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猩猩能言？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自從達爾文證明人類是動物的後代，我們一直在努力，證明人與動物的距離，並非不可跨越的鴻溝。我們有的那些東西，動物也應該有。比如，我們會說話，動物也應該禽有禽言，獸有獸語。
毫無疑問，我們毛茸茸的朋友有許多辦法跟同類，甚至跟我們交流信息。黑長尾猴（學名Chlorocebus pygerythrus）在不同的食肉動物——比如豹子、蟒蛇、雕——來襲的時候，會使用不同的聲音向同伴報警。一隻名叫亞歷克斯的灰鸚鵡（學名Psittacus erithacus），以聰明聞名於科學界，它可以回答科學家的問題，比如“這塊樹皮是什麼顏色的？”。
為了讓類人猿說話，科學家做了各種各樣的嘗試。從1960年，比阿特麗斯和艾倫·加德納夫婦（Beatrice&Alan Gardner），就開始教一隻名叫瓦舒（Washoe）黑猩猩使用美國手語，他們宣稱，瓦舒的成績非凡，它能使用130個單詞，造四個單詞的句子。康吉（Kanzi）是一隻倭黑猩猩（學名Pan paniscus），黑猩猩的近親，研究人員甚至為它準備了特製的電腦，讓它用按鍵跟我們談話。
不過，瓦舒對語言興趣缺缺。它使用手語，只是為了要東西（比如吃的），或者吸引科學家的注意。我們都知道，人類的小孩總是嘰裡呱啦，想到什麼說什麼。即使我們都煩了也不停，黑猩猩從來不會告訴你，它在想什麼，或者它看到了什麼有趣的東西。人類天生愛語言，熱衷交流，相比之下，黑猩猩只把語言當成敲門磚，來換取獎勵，它根本不想跟人聊天。
黑猩猩即使學會了一些單詞，組句的能力也極其欠缺。如果瓦舒想要科學家給它搔癢，它會說“我、你、搔癢”或者“你、搔癢、我”。它沒有一種把詞以適當的順序排列，表達不同的意思的能力，換句話說，黑猩猩沒有語法。
汪曾祺講過一個頗具黑色幽默的故事：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生有義務給美國援軍做翻譯。一個學生搞錯了主動和被動，把“日軍包圍了我們”翻譯成“我們包圍了日軍”，美空軍因此錯炸中國軍隊，也為翻譯帶來了殺身之禍。由此我們可以知道語法的重要性。將有限的詞彙，按照一定的規範組成句子，就可以表達無窮多，無盡複雜的意思。這是語言之所以成為語言的關鍵因素。語法規則使得信息交流能力突飛猛進，凌駕於一切動物之上，我們可以學習石斧的製法，讀小說，寫詩，闡述相對論。
更有甚者，加德納夫婦手下，一名先天失聰的研究員透露，為了讓研究成果足夠“驚人”，他們把黑猩猩的許多動作，都強行理解成手語，胡亂比劃也算在內。聽力正常的人，有意無意地輕視了手語，以為它只是打手勢表達意思而已，但手語其實是有複雜語法結構的語言。真正的手語使用者才知道，黑猩猩的手語能力，根本不足以稱之為語言。黑猩猩是人類近親並沒有錯，但現存所有非人動物的交流方法，都算不得真正的語言。
2. 小破孩是語言天才
很多人都會有同樣的感觸：學習英語，是一項消耗心血的艱鉅工作，尤其恐怖的是語法，主動、被動、時態、複數、主語、謂語……我們使用中文的時候，卻幾乎注意不到語法的阻礙。余光中說，中國人不在乎語法，我們把精力都用到做詩的遊戲上了。
關於“漢語難學”的笑話那麼多，中國人不可能真的沒有語法。余光中覺得漢語沒有語法，其實是因為，我們學習母語的時候年紀小。
