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这句话出自明末清初著名的湖南衡阳籍大学问家王夫之《读通鉴论》梁武帝卷十七这篇所写的读书笔记，其意思是统治者如果施行申（不害）、韩（非子）所主张的严刑酷法，压制士人，那些被统治者、民众，就只能从虚玄的老庄和佛教中寻找心灵安慰了。或者说统治者如果用严厉的律法统治国家，老百姓就以清净无为来对抗。
王夫之
“申韩”都是法家的代表人物。 “申”指申不害，他是与商鞅同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思想家。商鞅是法家的代表，申不害也是先秦以重“术”著称的法家代表人物，世人尊称他为申子。他在韩国为相15年，帮助韩昭侯推行术治，使韩国“内修政教，外应诸侯”，成为战国七雄之一。
“韩”指韩非，世称“韩非子”，他原为韩国贵族，与李斯一起师从荀子。他比较各国变法得失，提出“以法为主”，将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慎到的“势”集于一身，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
尽管韩非在秦国遭他师兄李斯嫉妒、陷害，在狱中被迫服毒自尽，但是后来他的思想还是被秦始皇所重用，他所创立的法家学说也为中国第一个统一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诞生提供了理论依据。
韩非子
“佛”不用说，当然是佛陀、佛教，“老”就是“老庄”，即老子和庄子。老子著有《道德经》（《老子》），庄子著有《南华经》（《庄子》），庄子实际上是继承发展并且自己个性化地解读、阐释老子的思想，其看法精炼独到、卓尔不群，故而后人把他与老子并称（类似孔孟并提），一起成为道家学说的代表人物。
道家主张“清静无为”、“顺应天道”、“逍遥齐物”等，其核心思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后世就用“老庄”来借指道家学说。
王夫之是与黄宗羲、顾炎武并称的明末清初的三大思想家之一，因晚年隐居于形状如顽石的湖南衡阳石船山，后人称之为“船山先生”。他在哲学、史学、文学、美学等方面都有很深的造诣，作为湖湘文化的精神源头，王夫之与黑格尔并称东西方哲学的双子星座。
王夫之
王夫之在学术上反对程朱理学禁锢思想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认为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提倡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
作为一个“礼乐教化”立身的大儒，王夫之一贯反对法家的酷刑峻法，认为酷刑峻法只会激起人民的反抗统治，而提倡礼乐教化治民，即从思想上改造、教育老百姓，所以他对于张居正、王安石等人推行的用严格的行政考核手段来执行政策是颇不以为然的。
在他看来，老庄、浮屠（佛教）、申韩（法家思想）是古今之大害，尤其是这三者互为表里、互相勾连的话，造成的祸害更大，可以说是毁亡社稷、荼毒民众的罪魁祸首。统治者如果靠严法峻刑压制士人，实际上是一种“懒政”，贪图速成而不愿意聚沙成塔、润物细无声式的深耕细作、逐步推进。其结果必定是法家的苛刻刻薄导致民众不愿意服从，那么士人只有用佛教、道教思想来麻醉自己，借“玄虚”以逃避责任，从老庄玄学或佛教禅宗中寻找安慰，从内心反抗朝廷的统治，最后造成“民之弱者死，强者寇，民乃以殄而国乃以亡”。
我们以明清两朝兴衰存亡历程来看，确实存在上层采取申韩之术、严刑苛法导致士人、官员的"清静无为"，以致社会伦理驰费、民不聊生，最后农民军揭竿而起状况。历史上很多时期也发生过君主甚察苛责，百官遁入佛老，求得精神上的慰藉的现象。
在封建社会的历史长河中，以申韩之术待下，老庄之道待上，申韩之权求治，庄周之滑处乱普遍存在。在上者指鹿为马，在下者难得糊涂。专制王朝常以剥夺臣民自由而厉行法禁来维护“纲常名教”，以“罢黜百家”来“独尊儒术”。
但“罢黜百家”只能导致假话泛滥，分裂型人格大行其道；厉行苛法往往造就一批犬儒。法禁一旦松弛，社会大众一夜之间便由申韩转向老庄，从“存天理灭人欲”的高调一下变而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极端私利，“逍遥痛快”地大纵其欲，从而礼崩乐坏、纲常扫地是必然结局，甚至痞子行为盛行。
在封建专制下，统治者灌输那一套他们自己都不相信的理论和原则，他们只把那些理论和原则当做维护权力的手段以及镇压反抗的借口；在被统治者方面，当他们一旦意识到自己在冠冕堂皇的旗帜下实际上处于被愚弄被压迫的境地，很容易转而对一切“真善美”失去信心，他们就可能彻底放弃理想和追求，甚至反过来嘲笑理想，嘲讽追求。
所以王夫之认为佛教之害，在于与老庄混杂一处，祸乱人心，荡而丧其志。迷惑了那些不明真相的读书人，乱了世道人心。于是就出现了“无善无恶”的“良知”说，出现了“事事无碍”的“率性”说，出现了“无所不为”、“随类现身”的“方便”等等。
历史推进到当代，近年流行一个词“佛系”，如佛系生活、佛系青年、佛系恋爱、佛系追星、佛系男生、佛系恋人等等。其意思简单来说就是皈依我佛、看淡一切，不焦躁不执著；以平和的心态去面对人生百态，不动怒、不吵架。“佛系”跟宗教没有必然联系，只是借用这个名词，表达一种“有也行，没有也行，不争不抢，不求输赢的心态”。
佛系生活是否与王夫之所说的“其上申韩者，其下必佛老”相关呢？其实我们也可以做一个“佛系回答”：或许相关，或许无关，懒得深究！真要深究又如何？
当今社会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当然没有封建专制、严刑酷法的压迫，自然没有必要用“佛老”之术来消极应对，那为什么看上去近乎“佛老”的佛系状态又大行其道呢？
佛系生活出现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现实压力太大。当今社会科技迅猛发展、以住房重负为核心的经济压力、婚姻、教育学历、子女成长就学等等很多事情我们无法主宰也无法反驳，只能有限参与或能默默的看着事情的发展就好，对事情的发展持放任自由的态度，心情也不会因为外部情况受到太大的的变化。
佛系也未必是一种消极和绝望，反而可以看做是一种基于90后、00后表面顺从下内心的倔强。生活并不需要时时保持高昂的、浓烈的情绪，平静和温和是一种出现频率更高的常态，是力量积蓄以备在此冲刺的过程，也是我们遇到很多落差之后由愤怒、厌恶等极端强烈的情绪逐渐转变为一种温和的释然。这种佛系，说到底是一种千帆过尽后的成熟。
总体上看，当今青年人正处于事业的上升期，压力较大，对现实无奈、无法反抗或者不想反抗，但是内心中仍有不甘。一方面是现实，一方面是心中的理想。理想暂时太远，现实还处于适应阶段，两面夹击之下出现了心理学上说的认知失调，身心疲惫之下出现了暂时的迷茫。于是有了这种调侃、自嘲的佛系状态。
再回到题头，当代青年的佛系状态不是“申韩”导致的“佛老”应对，但是当代社会的各种系统压力或许比“申韩”更大更复杂，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佛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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