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教育出版社编审 方鸿辉
努力编好供师生阅读的科学素养读本，也是上海教育出版社重要的选题方向之一。
60年来，在科普读本的出版上，上海教育出版社始终遵循本土原创为主，引进译介为辅的路线，出版了大量双效俱佳的科普图书。从20世纪80年代的《华罗庚科普著作选集》《宇宙密码》，90年代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到2000年后陆续出版的“科苑撷英”丛书、“通俗数学名著译丛”，再到2010年后的“科学的力量科普译丛”、“科学的故事”系列、《自然趣玩屋》等，均在社会上产生较好的口碑，获得了丰厚的双效益。
60年来，我社的科普出版选题方向与思路还是比较清晰的，那就是要保护好科普图书的出版生态，坚信“民族的才是国际的”“科学须与人文融合”“科普为教育服务”“科普为创新人才培养效力”等理念。我社曾花大力气，抢救性采集了科学大家的学术传承资料，尽可能多地为我国杰出科学家塑造群像，以振奋民族的科教自信心。
比较有代表性的事件就是从1990年起策划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通过与中国科学院合作，我们于1996年6月在两院院士大会上首发的这部收集了500多位院士亲撰文稿的皇皇巨著，引起国内外50多家主要媒体的关注和报道，多家报刊和广播电视台还专门开设专栏予以连载（播）。紧接着编撰的青少年版《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及《中国工程院院士自述》每本均连续重版，印数高达数十万册。此后又出版了《科学的道路》（上、下册），这些科普读本出版后曾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及上海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荣誉。
当年提供文稿的德高望重的老院士，如今不少已仙逝了，这些流泻于笔端的科学真情以及对科学家心路历程的记录，已成世纪绝唱，作为高扬中国科学家科学风貌和人文精神的不可多得的巨著，为我国乃至世界科学文化积累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记得2015年，笔者很惭愧地获得“中国好编辑”荣誉后，曾收到百道网记者的一份书面采访提纲，其中有一个提问：能否说一段至今还让你兴奋的编辑故事或体验？
我的回答是：
1995年年初，由我策划的《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文稿已收到近500篇，可是有几位泰斗级大家却迟迟没有回音，譬如神经生理学家冯德培院士（因患病住在上海华东医院）。经多方联络，4月初冯夫人来电，让我直接去病房探访。当我把慰问和来意直陈后，冯院士疲惫地说：“你们媒体应把视角多关照百姓。我前几天刚被抢救回来，对科学家来说，时间太宝贵了，我病愈后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实在应付不了我的自述文稿……”
其实，早在1982年4月，胡耀邦同志给华罗庚的信中就曾说道：“几十年来，你给予人们认识自然界的东西，毕竟超过了自然界赋予你的东西。如果自然界能宽限你更多的日子，我希望你能把你一生为科学而奋斗的动人经历，以回忆录的形式写下来，留给年轻人。你那些被劫走失散的手稿中的一些最重要的观点和创见，能不能夹在其中叙述呢？完成了它，我认为就是你在科学上的超额贡献了。”
我们当然也期盼冯院士能在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做一些“超额贡献”。
一切似乎不必多言，我只能匆匆告辞。
第二天，冯夫人来电：冯先生已决定用最近将要出版的一部著述中的一大段话作为他的自述。我立即兴奋地把这个信息报告中国科学院学部联合办公室。谁知道，仅过了4天（4月10日），《人民日报》就刊出了冯德培院士逝世的讣告。这太令人震惊和悲痛了。现在收录于《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的冯德培院士的自述，就是这篇被“抢救”出来的文稿。
这件事已过去20年了，至今仍十分清晰，如同昨天刚发生一般。《中国科学院院士自述》中收录的院士，凡1955年选聘的、1957年增补的、1980年增选的，大部分都已谢世，当年策划并编辑的这部皇皇巨著确实成了一部“绝唱”，在科学文化的传播和积累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
我的这个故事是想告诉各位年轻的媒体同仁：积累文化是出版人的天职，而“抢救”又是积累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人类的许多文明成果在悄悄地流逝，如同濒危动植物一般，亟需文化工作者有清醒的认知和作为。作为出版人，我们既要处理好创新与继承的关系，也要花大力气做好“文化抢救”工作。眼下的口述历史劳作，能从健在的古稀老人可贵的记忆残片中，记录并保存那些历史的真相，那可是无价之宝啊！在文明之链出现断裂后，凭后人再合理的推断或高明的臆测去补续，也总有造假之嫌。对不善于舞文弄墨的科学家来说，尤其需要出版工作者做有心人，主动去做这些科学史（尤其是一些学科史）的抢救工作，这对科学文化的积累与保存乃是功德无量的大好事，也为当今的青少年成才之路竖起前进的标杆。当然，这就要求出版人少掺和功利的杂念。眼下，我们正在大力推进的万众创新，这毕竟要有“根”，也要有“人文导向”啊。
很可惜的是，当初进行选题策划时，一是要陆续出版除自然科学家以外其他各行业大家与名家的自述，诸如科学家自述、文学家自述、教育家自述、艺术家自述、军事学家自述、经济学家自述、法律学家自述等（很遗憾我们后来只是相继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自述》《中国当代作家自述》）；二是想用录音、录像等图像与视频手法保存这些泰斗级大家珍贵的声像资料与风采，以及他们的墨宝，可都限于当年的人力物力，均未能实现。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遗憾。
几十年的科普编辑工作，让我们越来越感到肩头责任的重大，但也越来越感到出版目标的清晰。教育出版该为文化积累尽力，该为教育服务——培养时代需要的创新人才。说得具象一点，就是要让我们的读者明白“为什么”以及“怎么样”做人做事做学问。始终坚持做人第一。有了“立德树人”垫底，做事就势如破竹，毕竟事在人为嘛！至于“学问”，除了掌握知识、方法、能力之外，应该将“学”与“问”拆分，学是学，问是问，会学未必会问，要真正做到“学以致问”，中间的环节和渠道——“思”，是必不可少的。这一点《论语·为政》中“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已说得很明白了。只有思考了，才会有疑问；质疑了，创新也就萌芽了。因此，我们的科普编辑必须要为培养有人文情怀的创新人才而继续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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