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映明：读赵建忠《红学演讲录》之七
本篇系赵先生2013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红学流派批评史论” ，这是一篇大题目，大格局的红学史论。文章一万来字分“民国红学”格局形成的时代语境及学术渊源丶“民国红学”实绩及<>研究史上的价值判断丶“民国红学”历史局限及对当代红学的启示。本篇，赵先生追本溯源，系统地丶辨证地丶梳理其“民国红学”各流派的来龙去脉。文论明净透彻，旁通曲畅，是一篇让读者了解整个民国红学史不可多得的文章。
笔者对民国红学史也曾经写道:对上世纪初[1904年]，以王国维的<>;随后于民国六年，即1917年。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又岀版了; 又过四年，即1921年，胡适之的<>初稿作成; 1923年，俞平伯的<>横空面世，卓有远见的俞平伯开创了红学文本研究欣赏派的先河。红学自此，进入了以批评派丶索隐派丶考证派三足鼎立的局面。其时，民国红学便开始它的治红历史使命。而这“三家村”治红思想交积叠映，观点泾渭分明。批评派丶索隐派丶考证派丶各有它的理论基础，让他们的后人，相沿相袭，继承发扬，保护其理论的核心命脉！
民国红学虽然只有短短四十年左右的历史，但它却影响了新中国至今的红学史。应该说，民国红学史是清晰的，没有太复杂的因素，有的是索隐派丶考证派两种学术观点的对决。凡写红学史者，必须忠于实情而避虚意。因一篇有气度，有广度的红学史论，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其清浊学界看得一清二楚。故写者不能带有丝毫半点门戸文化，其功业才能获得人们的普遍认同或赞赏，文章才能有生命力，并得以流传后世而没穷期。一个理性学者，凡判断事物总有他的基本思想及理论，并且研究是纯粹的，不带任何私心杂念。赵先生在开篇导论，就民国红学史的起源，发展作了客观的判断，他说:
“由晚清向民国社会转型，以及五四新文化运动伴随着各种思潮的纷至沓来，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研究者纷纷用新的视角去解读《红楼梦》中“正邪两赋”式人物，进而去体味曹雪芹悲天悯人的家国情怀，尤其是新旧红学各自领军人物胡适与蔡元培关于《红楼梦》具体所指涉人物“原型”的论辩，还有两派之外稍早的王国维，这几位当时的学术巨擘分别奠定了批评、索隐、考证三大流派的《红楼梦》研究基本范式，红学才从学术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当我们回顾、盘点清末民初时期的红学建树时，应该会发现，没有任何一门学问能像《红楼梦》研究那样，学界巨擘、政坛领袖、广大民众等各色人物均进入“楼”中。红学史家刘梦溪曾对此群体话红楼的情形有过精彩论述：“《红楼梦》里仿佛装整个的中国，每个有文化的中国人都可以从中找到自己。”③因此，将“民国红学”作为典型个案去专题研究，应该是较有学术价值的选题。”
“ “辨彰学术，考镜源流”，是学术研究的正确途径。任何一个学术流派都有其产生的内在依据，红学流派当然也概莫能外。就谱系而言，红学索隐派的产生，与经学发展历程中的“汉儒解经”悠久传统渊源颇深⑤。当然，这还仅仅是线性描述，我们还要密切关注红学索隐派能在民国初期形成自有特殊历史文化背景下的因素。其实红学史上每一次研究范式的转换，都与中国社会转型期相应⑥。蔡元培是民国学界领袖人物，他的索隐红学著作出版后短期内连续再版，不能不说这与清末民族主义情绪高涨、“反满”的社会思潮有关。蔡元培之后，胡适研究《红楼梦》的范式，表层上看虽与旧索隐有所区别，似乎像是乾嘉学派路数与杜威“实验主义”治学范式的融合，从而突破了传统“汉学”，也与侧重阐发文本“微言大义”的传统“宋学”迥异；但是倘若放到五四时期“科学”与“民主”两大新思潮的文化背景下去考察，也可以说胡适正是想通过对《红楼梦》考证，在古典小说界倡导“科学”研究方法并通过阐述文本内容宣扬“启蒙”精神，尽管这后一点——对《红楼梦》文本的解读，他着手的工作并不深入，远远不及他同时代的鲁迅深刻，也并没超越在他之前的王国维。由此可见，红学考证取代曾几何时如日中天的索隐范式，离不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特殊时代思潮。”
本篇第二部分，赵先生围绕民国红学实绩及《红楼梦》研究史上的价值评判。
笔者认为:发掘民国红学史，放眼全局，其独特的时代语境，价值取向，对探索研究当今红学其意义不言而喻。笔者不敢说民国红学具有影响的著术都是经典之作，但众名家在那个特殊时期，颇多见解精到，其红学的学术积累，旨意，却与当今红学连成体系而构成一个世纪的一座红学“富圹”。所以，赵文提到:
