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国内统治阶级和民族内部的封建势力,对“蒙郭勒津”人民群众实行残酷的压迫。面对重重压迫,广大“蒙郭勒津”人民群众,进行了不屈不挠、前赴后继的英勇斗争。
1860年,土默特左翼旗的人民群众,由于不堪忍受封建王公的欺压,掀起了“老人会”反封建斗争,历时五年之久,沉重的打击了封建统治阶级。清朝统治者和蒙古封建王公,无视群众死活,征收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搜刮民脂民膏。仅“壮丁税”一项,就由原来每丁每年缴纳制钱5吊,增至制钱80吊。摊派沉重的徭役,令属下“阿勒巴图”(被奴役者)出钱、出物、出人力;任意选派随丁,擢拔“俊男美女”,作“包勒”和“媵姬”(家奴);肆意霸占土地,使广大的“阿勒巴图”无可耕之地,无牧放之场。因受到残酷的剥削和压榨,使得群众走投无路。于是各营村的老年人,相互聚会,商允传帖,成立“老人会”,举起了抗差抗租、武装拒捕和索还租物的反封建斗争的大旗。
“老人会”的斗争,以绰金泰、那穆萨赉、齐达拉等人为首,聚众数千名之多。在全旗迅速开展起来。开始时,以“差重地寡”等情,向清朝廷理藩院控告,因未予解决,遂拒绝交纳节年差项。同时向各营村“塔布囊”(原是驸马之意,这里指本旗扎萨克家族。下同)派钱要物,分给贫苦的群众,对于为非作歹的塔布囊加以惩治。由于“老人会”的斗争深入发展,引起了封建王公的极大不安。要求清朝廷派兵查拿,并组织了地方武装团练,配合官兵镇压“老人会”运动。“老人会”武装对付朝庭官兵和地方团练的武装镇压,并屡次打败官兵,取得节节胜利。“老人会”组织广大群众,纷纷拥入有钱富户,索还被其榨取的租物和被掠去做了奴婢的子女,其声势颇为浩大,王公贵族莫敢不从。
后来清潮廷派热河都统、盟长联合派重兵镇压“老人会”。同时采取卑鄙恶劣手段,瓦解“老人会”,抓捕了“老人会”首领,致使运动逐渐走向低潮。至1856年5月,运动始告结束。“老人会”斗争虽然失败了,但他却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王公势力,迫使清朝廷不得不作出让步,革去了旗扎萨克的职务,另易他人。对其他地方官员亦治了罪。在经济上免除了一些差项,定每丁每年交8吊,似订差项地亩条款等等。
清末反帝反封建斗争继“老人会”反封建斗争之后,土默特左翼旗的广大农牧民抗租抗差,打击地方官僚势力的斗争,此起彼伏。清光绪十七年至十八年(1891-1892年),由于连年遭灾,田野禾稼枯黄,颗粒无收。广大人民群众粒米不沾舌唇,以野菜、树皮为生。封建王公统治阶级,不顾人民群众的死活,课以重捐杂税。是年,以乌力吉、马子龙等为首领,面对残酷剥削,饥寒交迫的境遇,忍无可忍,率领蒙汉族群众,组成数百人的“养命队”,进行反饥饿斗争。他们杀富济贫,抗击官兵,又一次给封建统治阶级以沉重打击。
大巴东苇子沟飘摇贫苦农民刚布,深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生活极其贫苦。无房住无地种,只能出卖劳力,仅以微薄收入,养家糊口。这种无止境的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生活,使刚布心中燃起了反剥削、反压迫的怒火。1900年,刚布与其子盆申和另一村的若来,聚众百余人,举起了反压迫的旗帜,进行了反封建斗争。首先将本电大地主的粮食分给了当地贫苦者,进而又打击了旗扎萨克的地方官吏。斗争不断深入开展,后辗转活动于苏鄂公旗南部、扎萨克图旗东南的图胡莫地区,沉重地打击了清朝廷的地方势力。
1905年,蒙古旗兵莫凌阿,目睹王公贵族利用旗武装,欺压百姓,扰害无辜民众,非常痛恨封建统治阶级,于是举行武装起义。起义队伍由最初30人,很快发展到200余人。旗扎萨克曾3次派兵镇压,均被起义队伍击败。转战全旗,打击富豪,救济贫苦百姓。以后这支队伍又转战到通辽、白城子一带,与陶克陶的进步队伍汇合。1904年,日俄战争在东北爆发。沙俄侵略者对富饶的东北,垂涎三尺,疯狂掠夺东北匕财富。沙俄侵略军在东北各地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深受战争创伤的阜新各族人民,对沙俄侵略者深恶痛绝,决心驱赶外帝国主义。居住本县聚将屯的海龙,不堪忍受外侮,对沙俄的入侵,义愤填膺,亲自组织周围60多个村庄的各族群众,奋起反抗沙俄侵略军,给沙俄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屈服于帝国主义压力的旗扎萨克,连续发出几道命令,令其罢兵弃戈,使沙俄侵略者任意宰割。海龙宁肯受扎萨克之处罚,但抗击沙俄侵略者的意志更坚强。