嬰兒和幼童跟語法有一種天然的親和力。在學習語言方面，任何人/動物/人工智能都比不上普通的小孩。幾個月大的嬰兒已經開始咿呀學語，一歲時，從周圍人的交談裡，學習字義，到了一歲半就能使用3-50個詞了，同時也發展出了一些理解語法的能力，兩歲半，能夠說三個詞的短句。此後小孩的語言能力突飛猛進，三歲小孩使用語法的複雜、熟練和順暢，足以使一切黑猩猩、鸚鵡、電腦程序和成年人汗顏。
更驚人的是，小孩可以自創語法。語言學家貝克頓（Derek Bickerton）研究了夏威夷的語言變化，上個世紀初，這裡聚集了很多不同國家的勞工，他們發展出一種簡單的通用語，以供交流，沒有固定的語序，句子很短、很簡單，沒有時態。我們把這樣簡陋的語言叫做“洋涇浜”（pidgin）。等到夏威夷工人的第二代出世，原始語言就有了質的飛躍。小孩把洋涇浜當作母語學會，然後發展出複雜的語法規範，變成複雜的、表意清楚的語言。這時，它就改名叫克里奧爾語（Creole）。
另一個克里奧爾語的例子，發生在中南美洲，尼加拉瓜直到1979年才有聾啞學校，學生們為了互相交流，發明出一種笨拙、語法不完全的手語，也就是手語中的“洋涇浜”。幼兒學會這種手語之後，它就脫胎換骨了，具有了複雜的語法，表現力很強，小孩可以用它講故事、聊天。
新語言的誕生，在歷史上顯然發生過很多次，尤其是曾成為殖民地的地區，因為殘忍的販奴行為，來自天南海北的人被強行聚集到一起，他們需要一門共用的語言。巴布亞新幾內亞的官方語言，就是一門克里奧爾語。
《魔戒》的作者托爾金，為他虛構的世界創造了一門“精靈語”，他的才學受到全世界粉絲崇拜。一個三歲小孩不會自己穿衣服，還會把尿撒進褲子裡，但他/她能完成的功業，比托爾金還要偉大。
如果這是一篇宣傳“國學”“孝道”的文章，我會把小孩的神奇能力，歸功於父母苦口婆心的教學。然而這（當然）是恬不知恥的謊言。能夠把宏大的語法規則瞭解透徹，再灌輸給認知能力極為有限的三歲小孩，這世界上沒有人能做到。更何況，即使我們不刻意跟小孩說話，只要能聽到身邊大人說話，他們就會自動開始學語。
小孩的語法是一種內稟的能力，一種“本能”，像是魚會游泳，鳥會飛一樣，雖然我們有了智慧，可以通過理性去了解語法的規則，但成年人不能像小孩那樣，如魚在水，順暢自然地運用它、發明它。
我有意否認父母之心的重要嗎？並沒有。創造一個合適的環境，讓小孩可以學習語言，以及學習本身都是重要的。小孩學習語言能力的黃金時間，是一歲半到六歲，如果在這個時間段，沒有接觸過語言，語言能力（尤其是語法能力）就會受到無法治癒的損害。
1970年，在洛杉磯發現了一個叫吉妮（Genie）的十三歲女孩，從小遭受虐待，禁閉在房間裡，沒有機會學說話。逃出這個可怕的家庭後，經過康復訓練，她的智力有了很大提高，但說話的能力仍然很差，她幾乎不能理解語法，不會英文裡基本的問句和否定句。語言像一朵奇花，在一定的“季節”裡開放，而且過了這個時間就會凋謝。
3. 說話器官和語言基因
1861年，巴黎的外科醫生布洛卡（Paul Broca）遇到一個奇怪的病人。他的發聲器官完好，卻不能說話，只能發出“唐（tan）”這個音。這個不幸的人不久因敗血症而死，布羅卡醫生得以檢查他的腦，發現左腦的額葉（人類大腦中最大的一部分，位於大腦前半部，相當於額頭的位置）上有嚴重的損傷。
為了紀念布羅卡醫生，這個地方後來被命名為布洛卡區（Broca's area）。後來的發現證明，布洛卡區對語言能力至關重要，這裡受傷（例如，因為中風）的病人，會出現一種奇特的失語症：具有發聲能力，可以說單個的字，智力正常，能理解字的意思，但說話的能力受到很大損害，語言支離破碎。
最值得注意的是，這些病人失去了語法能力。他們可以回答“錘子能切東西嗎？”這樣的問題，說明了解字義，但他們不知道“我們被日軍包圍”是誰包圍了誰，因為這個問題要靠語法解決。
