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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郭福瑞
体育大生意记者
在位于CBA公司办公地点不远的万达嘉华酒店，姚明再一次扮演了类似大卫·斯特恩或亚当·肖华的角色，宣读着2018年CBA选秀中被选中的球员，正如他在开场白中所说，这是改变很多人人生的一天。而这一届被改变的，或者说实现成为CBA球员梦想的人有14个。
自2015年CBA首次举办选秀大会以来，本届已经是第4届，报名人数和选中人数每年都在保持着增长。2015年时有20人参选，其中只有一人被选中；2016年有27人参选，8人被中选；2017年时48人参选，11人中选；而今年参选人数首次达到满额的50人，14位拥有天赋的年轻人被12家CBA俱乐部看中，尽管相对来说被选中的比例仍然较低，不可否认，CBA的选秀正处在向上攀爬的过程中。
而CBA今年也重新梳理选秀制度和规则并作出改变，目的也在于刺激球员和俱乐部对于选秀的热情，换言之，CBA公司希望让参选的球员增多，让选择球员的CBA俱乐部也增多，从而使选秀真正发挥其作用。体育大生意仔细对比今年和去年的《大学生、港澳台球员等参加CBA联赛实行统一选秀办法》（以下简称《选秀办法》），其中有着不少的变化。
在新版《选秀办法》中，我们看到，参选球员条件中首次加入了NBL选项，经由NBL俱乐部推荐的球员可以参加到选秀中。这其实为CBA球队提供更多的选择。NBL与CBA、WCBA同是中国篮球协会的三大职业联赛，该联赛中的球员也具备一定的职业水准，相对于学生球员来说，这些球员或许能够更快的适应CBA节奏，具备成为即战力的素质。
从最终的选秀结果来看，出身于NBL的球员也得到了CBA球队的厚爱，在14名被选中的球员中，有5名球员都来自NBL或前NBL球队，这一占比仅次于出身于CBA俱乐部的参选球员。值得一提的是，选秀前三甲均被NBL球员占据。此前与八一互换选秀权而得到状元签的吉林选择了来自河南赊店老酒的球员姜宇星，四川队在第二顺位选中了来自合肥原创的袁振梁，天津荣钢在第三顺位选中了来自洛阳金星的刘帅。
姜宇星在接受采访中也发表了关于NBL球员参选的看法:“选秀能够让更多的NBL球员实现自己的CBA梦想，两个联赛也可以相互交流，并不冲突，对NBL球员来说是一个机会。”
本届选秀中一个重要的改变是引入了交易概念，俱乐部间在经过协商后可以互换选秀权，但每家俱乐部只能互换一次，虽然相对于NBA复杂的交易规则来说，这略显初级，但至少为各队提供了谈判和沟通的空间。此前，吉林队与八一队便完成选秀权互换，本拥有第四顺位的吉林交换到了八一手中的状元签，随后选中了曾经拿到过NBL联赛MVP的姜宇星。需要指出的是，由于体制问题，八一多年来都选择弃权，今年也不例外，而吉林通过交易或者宝贵的状元签，也避免优质资源落入他人手里。
互换选秀权规则的增加一定程度上也能够避免被“截胡”的尴尬，在2017年选秀大会上，北控队曾希望在第四顺位上选走台湾球员周仪翔，双方在选秀前已经有过沟通，不过奈何北控队顺位次序低于南京同曦，后者在选秀中截胡北控心仪球员，这令北控陷入到被动中，如今有了新的规则，这样尴尬的“抢人”也能有缓冲的机会。
新版《选秀办法》对于培养球员的俱乐部的权益保障更加明显，在参加选秀球员条件的相关规定中，CBA公司补充了一项条款：“上大学前被认定为俱乐部自行培养的球员，须原俱乐部出具书面同意函。”即便俱乐部同意此类球员参加选秀，当他们被其他球队选中时，根据原有条款，由CBA俱乐部自行培养的球员，推荐其参加选秀并被选中，选中俱乐部须向推荐俱乐部支付一定数额的培养费。从某种程度来说，这笔费用可以看做是球员的永久转会费。
而另一大变化则在于球员待遇方面，CBA公司全面提高了中选球员的薪资水平，今年选秀状元、榜眼与探花的最低年薪分别是50万元、40万元与35万元，其中不包含津贴，相比于去年，前三甲的薪资分别增加了20万元、12万元和9万元，最低一档（第15位到第40位新秀球员）的薪资也提升了8万元。
