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五個小時前結束的比賽中，俄羅斯因為點球之戰止步四強。作為此屆世界盃的東道主，一個被標籤為“戰鬥民族”的國家，提到俄羅斯你會想到什麼？普京？伏特加？還是AK-47？除了彪悍、生猛的刻板印象，俄羅斯其實是一座詩人的故鄉。
今天的文章選自單讀作者柏琳的《一座被文學催眠的城市》，首發於《單讀 17：人的困境》。如果說詩人茨維塔耶娃是莫斯科的暴烈少女，那被稱作“俄羅斯詩歌的月亮”阿赫瑪託娃，無疑是彼得堡的冰冷貴婦。離開北京的生活，柏琳在聖彼得堡的雨季裡行走，從阿赫瑪託娃講起，重塑了一座充滿著愛意與疏離的悽美城市……
阿赫瑪託娃肖像。出自 Nathan Altman，1941
一座被文學催眠的城市 （節選）
文｜柏琳
北京直飛聖彼得堡的航班，飛行近八個小時。高空持續轟鳴，無法專注閱讀。往返路上，我看了同一部電影。
電影叫做《聖彼得堡，我愛你》，110 分鐘的俄羅斯劇情片。拍攝方法類似於文藝青年們口耳相傳的《巴黎，我愛你》。七個女導演拍攝聖彼得堡的七則女性故事。
七是俄羅斯人的幸運數字。古老傳說裡，天空有七層澄澈空間，離地面最遠的第七層，只有最虔誠的靈魂才能在那裡永生。篤信東正教的斯拉夫人把魔力賦予了“七”。
為了拍一部懷念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的電影，女導演在列寧格勒電影製片廠大雪紛飛的片場裡尋找繆斯；大街上，為了爭論斯大林的功過，一對母女幾乎劍拔弩張；假裝聾啞的男孩和心愛的女孩，走在閃爍日光金色碎片的涅瓦河河畔；現實生活匱乏詩意，“想讓自殺變成一首詩”的姑娘；站在阿尼契科夫橋上迷失了歷史與當下界限的中年女導遊；彼得堡童聲合唱團裡偽裝成男孩的女童；以及，彼得堡街頭獨自遛狗的大齡剩女，孤單的俄羅斯女人身影宛如冰雪裡的雕像。
布羅茨基傳記片：《一個半房間，或回到祖國的感傷旅行》
屏幕上的簡介，把這部電影包裝成了城市旅遊宣傳片，但我知道不是這樣。主題是永恆的，孤獨、愛、疏離與和解。在一座被文學催眠的城市，這樣的主題有更深邃的表達。19 世紀，不朽的俄羅斯文學誕生在這裡。20 世紀，它又成了一座詩人之城。如今，俄羅斯文學傳統徒留回聲，在塑造彼得堡神話的石頭、磚塊、運河與宮殿之間，投下來自過去的聲音、盪漾、迴響。
“我的影子印入你的牆壁”
雨，鋪天蓋地的細密的雨。10 月來彼得堡，見不到 6 月的白夜，無法體驗 12 月零下二十度冷到抽象的潔白，我撞上了彼得堡的雨季。
“已經下了半個月的雨，希望你能看見彼得堡的太陽”，來接我的朋友 M 苦笑一聲。他來彼得堡三個月，每天都因俄國人低下的辦事效率而抓狂，習慣了國內高速運轉的城市節奏，來彼得堡就像是掉進慢鏡頭剪切的歐洲老電影，彆扭，也不想離開。
時差五個小時，“過著和國內完全隔離的生活”，M 說，相較其他時差日夜顛倒的地區，彼得堡的寂靜有一種強大磁力，過濾喧譁，即使是川流不息的涅瓦大街，繁華也是玻璃罩水晶球裡亮閃閃的紙片，獨自飛舞。“也許因為它靠近北極地”，我說。