“ “民国红学”著述宏富，其单篇论文主要汇集于《红楼梦研究稀见资料汇编》，专著则可在《民国红学要籍汇刊》中窥见⑧。这两套资料丛书虽不能囊括“民国红学”全部成果，但有影响的代表作应该说已基本收录。因此，以这两套资料丛书所收著述为研究对象，大致还是能勾勒出“民国红学”发展脉络的。
蔡元培作为民国时期教育界、学术界先驱人物，其红学成果备受瞩目，民国六年( 1917)出版的《石头记索隐》不仅是红学史上的标志性作品，即置于民国学术经典亦当之无愧。受蔡氏研究范式启发，索隐红学著作以后不断出现。如寿鹏飞的《红楼梦本事辨证》丶阚铎的《红楼梦抉微》丶景梅九的《石头记真谛》。”
笔者在上面为什么说: [不敢说民国红学具有影响的著术都是经典之作] 呢？因我读着蔡元培先生的《石头记索隐》，曾经写下如下感慨: 蔡元培一部<>系统地，开拓了红学索隐之谜。他在开卷即点明，“<>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作者持民族主义甚挚，书中本事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而尤于汉族名士仕清者寓痛惜之意。”
索隐者，意为探求书中奥秘。蔡元培先生作为一位资深学者，他对<>的倾情，都融化在其索隐的奥秘中。他论道: “其人名如贾代化丶贾代善，谓伪朝之所谓化丶伪朝之所谓善也。贾政者，伪朝之吏部也。贾敷丶贾敬，伪朝之教育也[<>曰“贾敷五教”] ;贾赦，伪朝之刑部也，故其妻氏邢[音同刑] ，子妇氏尤[罪尤] 。贾琏为户部，户部在六部位居次，故称琏二爷，其所掌则财政也。李纨为礼部[李丶礼同音]。康熙朝礼制已仍汉旧，故李纨虽曾嫁贾珠，而已为寡妇，其所居曰“稻香村”，稻与道同音。又有“杏帘在望”之名，影孔子之杏坛也。 又如: “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宝玉有爱红之癖，言以满人而爱汉族文化也; 好吃人口上胭脂，言拾汉人唾余也。”
笔者只举上述两例赏读评说。整部<>，基本都是这般，那般述说。如果说考证派重视实证的话，那么索隐派便是以字面去推“朱”为“红”;以“白”为“丧”了，如同猜谜般。<>只是一部小说，尽管内容亦幻亦真，深不可探，但将文学作品与政治历史缠上咬紧，这个牵强附会，可信度不高，读者自己鉴别。而蔡元培先生说“<>者，清康熙朝政治小说也” 这提法没错，但上面笔者所举索隐具体事例，就不会认同了。读书还得有自己的判断力，才免于人云也云。
赵先生下面这段论术，则是笔者见到红学界对红学索隐派最客观的评价！
“放在红学史上辩证去评判，对红学索隐派又不能全盘否定。旧索隐引导了新红学的建立，考证派如果没有索隐派的出现也根本无从谈起，所谓“破”与“立”本来就互为依存于共同体中。索隐红学欲寻觅《红楼梦》的“微言大义”，也没有什么不合理处。《离骚》开辟了“香草美人”传统；《文心雕龙》还专设“隐秀”篇，说明中国文学这种“象外之象”的情形是历史普遍存在。越是伟大的作品越不可能一览无馀，更不可能是人们茶馀饭后的消闲之作。孔尚任创作的传奇悲剧《桃花扇》可以“借离合之情，抒兴亡之感”，曹雪芹的《红楼梦》为什么就不可能有婉曲隐衷？何况小说这种文学体裁更能容纳隐喻意象。就已经被索隐派破解的曹雪芹在书中使用的某些“拆字法”“谐音法”看，并不都是研究者想当然的随意比附，这些方面有时令考证派、社会历史批评派红学望而却步，甚至无从措手，以至于借用过索隐红学的研究成果。”
“由于《红楼梦》全方位地打破了“传统的思想和写法”，就不可能被某种研究范式所笼罩。在当今中国弘扬传统文化并与世界接轨的新时代语境下，红学这一东方显学的研究起点明显被垫高，勇于开辟新范式的红学研究者绝不可以在自我封闭的心态中思维，若想培育新的学术增长点，就应该不断与外界对话，摄取新的动态学术信息。无论是学人还是学派，都要看到其他人、其他学术流派的闪光点，同时善于通过对照，冷静反观自身的学术困境，这才算学术上真正的成熟。消除“外学”与“内学”在《红楼梦》研究中的分野，应该是红学转型的客观需要，也是《红楼梦》研究多元格局整合后的当代范式走向。”
赵先生大文结尾这一段话，既深刻，也对当前红学界的客观现实提岀要求。是啊，知己知彼，方能胜岀;兼釆众长，才能超越自我; 固步自封，危败必然！笔者借《文心雕龙》作者刘勰一句:“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与之共勉，此乃读书心得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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