緊鄰著布洛卡區的，是維爾尼克區（Whernicke's area），如果這裡出現病變，病人的症狀和布洛卡區受傷正相反：可以流利地講話，語法大都正確，然而所說的話，都是沒有意義的廢話。也不能聽懂別人說的話。他們仍保留語法，卻失去了語言的“意義”。
人腦裡有天賦的“語言區”，就像魚有尾鰭，鳥有翅膀一樣，布洛卡區和維爾尼克區是我們掌握語言能力的“硬件”條件。我們還可以上溯一步，去觀察鑄造出“語言器官”的背後推手。
另一種失語症，名為特殊語言損害症（Specific Language Impairment），簡稱SLI。這些病人會說話，智力正常，但很慢，很吃力，語法甚至不及四歲小孩的水平。
我們可以通過實驗來了解這些問題。“wug測試”是一種檢驗小孩語法能力的方法，給小孩看一些虛構的小怪物的畫，它們都有編造出來的名字，比如“wug”。然後再拿出一張有兩個“wug”的畫，講英語的四歲小孩會說，這是“wugs”，這表示他們掌握了“複數後面加S”的語法規則（小孩不可能是從別人那裡學會了“wugs”，因為這個怪物是生造出來的，別處看不到）。講英語的SLI患者看到“wug”，卻要遲疑再三，用不同的字尾試驗，費很大勁才說出“wugs”。他們不是不會語法，而是無法像小孩子那樣運用得輕鬆自然。
從這方面來看，SLI患者倒是跟母語非英語的人，更有“共同語言”。大多數中國人學英語時，年齡已經太老，喪失了和語法親密融合的能力（汪先生的中文水平有目共睹，可是他的英語，跟烏龍翻譯也差不多）。而SLI患者不論老小，都不具備這種能力，你可以把他們看做沒有母語的人。
SLI是一種遺傳性很強的疾病，同卵雙胞胎（兩人的基因完全相同），一個人有SLI，另一個人也有的概率是80%。這說明它背後有基因層次上的原因。英國有一個家庭，代號為K，一直是心理學家、遺傳學家和語言學家研究的重點對象，K家的老奶奶有SLI，她的五個兒女裡有四個，二十三個孫子女裡有十一個也都是患者。我們甚至檢查過了這個家庭的基因。發現一段重要的基因出了問題，科學家給這個基因起了代號，叫Foxp2（全稱Forkhead boxp2）。這個基因可以控制許多基因的運轉，對大腦和發聲器官產生廣泛的影響，從而影響到語言的能力。也就是說，它是一個與說話有直接關係的基因，一個“語言基因”。
猴子的大腦裡沒有布羅卡區，在相當於“語言區”的位置上，是主管嘴和舌頭運動的區域。Foxp2基因在非人動物體內也存在，但它們不會因此學會說話。一種常見的寵物小鳥——斑馬雀（學名Taeniopygia guttata）如果Foxp2基因出了故障，就只會吱喳亂叫，學不會唱歌了。人的語言，是從舊能力（一個很可能的備選，是動物鳴叫的能力）的基礎上，發展出的一種全新的能力，就像恐龍的前腿變成鳥的翅膀。複雜、精緻、偉大的語言，為我們這種動物所獨有。
語言學家平克（Steven Pinker）幽默地說，人類想通過教黑猩猩說話，來了解自己的語言，就像是大象為了研究自己的鼻子，去教蹄兔（大象的遠親，長相像老鼠的小動物）用鼻子拿起牙籤一樣！
4. 愛八卦的猿
語言是如何進化而來的？根據進化論，一種複雜精緻的能力，必然經過長期的自然選擇，才能塑造出來。說話能力強的人，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在生存和繁殖上，比不會說話的人佔有優勢，才能進化出今天我們的如簧巧舌。
毫無疑問，會說話有許多好處，可以在部落裡培養盟友，瞭解敵人，可以交換有用的信息（比如哪裡有野果子，怎樣打獵），甚至可以吸引女/男朋友。其中最有趣的一種用途，是羅賓·鄧巴（Robin Dunbar）提出來的。