住處在涅瓦大街四岔的一條分支街道上。整條街都是沙皇時期的民居，青灰色的磚塊砌起巴洛克建築，石頭已有近三百年曆史，即使經歷了二戰的 872 天圍困，經歷了蘇聯時代，都沒有移走它們的痕跡。從我住的二樓窗戶往街對面瞧，雨滴模糊視線，白色流蘇窗簾嵌在石牆褶皺裡，窗簾後一盞布藝檯燈，散發穩定的淡黃光暈，電視機屏幕一閃一閃。居民樓拐彎的地方有個小型街心花園，雨水滑下彩色滑梯，一個臉上有文身的夾克衫男人坐在溼漉漉長椅上發呆，手裡舉一張報紙，眼睛沒有看它。
上午 10 點，彼得堡的雨季，白天點燈。花園門口站著抽菸的俄國女人，不打傘，長靴踩在水塘裡，輕輕跳躍。M 告訴我，這座城市抽菸的女人，也許不比男人少。每個抽菸的女人，側臉都有點像女詩人阿赫瑪託娃，警覺，寂寥，鎮靜。
彼得堡的雨季
阿赫瑪託娃的一生，與聖彼得堡緊密相連，這是她詩歌的空氣。七十七年裡，阿赫瑪託娃和她的祖國沒有分離過，見證了一戰、十月革命、農業集體化、肅反運動、二戰，以及二戰後加速度衰頹的“蘇聯”，她本可以和其他流亡的作家一起去西方，但是她不打算離開，無論遭受怎樣的痛苦，即使愛人被處決，唯一的兒子被關押，她也絕不拋棄她的祖國。這裡有無數熱愛她的男人和女人，傳抄她的詩歌。
二戰爆發後，她被迫離開彼得堡，向大後方撤離，但還是不願意離去：
我們的分離不會成為實際：
我和你永遠在一起，
我的影子印入你的牆壁，
我的倒影映入你的水渠，
我的腳步響在埃爾米塔日大廳，
那時我的朋友陪我在一起，
還有那狼原舊址——
在那沉默不語的烈士墓前，
我可以放聲哭泣。
——《致我的城市》
“我的影子印入你的牆壁”，我反覆吟誦，看見詩歌的音節在牆上匯合成變奏的浪花。後來，女詩人重返彼得堡，故鄉已成一片朋友的荒涼墓地。
1945 年，自由主義思想家以賽亞·伯林（Isaiah Berlin）暫停留彼得堡，偶然間得到拜訪阿赫瑪託娃的機會，他把詳細的交談印象，記錄在《蘇聯的心靈》（The Soviet Mind）一書中。七十多年以後，我效仿伯林當年的路線，先走進位於涅瓦大街的作家書店，出門，穿過阿尼契科夫橋，向左拐，沿著噴泉河堤岸散步，最後到噴泉宮，一座華麗的巴洛克晚期建築，原是 18 世紀舍列梅捷夫家族的所在地。阿赫瑪託娃的故居博物館就在宮殿之後。
我沒有沿噴泉河的軌跡抵達，而是穿過了利泰內大街 35 號的庭院。進入庭院之前，我撫摸到那堵巨大的紅磚牆。中年阿赫瑪託娃的側臉凝視街道，憂鬱、深邃、低垂的眼睛，她像老去的天鵝把自己憐愛：
天鵝像以前一樣在世紀遊蕩，
把自己那美好的影子來欣賞。
——《夏園》
女詩人的肖像用白色油漆畫成，彼得堡的潮溼讓她的下巴變了形——幾縷白漆懈怠了，恁地滑落下來，彷彿流不盡的眼淚，超過了面頰。
作者在阿赫瑪託娃故居博物館的詩人畫牆之前
相鄰的另一面牆上滿是塗鴉，可能來自數個到訪的遊客。應該是熱愛她的人，塗鴉幾乎全是長長的句子，散發出一種相似的溫柔的倦怠。俄語、英語、法語，還有我看不懂的語言。時間用各種語言說話，用天真、熱情、頹廢、信仰說話，用愛說話。塗鴉中最顯眼的一句，是有人用英語寫，“My shadow is on your walls”，落款令人玩味：約瑟夫·布羅茨基。就是那個阿赫瑪託娃終生喜愛並一手調教的詩人布羅茨基。
