所多次強調的：“實業是挺起中國經濟的脊樑。”這也是為什麼在新時代下，國家重視製造業的原因所在。TCL作為中國製造業的代表企業有責任和義務為實體產業高呼，代表製造業發起向偉大時代致敬的號召。
時代的車輪滾滾向前，TCL在完成家電產品走出去的時代使命之後，也開始進入帶領大國品牌走出去的新時代。TCL發起向偉大時代致敬的號召，而我們無論作為普通的消費者還是新時代的見證者，不也應該向TCL這樣的大國品牌致敬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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