不仅如此，CBA公司也对新秀球员的合同年限做出修改。新规下，俱乐部与新秀球员的签约年限实行“2+N”年模式，2年为必须时长，N为俱乐部优先续约权，N≤3年，也就是说，在两年合约到期后，球队最多可以和选中新秀续约三年。而去年则采取的是“1+1”模式。新规为球员们带来更多的薪资保障，而签约年限增加也意味着新秀球员能够获得更长的培养周期，CBA此举也是为了能够吸引更多球员参与到选秀之中，增加他们走上职业化道路的可能性。
诸如上述的变化是令人欣喜的，CBA公司的一系列变革让选秀内容变得充实丰富起来，帮助选秀大会摆脱“样子工程”的帽子。不过，选秀大会的尴尬仍在延续。
熟知NBA的球迷肯定知道，NBA采取选秀大会的模式其实源于其校园篮球体系的稳定和成熟，大多数成名球员都有过NCAA的经历，不过对于CBA选秀来说，想要做到这点是十分困难的，于是我们可以看见，参选球员的出身并不只是大学，也有俱乐部梯队和体育局等。
在本届选秀中，仅有9名参选球员来自CUBA体系，最终有三名球员中选，分别是太原理工大学的王思奇、山东农业大学的栾晓君和北京大学的万圣伟。9名CUBA选手是四届中最少的一次，2015年时CUBA参选者为17人，2016年为15人，2017年为16人。
实际上，CUBA参选者减少的现象也不难理解，此前几届的被选中的CUBA球星们在CBA中或多或少都出现了“水土不服”，首届状元方君磊在选中后第二年就退役转行，而像2016年的状元郭凯在广州队也难以获得稳定的出场机会，这些案例其实让后来者心里犯了含糊。即便像万圣伟这样曾拿到过CUBA FMVP的球员也对自己的选秀也对自己的选秀前景感到忐忑。
“很多大学生对于自己的信心就不足，来了能不能被选上，选上了又能不能在俱乐部打出来，这都是未知的，对他们的积极性也有一定冲击。”选秀营教练柳继增告诉记者。
而通过校园最终走到CUBA的球员和俱乐部青年队的球员也有着明显的不同。在此次选秀营上，单涛教练的一堂训练课显然让很多学生球员感到不适应，这也让很多球员感受到了自己与CBA标准之间的差距。“他们的身体素质和训练水平相对于俱乐部球队的队员要稍微差一点。” 单涛表示。
不过，得益于良好的教育水平，学生球员对于篮球的理解和感悟能力相对更有优势。这也成为很多球队看重他们的重要因素，青岛，广州，宏远以及天津队在本届选秀中将两轮选秀权全部使用，广东宏远总经理朱芳雨就坦言，他们看中万圣伟的地方就是用脑子打球。
但整体来说，俱乐部培养的球员被选中的比率仍然较高，这也体现了当前青训的另一种生态，这也是CBA球队长期以来坚持、信赖的培养方式。而像辽宁这样的人才储备大省，他们不仅能供自己俱乐部使用，还能将人才带到其他俱乐部，在这样的情况，他们选择弃权也不无道理，毕竟自己人还用不过来，选秀球员更难以得到出场机会。
两种生态并行也早就了如今选秀的局面，因此CBA势必要挖空心思，将俱乐部中难以获得表现机会的球员送到选秀大会中，一方面帮助他们成长，而另一方面也能够促进联赛内部的球员流通。
一个趋势是，伴随着中产家庭数量的增多，传统人才培养体制似乎也不那么吃香，考虑到专业梯队的残酷淘汰率，家长们更愿意将孩子送到学校中，假设孩子在篮球道路上没有更好的发展前景，最终也能获得文凭，从而更好找到工作，对于孩子的成长规划来说，这不失为一种稳妥的方法。而柳继增告诉我们，目前确实有大量的人才存在于学校里，但这又产生了另一个问题，基层的教练水平不足，这无法像专业队那样，对于孩子的运动生涯做出完善的规划。显然，两种青训生态都有着各自的矛盾之处，要想将这团麻理清楚，还需要付诸更多时间和耐心。
无论如何，从无到有，从1到14，CBA选秀已经取得长足的进步，只不过改革的过程是循序渐进的，心急吃不了热豆腐，而一味地批评或盲目与NBA选秀对标的行为都是无益的。如今选秀大会的方向是正确的，我们理应坚定地推行下去，只有这样，CBA才会迎来真正属于联赛自己的选秀“黄金一代”。
注：本文图片来自全体育及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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