在女詩人去世六年後的 1972 年，布羅茨基被迫移居西方，定居紐約。十年後，他以《哀泣的繆斯》一文來懷念自己的老師。相比於“俄羅斯詩歌的月亮”之名，“哀泣的繆斯”無疑更能刻畫這位詩人的形象。但這名稱並不是她的學生給的，它來自另一個女詩人茨維塔耶娃之手。
如果阿赫瑪託娃令俄國哀泣，茨維塔耶娃則恰好相反——她為斯拉夫人帶來狂喜。兩位不分伯仲的女詩人，區別在於情感的濃度。
讀茨維塔耶娃，是“寒冰中的篝火”，“燃燒如噴泉”；讀阿赫瑪託娃，是月光灑遍大地，“光亮的源流被秘密地隱藏”。她們是俄國詩歌的雙生花，象徵傑出女性的兩種命運，對生活的兩種抉擇——前者是裂變、激越，“註定要焚燬一切”，後者是哀傷、優雅，“微笑在溫馴的唇中蔫萎”。
茨維塔耶娃是莫斯科的暴烈少女，阿赫瑪託娃是彼得堡的冰冷貴婦。兩個女人一生都在微妙的對峙中度過，觀照那個不會成為、但隱隱渴望成為的潛在自我。
茨維塔耶娃（左）和阿赫瑪託娃（右）
在茨維塔耶娃的組詩中，總是存在一個天然的假想敵人，聖彼得堡：
在彼得拋棄的城市上空，
洪亮的鐘聲如雷霆轟鳴。
……
只要洪亮的鐘聲響徹天空——
莫斯科位居第一毋庸抗爭。
——《在彼得拋棄的城市上空……》
她以為自己象徵強勁的莫斯科，要和雍容的彼得堡較量較量。她的潛意識裡，對阿赫瑪託娃的感情複雜：
哀泣的繆斯啊，繆斯中最美的繆斯！
哦，你呀，白夜之精靈自由放任！
……
我們急忙躲閃，唉！深深地感嘆，
千萬聲呼喚 ：安娜·阿赫瑪託娃！
……
我們將得到桂冠，因為我和你
腳踏同一塊土地，頭頂用一片藍天。
——《哀泣的繆斯啊……》
茨維塔耶娃敬重阿赫瑪託娃，但在內心深處渴望向她挑戰，事實情況是——後者因為高貴而節制的性情，甚至覺得這種挑戰不值一提，她覺得茨維塔耶娃太沖動，太神經質，甚至尊嚴缺席。而她需要的，只是純潔的苦修。在早慧的女孩安娜心裡，早就知曉了一個真理：
人生一切事物皆是如此：
來得容易，去得也快：
燃燒的激情，虔誠的祈禱，
第一支歌的祝福——
所有一切在若隱若現的迷霧中飄散，
在鏡子的最深處消亡……
——《那座我從童年就熱愛的城市……》
阿赫瑪託娃博物館
並不是一切都煙消雲散。我現在站在阿赫瑪託娃的房間裡，看見一張小桌子，三四把椅子，一個木櫃子，一張沙發，沒有生火的壁爐，壁爐上方掛著莫迪利亞尼 1911 年獻給詩人的肖像畫。一切都按照阿赫瑪託娃生前的模樣恢復佈置。在這個房間裡，以賽亞·伯林記得，女詩人肩上搭著一條白色披肩，款款起身迎接他，在談話至凌晨三點的夜裡，端來一盤寒酸的煮西紅柿給他做夜宵。
在這個房間裡，她寫完了眾口傳誦的長詩《安魂曲》，一邊寫，一邊燒掉信紙。念珠環繞在脖頸，阿赫瑪託娃雙臂抱胸，哀慟也是沉靜的。
......
（文章系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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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碗煮西紅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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