沙俄侵略军将其信宅焚烧尽光,他仍置自己得失于不顾,同沙俄侵略军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表现出了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武装侵略我国东北,从此东北人民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了。1933年4月,阜新亦沦陷于日本帝国主义铁蹄的殖民统治之下。日寇人侵阜新以后,为加强其殖民统治,设立伪“治安维持社”,委派县府、旗府的参事官、警察指导官,直接掌握政治权力。并采取“以华治华”之殖民统治政策,豢养、利用为其效劳的忠实奴才、地痞流氓之社会渣滓,勾结上层统治集团,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进行残酷、野蛮的黑暗统治。为严密控制人民群众的反抗,日伪特务、警察密布于全县每个角落,对各族人民的思想、言论和行动,进行秘密侦察和监视。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闲谈议论,被视为“政治犯”、“思想犯”而惨遭屠杀。抓劳工、征国兵,是日寇惨绝人寰、残害青壮年的最恶毒的殖民统治政策之一。劳工所遭遇的灾难是极其悲惨的。在孙家湾“万人坑”中,为日寇流尽血汗的劳工被活埋。人们称劳工是“去时为活人，回来是鬼魂”。当时劳工九死一生,纵有生还者,亦皮肉不全,筋骨折断,奄奄一息。1938--1945年8月间,全县出劳工40000余人,有成百上千的各族兄弟惨遭涂炭,有多少家庭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政治上残酷压迫,在经济上亦实行疯狂地掠夺。在农村,首先以废除地契、改发大照之手段,全面控制土地。并以此照,强迫农民交“出荷粮”。从1940年到1944年,全县每年被掠夺出荷粮近3500万千克。棉花五万多担,羊毛700多担。同时还要征敛各种苛捐杂税。对广大群众的日用生活用品实行“配给制”。群众可怜得连一根火柴、一根线、一尺布被发现就视为“经济犯”,轻者被毒打,重者死于非命。日本帝国主义侵略阜新,惨无人道的撒布细菌杀人。致使县境旧庙地区,鼠疫多年流行。到1946年,仅好力根皋一屯,由于流行鼠疫,1个月内死亡96人,占全屯人口总数的40%以上,造成了极为严重的恶果。除此而外,日本帝国主义还严重摧残我民族文化和民族意识,灌输“中日亲善”、“大东亚共荣圈”、“王道乐土”等殖民统治思想,对学生进行“国民训”,以棍棒纪律,强行进行奴化教育。遭受日本帝国主义血腥镇压的全县各民族各阶层的广大爱国民众,同仇敌忾,不断奋起反抗,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阜新抗日首领苑九占,早年投身绿林。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东北三省后苑九占不甘心当亡国奴,便把枪口对准了日本侵略者。苑九占在东北抗日义勇军第一军团第一路军任第二支队副支队长,归兰天林部。1932年初,在大郑线秦屯车站,在郝屯、八道壕等地,不断伏击日本侵略军,歼敌众多,缴获多种军用物资。在凌河车站奋力攻击驻守日军,击毙日军守备队队长中尉中村四郎和满铁社员谏山准一等20人。苑九占同抗日队伍刘振东部、王振部、李树珍部、老梯子部等,紧密配合,机动灵活地打击日军和伪军,屡挫敌锋,震动了日本侵略者中枢,成为日本侵略者的心腹大患。日军悬赏500块大洋,辑拿苑九占。1936年以后,苑九占重整抗日队伍,与他部汇集成千余人的队伍,活动于朝阳、库伦、阜新、彰武等地。1939年2月被日寇杀害。苑九占的抗日行动,表现了坚贞不屈的爱国者的英勇气概。
当时,还有从北满和通化辗转来到阜新的贾秉彝、田霖、英若愚及其率领下的两千余人的抗日义勇军。于1933年3--7月,先后在孙家湾、福兴地、旧庙、务欢池、他本扎兰、大板、平安地、周家店、招束沟、泡子、红帽子、八家子、县城附近等地开展抗日活动。尤其是在大巴、沙拉一带,给日本侵略者以狠狠打击,大长了中国人民的志气。这支义勇军的战士,都佩戴着红地白边黑字的臂章,上面写着“平倭讨逆,救国救民”。由于军纪严明,爱护百姓,受到群众的欢迎和支持。他们不但寻机痛打日本侵略者,而且到处散发“誓死保卫祖国”,“决心抗日,还我山河”,“任做刀下鬼,不当亡国奴”等传单,宣传抗日,发动群众参加抗日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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