我們都知道，猿和猴非常喜歡梳毛（grooming），也就是“捉蝨子”。梳毛宛如人類的送禮，社交價值大於實用價值，最重要的功能不是驅除寄生蟲，而是彰顯偉大友誼。猿和大腦比較發達的猴子，是高度“社會化”的，在猴（猿）群裡，幾隻猴子（猿）會建立親密的夥伴關係，互相幫助，互相保護。夥伴相互梳毛，來保持親密，梳毛中的猴子，大腦會釋放一種叫做“內啡肽”的物質，讓它覺得放鬆和舒服。
語言就是人類的“捉蝨子”。有了語言，我們就可以聊天，用這種辦法代替梳毛，建立親密的夥伴關係。聊天可以一對多，而且可以一邊幹雜活，一邊說話，效率比梳毛高很多。人類的語言能力，跟社會交往有密切的關係。一項研究顯示，歐洲人有65%的談話跟社交有關，另外有人統計得到，墨西哥的一個土著民族有78%的談話是關於社交的。有了語言，我們可以學習各種高深的知識和深刻的哲理，但大多數時候，人類卻用語言“八卦”，聊家長裡短，人際關係，想來有點浪費。
“八卦”在社會關係上的另一個貢獻，鄧巴認為，是防備“人渣”。一群人要團結起來，不是一盤散沙，就要為共同的目標而付出，但這種“人人都獻出一點愛”的組織，本身有它的脆弱性，要是有壞人只想得到，不想付出，這個組織就無法維持下去。
“八卦”能成為防範壞人的警報器。如果一個人發現了這種佔便宜的“人渣”，聊天的時候，就可以告知他人，讓大家都小心防備。而且出於對名聲的考慮，每個人都不敢太造次，害怕被戳脊梁骨。這樣就能維持小團體的團結。這也許就是，我們熱衷於講“人渣”、“極品”故事的原因？
5. 天生話嘮還是學習專家？
古埃及的法老薩姆提克（Psamtik），想知道人類天生是講什麼語言的，把兩個嬰兒關在小黑屋裡養大，照料他們的保姆一句話都不許說，結果可想而知。
認為小孩可以不教就會說話，在今天看來很可笑。但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人類最獨一無二的神奇能力，具有先天的、基因的基礎。語言本能遵循嚴格的時間表，在一定的時間來，在一定的時間走，小孩的“超級語法能力”隨著年齡遞減，在青春期完全消失。這也是本能的特點。小鵝在出生15小時到三天的時間裡，會把任何移動的東西當成媽媽，你可以讓它跟在任何動物或人後面，過了這段“關鍵期”，小鵝就不再黏人了。
為什麼本能要遵守時間規定呢？一個可能的原因是，只有在這個時間段，它是有用的。小鵝出生之後，見到的第一個移動物體應該是媽媽。在原始的生活環境裡，小孩只要學會一門母語就夠了。大腦神經元耗能巨大，執行完任務之後，就讓它衰退掉，符合經濟節約的標準。今天有了雅思考試，人類才發現進化的安排之愚蠢，居然把如此寶貴的能力丟掉了！
我們是天生的話嘮，還是後天的語言學習專家呢？也許我們永遠無法回答，這個基因和後天誰多一點的問題。黑猩猩沒有掌管語言的腦區和基因，不幸的古埃及孩子無法學習說話，兩者的語言能力，都十分有限。基因和學習兩者並非對抗的關係，而是相互協作，缺一不可。
人不是被“先天基因”和“後天學習”搶奪的地盤，而是由先天基因構造而來，隨時準備接受後天學習的機器。所有生命都是活躍的，懂得觀察環境，見機行事的精密程序，魚要有水才能遊，斑馬雀要模仿老鳥的鳴叫才能會唱歌。老頑童說過，碗是空的才可以用來吃飯，然而沒有碗也不能盛飯呀。
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是我們在野獸祖先的基礎上，演化出了我們獨特的先天本能，然後在獨特的後天環境中接收信息，構造起獨特的人類身心。而語言，正是這一大堆“獨特”東西的出色代表。
（摘自《羚羊與蜜蜂：眾生的演化奇景》，作者：陶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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