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6月29日基辛格在莫斯科參加俄前總理普里馬科夫的紀念論壇，“順便”見了普京。在一年以後，美國媒體上卻煞有其事的報道：基辛格是帶著特朗普的囑託去的，基辛格一直在幫特朗普籌劃改善對俄關係，他甚至建議總統下一盤“聯俄抗中”的大棋。從基辛格的過往所作所為來看，這位“中國人民老朋友”會不會提出這樣的計劃呢？
在上世紀60-70年代，國際局勢對美國有若干不利之處。自20世紀以來，60年代後期標誌著美國外交政策最有爭議和最雜亂無章的時刻。美國在越南的衝突越發顯得弄巧成拙，使美國背離了它在世界上應該扮演的角色，並摧毀了一個總統任期。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的外交政策癱瘓了。
當新當選的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和他的國家安全事務特別助理亨利·基辛格，承諾用新“緩和”政策姿態取代60年代後期的癱瘓狀態，以重新建立美國在全世界的影響。基辛格作為緩和的日常管理者，其名聲與人們對外交成功的期盼一樣，在1972年達到了頂峰。在那不平凡的一年裡，他和尼克松總統2月訪問了中國，5月訪問了蘇聯。美國將對中國有計劃“開放”的聲明，和基辛格為尼克松訪華做準備的秘密北京之行“震驚了世界”。
這預示著在二十多年的疏遠和鬥爭後，中美關係進入了一個友好的新時代。中美政府的聯合聲明作為尼克松1972年2月28日訪問的總結(“上海公報”)，認可了兩國間的和平關係，並且在合作解決地區糾紛上達成了一致。儘管與臺灣的反共產主義政權有很深的聯繫，但尼克松政府還是承認中國共產黨為中國大陸唯一的合法政府。這個在外交承認上的關鍵變化，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在聯合國第一次代表“中國”出席，以及幾年後中美建立“正常”的外交關係，奠定了基礎。中美間緩和而非冷戰中傳統的仇恨，確保了亞洲地區的穩定，並保證了華盛頓在與北越和蘇聯的關係中的新影響。
莫斯科的領導層著實被尼克松和基辛格訪問中國的舉動震驚了。當時蘇聯駐美國大使阿納託利·多勃雷寧回憶道，他的政府“甚至都認為不存在華盛頓和北京和好的可能性”。“當接到尼克松計劃訪問中國的消息，並且這次訪問甚至可能早於尼克松在莫斯科峰會上與勃列日涅夫的會面時(事實也正是如此)，沒有人比克里姆林宮更感到吃驚和困惑。”
在一次訪談中，基辛格談到了自己的成功。他表示：在我成功的方法中，中國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可是，那並不是最主要的一點……最主要的一點源自於我總是單獨行動這個事實。美國人對這點極為欽佩。美國人佩服騎在馬上獨立帶領穿越荒漠的旅行隊的牛仔。他也許連一支手槍都沒有帶，他只是行動，這就是他所做的一切:在正確的時間指向正確的地方。就像一個西部傳奇故事一樣。
在這個歷史性時刻，基辛格既是一個英雄，又是一個壞人。他精心策劃了其中的許多行動，使得緩和成為可能，但他的成就也給美國的國際角色提出了棘手的新問題。基辛格後來成為民主黨和共和黨共同攻擊的對象，理由是在追求國際穩定的同時，他和緩和政策犧牲了美國人的理想。同樣，人權運動人士和膽大的保守派人士譴責緩和政策缺少道德原則，他們的證據是所謂的美國對中蘇的綏靖、在越南可恥的失敗以及美國對拉丁美洲、非洲和中東野蠻獨裁者的支持。許多基辛格先前的仰慕者相信，他把這個國家放到了歷史的錯誤一側。
事實上，早在基辛格年輕移民到美國時，對美國就有矛盾心理。一方面他很欣賞美國的科技、工作節奏和美國式的自由。建國曆史這麼短，成績這麼大，令人震撼。只有在那些非常安全且沒有經歷過嚴重危機的國家才有可能發生這樣的奇蹟。另一方面，基辛格對美國粗俗、無知、膚淺大為失望。他不喜歡的美國那種對待生活隨意的態度。沒人會提前考慮下一分鐘會怎樣，沒人有勇氣正視生活，他們總是知難而退。美國的這種膚淺是會造成直接社會問題的。無數研究著作已經證明，基辛格對美國虛幻的道德核心的威爾遜式外交主義嗤之以鼻。
因此，我們既要看到基辛格現實主義外交的“非道德性”的狡猾，和美國特朗普政府為了“美國再度偉大”在目標上的一致性，也要看到基辛格外交在美國整體外交政策中的矛盾性和侷限性。特朗普可能比尼克松更為現實，但並不意味著基辛格式外交能夠在特朗普政府死灰復燃。從某種程度看，如果單純糾結基辛格的所作所為，無論是對於中國還是美國，都是刻舟求劍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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